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从两汉至魏晋时期，由于屯戍和战乱等原因，以汉人为主的内陆移民陆续迁居吐鲁番地区，并于460年在此建立了一个地方性政权——高昌国，直到640年才统一于唐。在西域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高昌汉人以文化为纽带维持着汉人的认同；另一方面其统治阶层则以血缘、地域等因素分配各种资源，形成多层次的认同，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复杂的内外环境，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在某些方面还会做出形式上的调整与变通，从而体现出“根基论”与“工具论”在不同场景下的结合与交替。
根基论（Primordialism，又称情感论或原生论）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又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t Theories）是当代西方民族学（人类学）领域中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学说的重要理论。前者强调“族群是一个具有自定义的名称的一群人，他们相信有一个共同的血统、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元素(如宗教和语言)，并具有对特定地域的依附(即使是历史的和感伤的)”；进而认为“族群是一个原生的实体，是一个超家庭意义的社会存在，族群之间具有清晰的地域和社会边界，而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扎根于基因的。……族群认同可能被用于操纵、使用、剥削，但是它必须与一个具有族内通婚和共同历史经验的既定人群联系起来，因此，族群认同既是原生的、也是工具的”。后者则“认为族群与族群关系要放在历史的社会结构当中分析，族群认同是动态的、流变的和可以改变的，族群认同不是必然和文化边界相一致，常常是政治和社会建构的产物”；“族群认同不是天生的或者既定的，其本身不具有自主性，而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产物”，甚至是“精英创作、歪曲并有时编造他们想代表的群体的文化材料，以保障他们的福祉或存在，或获得本群体以及主要是精英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优势。”[2]本文尝试借鉴这两种理论，对南北朝时期在西域建国的高昌汉人移民认同状况及其影响试加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自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遣吏卒屯田车师始，[3]内陆军民陆续进入吐鲁番盆地从事农业生产和经济开发活动；元帝元初初年（前48）在此设置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务，遂逐渐以“高昌壁（垒）”[4]为中心发展成为内陆移民在西域的一个聚居区域。据研究，“魏晋的戊己校尉，已逐渐脱离寄治，向世袭、久任、土著发展、演变。”[5]不仅如此，有迹象表明，两汉以来由于种种原因[6]留居高昌的内陆移民，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至魏晋时期已经土著化了。楼兰出土的魏晋简牍中便见有“高昌土兵”[7]的记载。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河西诸凉割据政权又不断交替更迭，大批中原和河西居民渐次避居高昌，吐鲁番盆地的内陆移民渐成规模。前凉于建兴十七年（327）在此设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8]高昌地方政治与文化制度遂与内陆统一。另一方面，各割据政权一直委派高昌土著任高昌太守，“在高昌土著长期统治高昌的情况下，高昌容易产生对内加强控制和对外逐渐排斥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发展，是高昌最终独立的原因之一。”[9]于是在北魏世祖时（424～452），也就是诸凉政权更迭而自顾不暇之际，土著大族阚爽自立为高昌太守，[10]高昌汉人开始自我割据，走向独立。
421年西凉被北凉所灭，余众二千余人在唐和、唐契兄弟的率领下避居伊吾，后来也到了高昌。[11]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迫于压力，原北凉酒泉太守沮渠无讳于441年从敦煌携万余家人口经鄯善进占高昌，驱逐了阚爽，同时还相继击败西凉余部并消灭了车师王国，高昌地区的内陆移民因之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北魏和平元年（460），柔然消灭了北凉残部沮渠氏，进占高昌并扶持阚伯周为王。高昌自此开始称王有国。[12]此后，高昌国历经张氏（488～496）、马氏（496～501）及麹氏（502～640）诸汉人大族的统治，前后延续长达一百八十多年。据不完全统计，“在高昌人口中汉族是高昌王国的主要民族，约占人口的70%至75%，而少数民族居民占25%至30%。从高昌王国的民族结构，可以得出高昌王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成份的政权。”[13]
高昌建国与各王朝的更替，无不与当时周边的政治形势的变幻，尤其是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游牧势力的消长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高昌汉人正是在此种复杂、险恶的外部环境下维持着自身的政治与族群认同，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响认同的各种因素是如何在根基性情感与现实利益中相互交叠与更替的。
《魏书·高昌传》[14]称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麹嘉称王后迫于柔然和高车的双重压力，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并上表请求举国内徙，熙平初年（516）北魏孝明帝下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也。”[15]此段记载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
