引言：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尽管希腊人对战争绝不陌生，但这场浩劫仍给他们造成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最为著名的战争之一，尽管那时的希腊人对战争绝不陌生，但这场旷日持久、规模庞大的浩劫仍给他们造成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如此描述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
“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的历史，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
“战争是一个粗暴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性情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加以改变，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的意义。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周到的等待时机，被看作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儿气概的表现；一个人能够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疯狂的暴虐变成了男儿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耍阴谋成功表明一个人头脑精明，而识破阴谋则表明他更加精明。但是不想做这两种事情[1]的人就被认为是分裂你自己的党派，害怕反对党。”
从这三段话中，不难看出修昔底德的痛心疾首和希腊人的深重苦难。
这场战争不仅是当代希腊人的切肤之痛，也吸引了众多后世史家的目光。对于后人而言，除开精彩的战争过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原因也颇有研究价值。在希腊人走向战争的道路上，随处可见丰富的政治与外交斗争。正所谓以史为鉴，这些历史事件在如今已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著名素材——而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2]理论更是将修昔底德和他所记述的这场战争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过，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原因，尽管有着大量的研究，今人却仍未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事实上，对于这个原因为何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笔者无力提出自己的观点，因而在此文中，只得退而尝试梳理战争爆发前后历史的大致脉络。
众所周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也是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3]间的战争。因此，要理清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应当从了解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提洛同盟开始。
在这两大同盟中，以伯罗奔尼撒同盟出现更早，为叙述方便，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从这一同盟开始介绍。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中，作者唐纳德·卡根化用了伏尔泰的言论，来形容这个有些名不副实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热衷于使用悖论修辞的历史学家——如伏尔泰（Voltaire）——说，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亦非帝国。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评价伯罗奔尼撒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并且严格说来，也不是仅限于伯罗奔尼撒人参加的同盟。 ”
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这个同盟中各成员间的关系非常松散，冠之以“同盟”“联盟”之名并不合适。古人通常将这个组织称为“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及其盟邦”（“拉栖代梦”即斯巴达这个国家的官方名称），而在现代，“伯罗奔尼撒同盟”一称已经约定俗成。二来，这个所谓的同盟中有的成员来自科林斯地峡以北，不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色资料中说的“伯罗奔尼撒”应该就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境内，也就是说，这些城邦的人不是伯罗奔尼撒人。因而，唐纳德·卡根的论断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运作机制，不同学者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的是，斯巴达在这个同盟中居领导地位，而这一点对它的长治久安颇为重要。
斯巴达虽然强大，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内忧外患。大体上讲，在外患方面，同样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阿尔戈斯是斯巴达传统上的大敌；而内忧则来自斯巴达国内被称为“希洛人”（Helots，又译“黑劳士”“希洛特”“赫罗泰”）的被压迫阶层。
在拉栖代梦这个国家里，各色人民大致可以划成三种：斯巴达人，有公民权，居统治地位，称为“斯巴达公民”或“平等者”；皮里奥西人（“皮里奥西”系“Perioeci”的音译，这个单词也意译作“边民”），地位低于斯巴达人，有人身自由，但没有公民权，也叫“半自由民”；以及希洛人，他们是地位最低的那一种。
希洛人没有斯巴达公民权，甚至不是自由人，他们是处于斯巴达公民社会之外的“外来者”（outsiders）。许多人认为，希洛人是被斯巴达人用武力征服的。他们被迫为斯巴达人劳作，过着非人的生活。斯巴达人为了让他们记住自己卑贱的身份，每年都会例行鞭打他们一次。还会强迫他们穿上兽皮衣和皮帽等代表下等人身份的羞辱性服装。甚至斯巴达人建立了一套名为“库普提亚”（crypteia,一般译为“秘密警察制度”）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内容是派遣战士杀害希洛人，一般是秘密进行的。不止于此，在每年的秋季，斯巴达新一届的监察官委员会在上任以前会向希洛人宣战，将希洛人置于军法的管制之下，从而令斯巴达人有权在认为有必要或有需要的时候随意地杀害希洛人，而不必有任何罪恶感。因此，古典作家对希洛人的记载多以“奴隶”记述。[4]而且，即便是在大量使用奴隶的古希腊，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奴役仍被认为是非常严酷的。
希洛人并非没有力量，事实上，他们的数量大概是斯巴达人的七倍（一说大概是十倍）[5]。他们也并非没有血性，《伯罗奔尼撒战争》（唐纳德·卡根著）一书提及了一点，就是一位熟悉斯巴达的雅典人声称“黑劳士对斯巴达人恨不得寝皮食肉”。因此，希洛人发动了大量的起义来反抗斯巴达人的暴虐统治，成为斯巴达国家的心头大患。同上书告诉读者：“尽管军力上具备优势， 斯巴达人却通常不愿意打仗， 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军队离家期间， 黑劳士会趁机造反。 ”对于以武力闻名的斯巴达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有时，内忧和外患会合为一体。《伯罗奔尼撒战争》称：“斯巴达人始终担心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其他敌人联手， 尤其害怕阿尔戈斯援助黑劳士起义。 ”可见，斯巴达人有必要确保希洛人不会与外国联手。
为了对付内忧外患，自公元前6世纪起，斯巴达人选择了借助其它城邦的力量，建立了以自己居首位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盟中的盟友都各自通过单独的盟约与斯巴达建立关系。与各个城邦结盟的过程并非是完全的你情我愿，为了与其它城邦签订盟约，斯巴达人敢于动用武力。最终，一个松散但强大的同盟应运而生。斯巴达和同盟一道应对阿尔戈斯的威胁，并要求各个盟友不得接纳逃亡的希洛人——这个要求应该是为了防止希洛人和外国人合作。所有的盟友都答应“拥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她们将永远追随拉栖代梦人”（“她们”指这些盟友），也答应不会接纳逃亡的希洛人。
论文《同盟政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认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对斯巴达来说最大的红利就是国家安全的维系，即对黑劳士阶层的防范。”这篇论文指出，斯巴达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与他国签订盟约时，就规定了该国不得接纳逃亡的希洛人，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说公元前6世纪当斯巴达实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还需要盟国给予这方面的保障，那么在斯巴达国力明显下降、黑劳士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就更离不开盟国的相应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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