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民国《绍兴七邑》图,当时绍兴下辖萧山县、绍兴县、上虞县、余姚县(今余姚市之大部分、慈溪市之一部分)、嵊县、新昌县、诸暨县……可以想象:民国绍兴当是“天下巨镇”,比肩首都南京。
民国《绍兴七邑》图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无论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总体而言政治上黑暗,腐败不堪。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民国三十七年(1948)夏蒋经国(1910—1988)曾临危领命,前往上海“打老虎”。当时雄心壮志、一腔热血的蒋经国,组织起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击上海的投机奸商。但是孰料官商勾结,案情盘根错节,异常复杂……官场黑暗已经积重难返。蒋经国“打老虎”最终宣布草草收场,传蒋介石(1887—1975)连声哀叹:反腐败,反吧,要亡党;不反吧,要亡国……
经济上无能,民生维艰。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等主张,从来没有被真正落实过。1940年代后期飞速上涨的物价,简直是对文明社会和现代政府的讽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笑话——资料表明,八年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物价翻了1800倍;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日战争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则较抗日战争前夕上涨了3492万倍。无怪乎浙江籍著名作家茅盾(1896—1981)经讽刺国民党当局说:“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史籍记载,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11日,10万元面额的大钞发行——3月9日一张大饼售价1000元,3月11日卖到5000元;这一天,有乞丐拒收面额1000元的钞票;4月5日是清明节,上坟的人多烧面额1000元的真钞,因为1万元只能买到三四张冥币了;有报料说,4月中旬某人下饭馆吃饭,被告知米饭2万元一碗,待要第二碗米饭时,店主对他说:米饭现在涨价到二万五千元一碗了。
此外,军事上无力,屡战屡败。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当局、蒋介石集团,不管对谁作战、尤其是对外保卫国家主权的军事行动,都败多胜少,国力、军力损耗非常惨重……
1940年代绍兴五云汽车站
但是民国时期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共和政治”最终被牢牢确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深入人心,近现代民族工业在顽强地发展并逐渐地壮大,教育的发展也使得广大民众开始觉醒(尤其是青年人的素质得以较大地提升),中国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得以进一步提高。所以说民国时期也是古老中国“吐故纳新”“走向新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史籍记载,民国时期,绍兴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虞绍平原、新嵊盆地、三界章镇盆地和诸暨盆地,被称为绍兴的“四大粮仓”。粮食以水稻为主,双季稻开始被推广。20世纪30年代,绍兴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约491.19万亩,常年粮食总产量约1178.64万担,平均亩产约240斤。但是,绍兴人多地少,粮食供应形势严峻。据《中国实业志》(1933)记载,“绍兴人口众多,五谷出产虽丰,尚不能自给,丰年仅及全年需要额之半,若遇荒年则二三折不等”。20世纪40年代初,日寇侵占绍兴,农业生产遭受较大破坏。抗战胜利后,粮食生产才得以缓慢恢复。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所辖五县,共有耕地约276.58万亩,其中水田约229.84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约425.18万亩,总产量约48.54万吨。
虞绍平原为“鱼米之乡”,民国时期,绍兴的渔业发展不是很景气。据《中国实业志》(1933)记载,绍兴“采捕既无限制,增殖又无方法,致使出产渐少。池塘养殖,大半付之天然,甚至一鱼患病,全池遭殃”。民国二十三年(1934),绍兴县“鱼年产二百八十余万斤”,“鳙鲢鱼荡养,余皆天然产”。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所辖五县产鱼约3859吨,其中淡水鱼约2607吨。
纺纱线
民国时,绍兴农户家家养猪、养鸡、养羊、养牛;养鸭则多为专业养殖。据《绍兴市志》记载,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地区畜牧业产值约236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民国时期,酱缸、酒缸、染缸(俗称“三缸”)依旧是绍兴工业的主体。民国初年,绍兴酱园业界人士,足迹已遍及全国21个省的大中城市,开设酱园作坊达四五百家之多,并在当地调味品行业中成为独特的风味帮派。绍兴本地生产的腐乳、母子酱油、乳黄瓜、酱菜,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太平洋万国赛会、西湖博览会上参赛获奖。