其一，高昌国的主要居民是“华人”，亦即所谓的“汉魏遗黎”，与中原汉人同属一系，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历史记忆和情感纽带，保持着汉人（或华人）认同与故土观念。表现在出土文物中便是大量随葬墓志（表）中对墓主籍贯的追溯，以及高昌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家族与宗族观念的广泛流行。据对吐鲁番出土的墓表、墓志的统计，唐统一高昌前，高昌汉人的籍贯大都在内陆，这表明“移民进入高昌，多是逃难而至，是在不得已前提下的一种生存选择。从此后，他们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投，只好身在高昌，心系故土。故土，就是故国。家与国，心愿与现实在全国分裂情况下被分割开来，只有故乡观念，长久而顽强地弥合着这种分割。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的后代坚定地传递着这个观念，最终使之变成坚韧的信念。”[16]在多民族的文化环境和风云波诡的政治氛围的共同作用下，高昌汉人的这种族群认同和故土观念虽然得以维持和强化，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也产生了变化。
其二，高昌汉人因战乱避居西域，在此生活繁衍已经数代并成家立国，视高昌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形成“高昌人”的认同，故而同时也出现了“恶徙重迁，人怀恋旧”情感取向；如前引魏晋简牍中所见“高昌土兵”，吐鲁番出土的《武周张怀寂墓志》亦称张氏“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播，奄居浦渚，遂为高昌人也。”[17]高昌人的认同虽然具有明显的地域认同的色彩，但是久处异域的高昌汉人在文化上难免受到周边各族的影响，故隋炀帝诏书中称其“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所以回归“华夏”也存在一个所谓“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18]的问题。故高昌人认同不仅具有地域性质，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其三，具有汉人与高昌人双重认同的高昌汉人原本并无根本性的矛盾，但是当外部生存环境变化和内部现实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基于双重认同的高昌便会出现呈现出摇摆于“举国内徙”与“恶徙重迁”的矛盾现象，而影响或决定何种认同会占上风的根本原因还是外部势力的干预与统治集团现实政治利益的选择。如北魏时高昌打着“汉魏遗黎”的名义为自保而多次“求举国内徙”，但终因自身安全的要求未获满足而流产；[19]隋代高昌王麹伯雅朝贡归来，曾下令“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但最终却“畏铁勒而不敢改也”；唐初经营西域，高昌王麴文泰感到自身统治受到威胁，便遮蔽西域诸国使节，甚至联合突厥对抗唐朝，也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此情况下，高昌人的认同便带有强烈的利益色彩，成为统治阶层服务其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麹嘉称王前，柔然扶植的高昌王阚首归被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敦煌人张孟明被立为王成为高车的傀儡；张孟明不久又被高昌国人所杀，马儒被拥立为王；北魏太和二十一年（501）马儒遣使洛阳首次请求举国内徙，但“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所有这些现象的发生，其背后无不有高昌汉人双重认同的影子，并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被作为工具所利用。当马氏王朝和麹氏王朝自身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利用与内陆汉人的共同族群认同，采取举国内徙以求自保的举措；但当内徙损害高昌民众利益或自身利益诉求未获得满足的情况下，高昌统治阶层便利用“高昌人”认同的情感取向与之相对抗。这样，高昌汉人双重认同的选择事实上也就成为了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
此外，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高昌人的认同显然不仅仅是当地汉人的专属认同，而是在多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最终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特征和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更为广泛的群体认同。除了可能还残存的少量当地车师人外，高昌国居民的来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内陆移民，为高昌居民的主体，其中虽以汉人为多，但也不乏北凉沮渠氏余裔；其二是流寓高昌的西域诸族以及所谓的昭武九姓（粟特）等胡人，其中包括康姓康居人、龙姓焉耆人、鄯姓鄯善人以及曹、安、史、何、石等昭武九姓胡等等；[20]其三是高车、柔然、铁勒、突厥等游牧势力派驻高昌的“以督赋入”的重臣或行经此地的使节等。[21]长期生活在高昌的各族民众通过联姻相互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高昌人的认同便是自然而然的了。这种融合的结果一方面使得高昌汉人在日常生活中渐染胡风（如被发左衽），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也接受汉人的文化与观念，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其中后者最典型地表现在对“伏羲女娲”的信仰上。
作为对偶神的“伏羲女娲”信仰在汉地的出现始于战国，两汉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和传播，并随着汉人移民的到来而在高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2]在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出土的大量属于高昌国至唐初的伏羲女娲绢（麻）画便反映了这一点。该信仰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创世和人类的繁衍，因之具有超越民族与地域的普适意义与价值，不仅成为高昌汉人缅怀先祖、庇佑子孙、渴望魂归故里的精神寄托，[23]而且也为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故而在这些伏羲女娲绢（麻）画中也不乏有深目高鼻、翻领窄袖的胡人形象。
