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俄时期，除去死刑以外，对于忤逆沙皇严苛法条的人的最高刑罚，便是流放西伯利亚。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一书当中，被流放的作者这么描述：“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与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泪控诉，揭开了流放制度罪恶的一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死屋手记》
但是，翻开史书却会发现，尽管流放这个事实本身残暴不堪，沙俄对于流放者的管理却是相对松懈的。列宁在流放时可以自由地写作、可以打猎、游泳。除了不能离开这块广袤的流放地，列宁的生活是非常自由的。十二月党人，作为尝试推翻沙皇统治的一群贵族，在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之后，也获得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管控，不仅可以免去做工，在这段被流放的时间里，他们还在学术上、文化上造诣颇深。
列宁在学习和工作
最严酷的刑罚，却有着宽松的管控。这是为什么呢？
沙俄的流放制度
14世纪左右，俄罗斯曾经被蒙古的金帐汗国所统治。在16世纪之后，蒙古人势力衰微、东退，俄罗斯人便趁机越过了乌拉尔山东进，填补蒙古人留下的空白。1598年，蒙古的西伯利亚汗国的大汗被俄罗斯人杀死，西伯利亚正式成为了一片“无主”的土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推进，自此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了。
从1598年到1658年，短短一甲子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将自己的控制范围向东方推进了近10,000公里，直到距离北美洲不远的白令海峡岸边。
俄国扩张示意
这片巨大的、空旷的新征服土地上，直到18世纪也只有约35万人。虽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且西伯利亚直接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相连，但是俄罗斯的君主依旧将西伯利亚看作是一处居于俄罗斯社会、生活之外的土地，是“一个超出帝国想象边界的世界”，因此，西伯利亚被沙皇看作是一处可以将杂质驱逐至那里以维护帝国的“健康”的地方。
被称为“没有屋盖的监狱”的西伯利亚。图为西伯利亚哈马尔达班山脉 来源.Pexels
于是，无数人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流放成为了一种维护俄罗斯君权的手段，是充满仪式感的。在18世纪，女沙皇伊丽莎白用“公民权死亡”取代了绞刑，即剥夺罪犯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流放西伯利亚，并宣布这是沙皇的恩赐。
通常，流放之前的步骤是这样的：罪犯在市场上被宣判死刑，把他带到行刑台上，刽子手就位。在刀即将落下之前，沙皇的使者突然快马赶到并宣布死刑取消，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重刑犯，通常都是感激涕零地听完沙皇的使者的这段话的：“我们伟大的君主对他显示了怜悯之心，恩赐他生命而不是死亡。”
17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俄国旅游的时候，在圣彼得堡参观了这样的一次行刑。他之后感慨道：将死刑改为流放，意味着俄国君主的权力不仅仅在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还在于赐予一个人的生命。通过上文所描述的先宣判死刑，再改为流放的操作，一个人的生命重新被沙皇所给予了。
沙皇皇宫冬宫 来源.Pexels
剥夺公民权并流放西伯利亚，对于俄国的上层阶级来说，是相当令人羞愧、耻辱的。不过对于俄国的下层阶级来说，由于“他们对公民权这种崇高的情感无动于衷”，因此俄国对下层的罪犯还要在流放前施加在面部烙印、使用皮鞭鞭打333下、用烫热的钳子将鼻孔撕裂的刑罚。
在被宣判流放之后，迎接流放者的是长达上万公里的旅途，和长达数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
如今，我们还可以在距离沙俄首都圣彼得堡1800公里的叶卡捷琳堡西郊、乌拉尔山的分水岭上看到一座界碑。这座界碑西侧刻着“欧洲”，东侧刻着“亚洲”。对于流放者而言，越过这座界碑象征着与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告别。许多人在这座界碑前哭泣，最后一次亲吻欧洲的土地，并抓起一小把欧洲的黑土揣在衣兜里。这一把黑土，是罪犯们与故乡仅存的一点联系。
如今重建的欧亚界碑，位于叶卡捷琳堡 来源.Pexels
界碑之外，是君权的真空
流放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惩罚措施，在沙俄时期，流放在沙皇心中更多的是一种开发殖民西伯利亚荒原的手段。
18世纪后期，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女沙皇规定，施加给流放者的肉刑不能过于残酷以致残疾，而是要保证流放者的劳动能力。19世纪初期的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制定了一套章程，用以规范流放制度，要求在流放时需要为流放者提供足够的衣物、食物，并且在流放沿途每隔约30公里修建一个能够洗漱、饮食的驿站供流放者休息。