绍兴酒更是享誉海内外。民国四年(1915),在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绍兴东浦周云集信记酒坊和方柏鹿酒坊送展加饭酒,获得金奖一枚、银奖两枚;沈永和墨记酒坊善酿酒,获得一等奖章。至二十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绍兴城乡酿酒作坊多达1500多家,年产商品酒4万多吨。但是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绍兴的“三缸”工业等发展处境艰难,打击很大。
民国时期,绍兴传统锡箔(祭祀用)业畸型发展。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传统锡箔业发展全盛时,绍兴地区赖此营生者,居然高达10万余人之众(绍兴城区逾4万人),锡箔年产量多达400万块(每块3000张)。箔业税居然占财政收入的70%,绍兴因有“锡半城”之称。
艰辛劳作的榨酒工人
除古老、传统的“三缸”工业与锡箔业外,绍兴的近现代新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所发展——这是绍兴经济史上的一抹新风,虽然微弱,但令人鼓舞——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古老的绍兴也终将随潮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史籍记载,民国时期,绍兴城区金恒丰铁工厂、建新修理机器铁工厂、绍兴电话公司、大明电灯公司、华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以及诸暨、嵊县的一批小型火力发电厂相继建成。此外,机器碾米、机器印刷、化工等,也都有所发展。
为绍兴传统产业的印染业,也逐步实现了向“机器印染“的升级。民国十五年(1926),张茂德染厂在绍兴城区西郭门外创立。民国二十一年(1932),震旦恒记染炼布厂在昌安门外开业。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县下方桥一带有染坊14家,染缸120余只。绍兴东浦、华舍、齐贤等地的纺织业主,还纷纷到杭州、上海等地办厂,之后不少工厂的生产规模都有所扩大。民国十六年(1927),绍兴县染司工会成立,时有会员90名。民国二十六年(1937),绍兴县漂染业同业公会成立,时有会员单位26家。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华北相继沦陷,一部分在外经商的绍兴籍人士回乡避难,带回资金、技术——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间,嵊县、诸暨、新昌先后开办起10余家机器缫丝厂,绍兴遂一度成为全省蚕丝主要产地。
绍兴沦陷之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艰难生存的近现代新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多数因战火波及、交通受阻等原因,被迫停业。
民国十二年(1921年)十月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留念
史籍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绍兴黄酒、调味品,以及印染、丝绸、棉织、缝纫、纸扇、电力、茶叶、锡箔等行业,生产均有所恢复,但产量却多数未及战前水平。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绍兴地区工业总产值仅约802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民国前期,绍兴商业有所发展。民国二十五年(1936),绍兴城区商业有103个行业,计4887家,资本总额约940.1万元,年营业额4828.8约万元。民国三十年(1941)4月绍兴沦陷后,市场萧条,商业凋敝。抗日战争胜利后,商业稍有恢复,但元气已伤,加之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金圆券,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商税繁多,商家无法经营,濒临绝境。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21日《绍兴工商报》记载,绍兴商会调查统计,绍兴城区时有商店2471家,从业4518人。
绍兴文化界,亦有新风徐来。民国元年(1912)1月30日,由鲁迅、宋紫佩、王铎中等人创办(鲁迅任名誉编辑)的《越铎日报》成功出刊。在创刊号上,鲁迅以“黄棘”为笔名发表了《〈越铎〉出世辞》,阐明了报纸的宗旨:“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越铎日报》社址设在绍兴大善寺内,后迁往上大路日晖弄口。6月4日,《越铎日报》加入中国报界俱乐部,成为我国最早的全国性新闻职业团体会员。民国十六年(1927)3月24日北伐军抵达绍兴后,《越铎日报》更名为《绍兴民国日报》。
此外,如果我们放眼全国,鲁迅、蔡元培、何燮侯(1878—1961)、蒋梦麟(1886—1964)、马寅初(1882—1982)等文化巨擘,以及著名数学家陈建功(1893—1971)、科学家竺可桢(1890—1974)和钱三强(1913—1992)、哲学家金岳霖(1896—1984)、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教育家马叙伦(1885—1970)、作家朱自清(1898—1948)、画家陈半丁(1876—1970)和董希文(1914—1973),代表作油画《开国大典》)等,群星荟萃、星光璀璨,照亮了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整个文坛。