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墓表与墓志中，“唐统一高昌前，高昌人的故乡无一例外都是高昌以外的内陆某处；统一之后，西州人的故乡很快都变成西州，具体可指州下县乡。”[24]这说明，即使高昌汉人赖以维系自身认同的故乡或故土观念，也会随着内外场景或周边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于是，这种建立在民族融合基础上，具有共同地域、文化共享的高昌人认同便成为高昌汉人双重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场景下，成为统治阶层所操弄的割据一方的工具。
在高昌的双重认同中，汉人认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中固然与他们具有迁自内陆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相近血缘（家族）的纽带将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关，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才是构成地处异域的多民族场景下高昌人认同的真正牢固的基础。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高昌国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虽曾几度为北方民族政府所统治，中原传统学术文化作为高昌文化的本位却始终没有改变。”[25]与高昌汉人均迁自内陆（特别是陇右与河西一带）一样，高昌国的汉文化基本上也是整体从内陆移植的，并成为高昌汉人乃至高昌人认同的文化基础。
关于高昌国的文化制度、礼仪习俗等方面的情况，《周书·高昌传》有较为完整的表述：
其地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国内总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其大事决之于王，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按。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有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兵器有弓刀箭楯甲矟。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语。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26]
从上述记载可知，高昌国政治制度体系、风俗习惯与教育思想等文化要素皆袭自汉晋，而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所出土的各种文物基本证实了《周书》的上述记载。不仅如此，通过对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时期汉文文书的研究，高昌文化的细节也得以完整呈现；同时，以州郡之地立国的高昌王国在文化制度上承继了内陆的传统，还根据所处的环境对之加以变通和发展，从而形成自身的某些特点。例如，麹氏高昌王国后期形成了三府、五郡、二十二县的地方行政区划格局，[27]但是由于地域狭促，故县下不设乡里。陈国灿先生曾指出：“高昌国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尽管她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并具有某些地域性的特征，但她却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都与中原内陆息息相通，具有一体性。”[28]例如高昌国都城共有9个城门，包括东垣青阳门和建阳门，西垣金章门与金福门，北垣玄德门与武城门，南垣大门、新南门与故南门等，其建城规制基本模仿汉长安城、十六国姑臧城，魏、晋、北魏洛阳城等，各个城门的命名也和中原都城一样以五行、天象为依据。[29]
不仅如此，高昌王国还通过与中原内陆政权的各种联系，维系并加强高昌汉人与内陆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如高昌王麹嘉多次遣使朝贡并接受北魏的册封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在内徙未果的情况下，“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
吐鲁番出土文献还表明，高昌国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普遍使用的均是汉文、汉语，即使《毛诗》、《论语》、《孝经》的教习也并非《周书》所记的“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30]。不过高昌地处东西交通与贸易的要道之上，往来胡商当不在少数；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也曾相继控制过高昌，并遣使收取赋税。所以，在多民族的场景中，出于贸易和交流的需要，高昌人“兼用胡语”也是肯定的。但这不仅不会改变汉文与汉语的主体地位，反而会强化高昌汉人自我认同的意识以及对汉文化的坚守。高昌王国持续不断地遣使内陆各王朝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有迹象表明，在铁勒、突厥控制高昌王国期间，其某些习俗受到影响而有所改变。《隋书·高昌传》云：
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赉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氈毛，还为冠带之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31]
关于高昌汉人改服易俗的过程与原因，麹伯雅表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完全是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不得已而为之。麹氏王朝主动强调汉人和汉文化的认同，是为了对内增强凝聚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被迫改服易俗，同样是根据周边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维系统治之举。不管是主动亦或是被动，“汉人”认同与“高昌人”认同在不同场景下的转换，都是当时政治与社会建构的产物。然而冠服制度毕竟是华夏区别于夷狄的重要标志之一，高昌汉人改服易俗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会影响到中原王朝对其的认同。好在隋炀帝对高昌的处境十分了解，认为麹伯雅只要如其所言“袭缨解辫，削衽曳裾”便可“变夷从夏，义光前载”了，两者在儒家“夷夏之辨”思想上还是一致的，具有汉人认同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但是在严酷的生存现实和政治利益面前，高昌民众的汉人认同及其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还是显得很脆弱的。麹伯雅回国迫于铁勒的威慑终未敢解辫削衽，其本人也在一场所谓的“义和政变”中失去了王位。此后，当唐朝统一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也遭到高昌的抵抗。这些情况表明，高昌人的认同在王国后期已逐渐占据优势。