叶卡捷琳娜二世雕像 来源.Pexels
但是，随着流放者数量的大大增加，这些规定不能够被很好地执行。沙皇的统治之下，凡是稍有忤逆国家政策的便会被判处流放，同时工厂、矿山，地主、修道院等等都被赋予了流放“表现不当”的人的权力。结果就是，在整个19世纪，西伯利亚有将近30万流放者，而整个俄国也只有约4000万人。
而沙俄的君权在西伯利亚，则是处于几乎失效的状态。
一方面，沙俄政府在西伯利亚的人员数目严重不足。
在1900年的一份统计当中表明，对于沙俄4000万的人口，政府只配备了约9500个治安官和警佐。沙俄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力，几乎完全交给了地方上的乡贤、地主与教士。流放路途中的政府官员，对于管理流放者力不从心，不为流放者提供基本的物质供给。为了管理流放者，沙俄政府招募了一批哥萨克人护送流放队伍。但是天高皇帝远，这些哥萨克人经常会为了钱财私自释放罪犯，更谈不上看守流放者了。而且，这些来之不易的看守者们，也常常处于缺编的状态：沙俄政府官员计算，要想维持最基本的对流放者的看守，需要在西伯利亚安排至少2880个哥萨克士兵；但是实际上这个数目是1825人。这些政府官员、看守和哥萨克人士兵素质极差，他们贪污流放者的衣物、食物，盗窃流放者的财产，并对流放者实施公然的虐待，甚至将流放者当中的女性强拉做妓女。
图为摄于1890年代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
另一方面，西伯利亚恶劣的环境导致了流放的后勤难度巨大，对于沙俄这样一个国力较弱的国家来讲，很难将流放做好。
西伯利亚在大铁路建成之前，与欧洲部分的沟通仅仅依靠一条狭窄的驿路维持，从乌拉尔山山脚的秋明和托博尔斯克出发向东走到流放地（例如雅库特），常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条道路夏天的时候尘土飞扬，蚊蝇飞舞，骄阳似火，令人窒息；春秋时期，连绵的雨水将这条路变成了一个泥浆地狱，完全无法行走；只有在冬天动辄零下40℃的气温，将土地冻踏实之后，才能让这条道路勉强通行。物资供给只停留在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流放章程上，事实上流放者们缺衣少食，痛苦不堪。
俄国流放线路示意
就是今天西伯利亚地区的公路，也没好到哪去。来源.Pexels
面对这样恶劣、无人管护的状态，流放者们自发成立了“罪犯协会”，以争取生存。
在踏上漫漫流放路之前，罪犯协会会筹集一笔共用资金，由会长控制，每个流放者都必须出钱。这笔钱主要用于向沿途的官员、押送者行贿，用以获准沿途乞讨。罪犯协会也会和押送者达成协议，押送者违反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流放章程，在城市之外将流放者的脚镣取下，而流放者则承诺不会逃跑。因此，流放者通常对于追查逃跑者比押送者还要热心。
“民主共和国”与“库库什金军队”
沙俄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鸿沟，即便是在距离沙俄首都10000公里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也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样是被流放，同样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失意的贵族和落魄的农民所受的待遇，也是完全不等的。
俄历的1825年12月，一群沙俄贵族在参加了反法战争之后受到法国“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感化，试图起义推翻沙皇统治。起义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掌握枪杆子，理所应当地失败了。1826年7月，这群被后世称为“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肩上的军衔被撕下，腰间的剑被折断，穿上了囚服，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服苦役。
元老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理论上，这些十二月党人已经是沙俄社会里的“非人”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可以再嫁，孩子可以继承家产。他们应当经受的，是同其他流放者一样的在暗无天日的“刑罚堡”里面拘押、在贝加尔湖畔涅尔琴斯克的矿山之中打钎。但是，他们的身份是贵族，这就使得流放地的官员不敢以这种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们。相反，他们在伊尔库茨克的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甚至于建立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作是“民主共和国”的小社会。
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 来源.Pexels