绍兴大明电气公司三号发电机
民国时期,绍兴一带发生过一件挺有趣的事儿:自明代初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的500多年时间里,新昌县在今台州市宁海县境内一直保留有一块“飞地”——新昌飞地(旧称大辽乡),方圆30余里,据民国《新昌县志》记载,新昌飞地归沃洲区管辖。新昌飞地的“奇迹”,是由新昌县一个丁氏家族创造的。明代初年,新昌人丁广学、丁永澄父子,举家迁居到宁海县龙坑山杨厂(当地方言音rǎn)村,其后裔遂散布于杨厂村及其附近的30多个自然村里。这些自然村,与新昌县境并不相连。但是数百年来,丁氏族人却始终拥有着十分强烈的“家乡观念”,他们一直坚持说新昌方言,一直拒绝入宁海县籍,且一直接受新昌县的管辖并向其纳税、服役等。(民国时期,新昌、宁海、天台各县对新昌飞地的管辖均鞭长莫及,这里遂成为中共宁天新县工作委员会活动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是活跃的游击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丁氏族人才因为交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现实原因,同意将新昌飞地划归宁海县管辖;是年8月,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周品山在从大陆逃往舟山时匆匆发布政令,正式将新昌飞地划给宁海县管辖。新昌飞地山川秀丽,风景绝美,是浙东大峡谷的主要景区,中有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284—364)炼丹处,道教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鸿源钱庄商业登记证
至民国后期,绍兴的城市地位,在浙江乃至在全国,仍然显赫一时。史籍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置绍兴行政督察区(次年更名为浙江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绍兴县,下辖绍兴县、上虞县、余姚县(今余姚市之大部分、慈溪市之一部分)、嵊县、新昌县、诸暨县、萧山县。当时,绍兴行政督察区的综合实力(包括面积、资源、人口、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各领域的软硬实力)应该是不逊杭州、宁波等诸城的。绍兴城市地位的退落,是在1950年代初。当时,国家为了巩固海防,从宁波专区析定海县(划分为定海县、普陀县、岱山县)归入嵊泗县,并设立舟山专区。作为“补偿”,将原绍兴专区所辖余姚县、台州专区所辖宁海县划归宁波专区;为了做大省会杭州市(杭州市原辖海宁县被划归嘉兴专区),将原绍兴专区原辖萧山县划归杭州市,同时废严州,将严州所辖淳安县、建德县、桐庐县、分水县、寿昌县、遂安县(面积近8600平方千米)被归入杭州市。至此,杭州、宁波的城市综合实力,才大大超过了绍兴。
最后笔者还想说一说民国时期的地主。一说起民国时期的地主,许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笔者在民间访史时,耆老多称:恶霸地主遇到过,但毕竟是少数。比如笔者老家越城区东湖街道则水牌村,恶霸地主(渔霸)高某元,耆老提及至今不齿——高某元结交土匪,一贯横行乡里,甚至不准村民以正眼直视;其家买下的鱼塘,村民下河摸螺蛳尚且不许,遑论捕鱼了;高某元有一妻六妾,个个刁蛮无理;路过他们家门口,村民还得分外小心,一群看家的日本狼狗,只管咬人不管赔……解放前夕,高某元化装逃亡,传说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后被枪决。
但有的地主,或是为开明乡绅,他们对待长工、佃户等亦算得上“宽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批判地主云:“地主坏蛋,三碗下饭”——菜肴并不算多、生活并不算奢靡啊,可见有的地主平时生活也并不铺张。笔者曾听得有耆老回忆说:有的地主诗书传家,彬彬有礼,关爱乡亲,热心公益;有的地主也痛恨日寇或国民党当局,同情甚至暗中支持革命;有的地主平时家里烧菜时,只准用筷子沾点香油用来调味,但是农忙时节雇佣农民劳动,却总是油水丰足、菜饭管饱——对农民来说,吃的至少要比自己家里的好。开明乡绅曾经因为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消失,一度成为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道路上的阵痛。好在时至2020年前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和支持下,“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已勃然兴起,一大批具有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资源优势,怀揣着理想信念、使命担当的“乡贤”,正在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共富的强劲动力源。
绍兴县商业同业公会会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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