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高昌王国的统治阶层主要由一些世家大族所构成。他们不仅通过相互联姻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掌握着王国各种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并借助自己的势力影响着高昌的政治认同，将高昌民众的双重认同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正是在他们的主导下，高昌民众的族群认同，从前期的汉人认同逐步走向了后期的高昌人认同。
高昌世家大族的双重认同取向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他们借助各自显赫的出身和血缘关系确定统治地位，并以具有根基性的汉人认同凝聚国人的朴素情感。其二，他们以高昌人认同为基础，并借助联姻等手段，对内形成一个稳定的统治集团，掌控王国的主要政治资源；对外则与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势力联姻，谋求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其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服务的。
高昌麹氏王族原本金城榆中（今兰州市榆中县）大族。[32]史称麹氏在故乡时，“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其先祖麹允在西晋愍帝（313～316）初为尚书左仆射、领军、持节、西戎校尉、录尚书事、雍州刺史，后任大都督、骠骑将军；建兴四年（316）愍帝出降刘曜，麹允和愍帝一起被刘聪囚禁于平阳（今河南信阳），麹允不堪其辱，“发愤自杀”。[33]此后，麹氏族人可能为避难而西迁高昌，最终在501年主政高昌。
此前同样曾主政高昌的张氏家族原本为敦煌高门豪族，魏晋时期因河西战乱西迁高昌，并与其他家族互相联姻，形成以麹氏和张氏为核心的婚姻集团，遂成高昌大族，其影响贯穿于整个高昌王国政治史的始终。[34]以张氏家族为代表的高昌世家大族的认同取向及其演变过程可以从以下两方墓志的记载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张雄及其妻麹氏墓志》云：
君讳雄，字太欢……父明，伪宁朔将军、横截太守。青楼甲第，盛轩冕于中京，赤坂荒区，从邦家于下国。……铭曰：白水英宗，朱门贵族，裘冕不坠，公侯戴复，金运道销，沙场地福，虽聆赤坂，亦盖黄屋。[35]
张雄之次子《张怀寂墓志》云：
君讳怀寂，字德璋，南阳白水人也。昔轩后诞孕，手文疏得……西宅敦煌。徐裔迁波，奄居蒲诸，遂为高昌人也……[36]
据上述两方墓志内容可知，张氏家族在血缘上自诩为“轩后”（轩辕之后）之裔，甚至不惜攀附汉相张良，[37]以显示出身之正统（“英宗”）和身份的显赫（“茂族”），从而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寻求历史的依据（即墓志所谓的“白水英宗，朱门贵族，裘冕不坠，公侯戴复”）。一方面，这些血缘的和历史的资源于是也便成为高昌统治阶层维持汉人认同、凝聚高昌汉人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张氏通过南阳、敦煌、高昌的迁移过程的追述，则说明了自己从“南阳白水人”到“高昌人”的合理性。这一迁移过程尽管充满了无奈和艰辛，但是统治阶层却可以依附高昌地域并借助高昌人的认同，将流寓到此的各地汉人甚至少数民族紧密地联结起来，而各族民众共同的历史命运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据研究，“麹、张二家，世代联姻，已见于出土的多方墓志、墓表中。……此外，张、索之间；氾、张之间；麹、袁之间；令狐氏与赵氏之间的联姻也有墓表为证。这些来自河西或中原的汉人名门望族，控制着高昌盆地，构成了高昌王国的政治基础，就其性质来说，完全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封建割据式的汉人政权。”[38]这一点最直接地表现在高昌世家大族对政治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上。
麹氏王朝统治时期，高昌王国的统治大权基本掌握在麹氏、张氏、阴氏、氾氏、巩氏、索氏、令狐氏、高氏等世家大族手中，其中又以麹氏和张氏最为显贵。[39]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建昌元年（555年）麹斌造寺碑》中列有许多显贵的官职，集中反映出世家大族把持高昌国政治资源的情况：[40]
高昌王麹宝茂 令尹麹乾固
冠军将军兼屯田事 麹绍徽
长史威远将军领民部事 马
长史威远将军领祀部事 阴
长史大漠将军领主(客)事 汜
民部司马 张
但是，在当时复杂的外部政治环境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麹氏家族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却很难在“血缘”上独善其身，保持所谓的纯正性。如隋开皇十年（590）突厥攻破高昌四城，并强迫高昌王麹坚娶突厥可汗女；麹坚死后，其子麹伯雅继立，突厥为继续控制高昌又强迫麹伯雅依其俗娶其突厥“大母”。大业五年（609）麹伯雅朝隋，隋炀帝以宗室女宇文氏为华容公主嫁之。[41]对于麹氏统治者而言，这种联姻无疑有对抗突厥的政治意味，其在本质上与高昌内部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一样，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就是前引《张雄及其妻麹氏墓志》所云的“偷安之望”。在此情况下，强调高昌人的认同便成为统治者的优先选择。
当这些世家大族的高昌人认同取向一旦确立，那么出于统治阶层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借此排斥汉人认同，对抗唐朝的统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例如，高昌王麹文泰曾对唐朝使节云：“鹰飞于天，雉窜于嵩，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42]这便是高昌统治阶层此种割据心态的反映。
