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
传入中国以后，在唐朝大约经历四个发展时期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携带〈圣经》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风尘仆仆地首次来到当时世界文化中心一长安。
“示存异方之教”的唐太宗立即派遣宰相房玄龄亲自率领仪仗队到西郊迎接，待如嘉宾。不久，又请阿罗本到皇宫内翻译（圣经），“问道禁闱”，切磋教义。
当唐太宗了解景教教义以后，特别下令准其在中国传播。
贞观十二年(638年)秋七月诏曰：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刻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这一诏令，在我国史籍《唐会要》第四十九卷中也有同样记载，除个别字句有增减，大秦与波斯不同外，其余部分基本相同。
至于在长安义宁坊建造波斯寺也确有其事，据宋敏求的《长安志》云：“义宁坊（本名熙光坊，义宁元年改）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即阿罗本也。
唐高宗继承其父“示存异方之教”的宽容政策，使景教继续得到发展，不仅在首都长安扩建寺院，“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由于唐高宗的支持，景教的传播很快，短短几年出现了“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繁荣景象。
唐朝初年，刚传入中国的景教能得到较顺利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唐太宗、唐高宗对外来宗教采取比较开明的开放政策以外，与当时西域军事形势有关。
隋末唐初，西突厥控制西域许多以城郊为中心的小国，吐谷浑占据今青海和新疆东南部地方，严重阻碍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遣李靖、李道宗等率兵征讨，打败吐谷浑，开通了向西域进兵的道路。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又命侯君集率军攻取高昌，接着又与西突厥争夺龟兹。龟兹既破，西域大震，天山南路各小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太宗将安西都护府自高昌移到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
但是到唐高宗时，阿史那贺鲁又胁持西突厥十姓部落起兵反唐，经过激烈的战斗，显庆二年(657年)，唐军终于击溃阿史那贺鲁的军队，重新收复整个西域地区。为了有效地控制西域，防止西突厥与吐谷浑对中西通道的骚扰，唐朝特别重视与西域毗邻波斯的关系，因此对波斯景教特别优待，准其在全国传播，从而使景教得到较快发展，这是唐朝景教的第一时期。
武则天统治时期，景教的发展受到挫折。武则天，山西文水县人，父亲是个商人地主，为了挤进最高统治集团，她一方面大力支持扶植庶族地主集团，另一方面也利用被李唐抑制的佛教势力。
佛教势力在唐初遭到打击之后，一直寻找机会，力图恢复往昔的地位。他们知道，非得到武则天的大力支持，难以如愿，于是，积极支持她夺取皇位。武则天上台以后，为了报答佛教徒对她的夺位之功，大肆佞佛，大造佛寺，广置佛像，普度僧尼。
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大大超过其他宗教势力，处于独尊地位。同时，佛教领袖发动攻势，对道教、景教等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景教碑文中所说的“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的事件。
睿宗时期，长安的一些儒生也对景教进行毁谤和耻笑，他们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申华夷之辨，张忠孝之义”，排斥和攻击国外传入的景教，使景教受到很大的抑制，从此景教进人步履艰难的第二期。
玄宗上台以后，景教的处境又出现新的转机。李隆基改变了以往抑制景教的倾向，恢复了宽容的宗教政策。
他登上皇位不久，就派他的长兄宁国王及其他四个亲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重新修建波斯寺，把原已折弯的尾梁换成新梁，将倒塌的基石扶正。
天宝初，他又命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同时，“赐绢百匹”，以庆贺五位圣像的安放。天宝三年(744年)，大秦国新的景教士佶和来到长安，唐玄宗命佶和与寺主罗含及其他17位景教士一起到兴庆宫“修功德”。
天宝四年，玄宗又领发诏令，改波斯寺为大秦寺，诏令曰：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唐玄宗不仅下令改寺名，还亲自题写了寺院的匾额，从而提高景教的地位，得到景教士的高度评价。景教碑赞扬道：
“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宝装璀翠，灼炼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宠贲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
碑文颂扬唐玄宗对景教的宠赐之情，好比南山一样高，东海一样深。
由于唐玄宗的大力提倡，不仅长安的大秦寺修饰一新，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修建了大秦寺，如陕西周至大秦寺，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著名词人苏轼任陕西凤翔县令时仍然存在，他参观了大秦寺后，浮想联潮，情不自禁地与其弟子由一起赋诗留念。
再如远离长安千里之外的四川、湖北等地也建造大秦寺，赵清献的《蜀都故事)云：
“石笋，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数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
湖北永兴县重岩寺碑记载：
“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虽然碑文没有注明大秦寺建于何处，但从“天下三夷寺”看来，当时大秦寺的分布是比较广的。从上可见自玄宗至文宗的120多年时间里，由于得到历代皇帝的许可，景教的传播还是比较顺利的，这就是唐代景教发展的第三期。
到了武宗时，形势急转直下，由于会昌五年(845年)发生了“灭佛”事件，使景教也受到很大牵连。
唐武宗下令：
“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十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并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
同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凡是“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并且“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从而在全国掀起一个打击外来宗教的浪潮，使佛教，景教受到很大的摧残，后又经过唐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景教也就销声匿迹了。
一般认为主要是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由于佛教等外来宗教的流行，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恶性膨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当时寺院拥有的田庄极多，如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田15所，陇州大象寺有大小田庄7所，占地53顷。
由于僧侣地主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使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大大减少，因此，武宗在诏令中严厉指出：
“泊于九有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唐武宗严厉谴责僧尼们耗费大量钱财，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加重百姓负担。
除了在经济利益上矛盾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综观整个唐代，外来的佛、景与本土的道、儒斗争一直十分激烈。
早在武德七年(624年)，太史令傅奕接连上十一疏，指责佛教：“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
“不忠不孝”，严重违背中国儒家传统的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观念，“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因此，他坚决主张除去释教。
在他的影响下，唐高祖改变了以往尊佛的倾向，趋向崇道，于是道教乘机发动攻势，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驳佛法，贬低佛教。到贞观初期，僧人又利用唐太宗宽待佛教的政策，进行反攻，名僧释法琳作《辩正论》反驳道书。从此佛、道双方经常发生唇枪舌战。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确定了道先佛后的地位，无疑对佛教是一次打击。于是道教再次发起攻势，道士秦英指责法琳的《辨正论》诽谤皇祖，致使法琳被捕下狱。在佛、道激烈斗争中必然波及景教，因为景教也是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传统的儒家必然发生矛盾，到睿宗时就发生一些士大夫耻笑景教士的现象。
唐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的怂恿，在禁教令中指责佛教、景教、火袄教等“移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唐武宗甚至认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这里“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反对夷狄之教传入中国，反映了唐武宗排斥外来宗教文化的华夷之别的思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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