这些不满意沙俄统治的贵族，本就是志同道合，在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当中之后，更是交流的愈加频繁。有的十二月党人说：“我不在乎我的家庭关系，我们的监狱家庭相对更加诚实、可靠。”他们齐心协力，一起为自己征求利益。当地的百姓有同情他们的，给他们送上食物、建造房屋；负责管理他们的官员，不敢差使他们服劳役，只得自己亲自干活；有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一同跟来，这些妻子利用沙俄官员内心里尚存的一点绅士精神，不断愤怒抗议，逼迫取下了十二月党人脚上的镣铐。有的十二月党人家境优渥，每个月都可获得大笔经济援助，10年中，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一共收到了将近125万卢布。
十二月党人作为反叛沙俄统治的代言人，自诩是民主、科学精神的代表。他们在流放地建立了学校、医院，教导当地的原住民渔猎部落如何种植农作物，对当地进行科学考察，为西伯利亚这片荒蛮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十二月党人在流放地还注重宣传民主精神，向当地农民传播公民社会的意识，大范围地开展社会文化生活，为西伯利亚的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启蒙。
1856年，下令将十二月党人流放的尼古拉一世去世，新沙皇上台并赦免了这些十二月党人。他们回到了圣彼得堡，新一代的进步贵族和学生，把他们当做是“从荒野当中走出的基督”，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所做的科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的研究，为俄罗斯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创了先河，为西伯利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功劳，得益于界碑以东皇权的缺失与管理的松懈。
而一般人——那些不幸的、只是因为“缺乏工作能力”抑或是忤逆了地主和工厂主意愿的普通人们——的流放，就只是一连串苦痛、折磨和离别之悲的组合。这些被流放的普通人们，他们一边感恩着沙皇判处他们流放而不是绞刑、赐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一边默默忍受着来自沙皇和他的走狗们的刑罚和折磨。为了更好地折磨流放者，沙俄专门创造了一种名为“刑罚堡”的设施。
托博尔斯克的刑罚堡，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沙皇的本意，是希望流放者在接受惩罚的同时，能够凭借自己的体力为沙俄开拓、殖民西伯利亚。但是这一切都由于界碑以东那种可悲的权力真空而变了味：在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当中，苦役犯、流放者既没有得到改造，又没有为他们之后殖民西伯利亚而做好准备，这一切都只是单纯地为了折磨流放者。
在刑罚堡当中的管理，没有那么松懈。每个人无时不刻不在被看管，每个人随时有可能挨上一顿无缘无故的鞭打。“长电报”的作者乔治·凯南的同名祖先在俄罗斯游历时参观了一座刑罚堡，为其恶劣得惊人的生活条件和受刑者浑浑噩噩的生存条件感到惊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刑罚堡当中的经历，让他对人性和沙俄社会的撕裂有了深刻的体会，以致其后他的作品专注于人的自我救赎。
不幸当中的一点万幸，是刑罚堡通常只是流放生涯的一个短暂的开始。在刑罚堡当中渡过数年之后，流放者会被释放到流放定居点当中去。到了通常处于西伯利亚小村庄的流放定居点当中之后，唯一能够阻碍流放者逃跑的便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了。监管的官员和当地的居民都迫切地希望流放者逃跑，这样他们既不用为流放者提供食宿，又可以借流放者的名额拿到沙皇政府发放的流放者津贴。
于是，成千上万的流放者逃跑了。他们被称作是“库库什金军队”——“库库什金”是俄语“Кукушка”（布谷鸟）的音译——意指他们受到森林当中无拘无束的布谷鸟的召唤而逃跑。
逃离流放定居点的库库什金军队
沙俄人民对于家乡的眷恋、对于亲人的思念，是流放者逃跑的第一动力。有一位被流放到贝加尔湖畔涅尔琴斯克的流放者，逃跑了三次，每次都被抓住，遭到酷刑。第四次，他成功抵达了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雅罗斯拉夫尔的家乡，劝说自己的妻儿跟从他流放。第四次被抓，他遭受的酷刑更加痛苦，但是他有妻儿相伴了。
而逃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诚然，在西伯利亚，所有本地人都希望流放者逃跑以吃他们的空饷，但是从西伯利亚回到俄罗斯欧洲部分必须要经过乌拉尔山，而乌拉尔山西侧的彼尔姆到处都是沙俄政府的探子，随时准备抓捕流放者获取赏金。沙俄对付流放者的另一个盟友，是西伯利亚严酷的冬天。从春天冻土化开，到秋天第一次霜降通常只有5个月的时间，而从贝加尔湖走到乌拉尔山最少也要半年。流放者一旦没有能够在冬天之前走到乌拉尔山脚，就必须用假身份在某个村庄安顿下来，或者是向沙俄政府自首，重新被关回刑罚堡当中去。
逃跑者被抓住、打死
1917年3月，沙皇政权倒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权。沙俄的流放制度正式崩溃，临时政府宣布对所有流放者大赦。流放似乎成为了历史，但是事实上西伯利亚只是暂时地交出了它的囚犯。很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流放体系，这一次它的名字叫做“古拉格”。俄罗斯的流民、罪犯和政治犯的非人苦难又将开始，他们即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受到比以往更加科学的改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