唐朝统一高昌后，唐太宗在《贞观年中慰抚高昌文武诏》中肯定了高昌“虽居夷俗，仍习礼义”，他在《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中进一步指出：“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而彼土黎庶，具识朕心，并变夷俗，服习王化。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朕爱养苍生，无隔新旧，引领西顾，嘉欢良深。”[43]事实上，就在唐朝大军兵临城下之时，高昌城内民间便流传着这样的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44]由此可见，即使迁居西域、历经数百年之久，但高昌民众与中原汉人同出一系，具有共同的族群认同的事实，最终仍然战胜了高昌统治阶层借高昌人认同割据一方的企图。随着唐朝的统一，高昌民众的双重认同最终合流。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项目编号：XJTSA003）阶段性成果。
[2]参见左宏愿：《原生论与建构论：当代西方的两种族群认同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3] 《汉书》卷九四下。
[4]今吐鲁番高昌故城。
[5]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6]王治来认为汉代移居西域的汉人主要有出使西域者、从军者、商贾、屯垦者、亡匿者和其他等六种情况，其中以屯田为主，参见王治来：《历史上汉族人向西北边疆的迁徙》，《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葛剑雄认为有使者、流亡士兵和公主随从等三种形式，而屯田的士兵则属于定期轮换的流动人口，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9～180页；贾丛江认为西汉进入西域的汉人主要有流落西域的使者和军卒、汉公主随从、自由迁入西域的平民以及屯戍人员及其家属、私从等四种方式，参见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7]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8] 《魏书》卷一〇一。
[9]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207页。
[10] 《魏书》卷一〇一。
[11] 《魏书》卷四三。
[12] 《魏书》卷一〇一。
[13]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14]按：正史一般将高昌置于《西域传》中，唯独《魏书》例外，将其与氐、吐谷浑、宕昌、邓至、蛮、獠等诸夷合并入传，并未视为异域之地，盖因其居民多为“汉魏遗黎”故。
[15] 《魏书》卷一〇一。
[16]孟宪实：《唐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以吐鲁番出土墓砖资料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7]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4年。
[18] 《隋书》卷八三。
[19]参见王欣：《高昌内徙与西域政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20]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21]王欣：《麹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2]李丹阳：《伏羲女娲形象流变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
[23]或以为，伏羲女娲信仰在高昌的流行与佛教轮回再生思想的启发有关。参见倪润安：《麹氏高昌王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西域文史》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24]孟宪实：《唐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以吐鲁番出土墓砖资料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25]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26] 《周书》卷五〇。
[27]王素：《麹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
[28]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9]郑炳林：《高昌城诸门考》，《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30] 《周书》卷五〇。
[31] 《隋书》卷八三。
[32]关于高昌麹氏的郡望有金城和西平两说，王素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辨正。参见氏著《高昌史稿：统治编》，第308～316页。
[33] 《晋书》卷八九。
[34]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第95～103页。
[35]墓志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版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36]墓志图版和录文参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
[37]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1981年第1期。
[38]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39]宋晓梅甚至认为：“高昌国之政权概括言之，乃以麹氏为君主领袖，以张氏为公卿辅佐，双方相互作用，以成高昌国河陇人统治之世局。”参见氏著：《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第118页。
[40]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
[41] 《隋书》卷八三。
[42] 《旧唐书》卷一九八。
[43] 《文馆词林校正》卷六四四，中华书局，2001年，第249页。
[44] 《旧唐书》卷一九八。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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