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月，大明边防重镇大同城外绯袍、蟒服云集。这么多高官、宗室齐聚，自然是有要事发生。在乐昌王朱聪涓等人的奏请下，朝廷派出特使前来封赏代王朱充燿的孝行贤德。藩国所在地的官员，理论上都是藩王的臣属，本府宗室更是需要接受藩王的领导。是故，他们需要随同代王朱充燿，一起出城迎接天使。
“庚戌，代府乐昌等王聪涓等，奏举代王充燿孝行贤德。下抚按官核勘，具实。诏赐敕奖励。仍令有司具彩币、羊酒，旌异之。”（《明世宗实录》）
朱充燿，为代藩第四代王代懿王朱俊杖的庶长子，生母代王次妃吴氏，弘治十七年（1504年）正月获得赐名，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被封为泰顺王。生年不详，不过可以通过其庶长子朱廷埼的受封经历，及其父母的生年，推算出他大致的生年。
冬日里的代王府
朱充燿膝下仅有朱廷埼这么一个庶子，也就是说他是朱充燿的唯一继承人，按理应当受封代世子。可受制于《皇明祖训》“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这条待嫡制度，朱廷埼先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十二月被册封为泰兴王，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二月才得以晋封代世子。
朱充燿生母吴氏本是朱俊杖的妾侍，嘉靖十年（1531年）十一月，在已经袭封代王的朱充燿奏请下晋封为代懿王次妃，得以与朱俊杖及正妃张氏合葬于大同城外的马铺山。1994年，山西文物部门对代懿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从出土的圹志中得知，朱俊杖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吴氏生于成化十七年。
结合两方面材料，可以确定朱充燿当生于1497年前后。
而代懿王妃张氏的圹志显示，她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月初三被册封为代王妃。为保证嫡脉的优势，正妃入主前，代王不应当有子嗣。且待嫡制度只是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亲王庶长子晋封世子也有提前的，比如周藩周简王朱有爝的庶长子朱子垕，就在其父48岁（虚龄）时晋封世子。故朱充燿应当生于1500年，也就是弘治十三年。
代懿王墓墓室清理现场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十六，代王朱俊杖因病薨逝。随即，朱充燿受命以泰顺王的身份暂理府事。他一接手府事，就面临一件棘手的事——代藩宗庙之中已经没有可供其父代懿王升祔的位置了。
朱俊杖虽然是代藩第四代王，可在他之前有两位先辈被追封为代王，分别是代戾王朱逊煓，代思王朱聪沬。如此朱俊杖去世后，就有六位代王需要入住宗庙：代简王朱桂、代戾王朱逊煓、代隐王朱仕壥、代惠王朱成鍊、代思王朱聪沬，和刚去世的代懿王朱俊杖。
古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明朝沿用了这一套庙制，藩王与先秦时期的诸侯等同，故可见五庙。五间屋子有六个人要住，而且每个人都要住单间，再新建一间进行安置又是不可能的。君不见明世宗为让生父明睿宗入主太庙，费尽心思将远祖明仁宗祧了出去才得以实现。所以代懿王升祔宗庙，就意味着前面五王必然有一人要被祧出。对此朱充燿不敢自专，遂上疏请求朝廷做出决断。
这个任务被交到专门负责礼仪及宗室事务的礼部手中，礼部尚书李时奏称，藩王始封君是本支系的始祖，应当居宗庙之中，且百世不祧，其余诸王按世系降杀，亲尽则祧，伦序当祧戾王，不过诸侯无祧庙，故可将被祧的神主收入始封君庙中存放，待每年合祭之时再取出。
“今代府之庙，当以始封简王居中，百世不迁。次戾王、隐王、惠王、思王为五世。今懿王入祔，则戾王当以亲尽而祧。但诸侯无祧庙，戾王神主宜祧祔入简王之室，置襩藏之。隐王、惠王、思王以次上迁，而懿王神主并祔于第五庙。每岁暮，则出祧主行合祭之礼，庶于礼制隆杀得宜。诏如议。”（《明世宗实录》）
太原皇庙——晋藩宗庙
嘉靖九年（1530年）十一月，以会昌侯孙杲为正使，刑部员外郎陈耀为副使，持节册封泰顺王朱充燿为代王，王妃周氏为代王妃。
嘉靖十一年六月，朱充燿奏称，其父朱俊杖在大同甲申兵变中表现优越，是故陛下嘉奖，敕书中有忠义可嘉之语。他身为后辈与有荣焉，因此请求准许在其墓前树立牌坊，并乞求御赐“忠义可嘉”四字坊额及碑文，以为后世垂范。
明世宗没有被朱充燿的马屁拍晕乎，只同意他树牌坊，至于坊额及碑文则不予赐予。
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朱充燿上疏朝廷，请求追封已故枣强靖安王朱成釨的生母张氏为代隐王次妃，代隐王朱仕壥是其曾祖，所以他这是在替曾祖赋予庶曾祖母次妃地位。见过为亲祖母、生母求封的，却没见过为曾祖母（还是庶的）求封的。估计枣强王一系一直以来的表现上佳，是故明世宗还是给予了准许。
朱充燿在位期间，为宗室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促成乐昌郡国迁国朔州。在此，阿越要更正一下前面所写代思王、代懿王两文中的一个错误：乐昌王朱聪涓在位期间，乐昌郡国没有别城朔州，而是居住在大同府城东北隅的十府街一带。
《类书集成》引《明外史》称，嘉靖十八年，朱聪涓上疏请求徒封代州，礼科都给事中丁湛称天下宗藩皆聚处一城，若是同意乐昌王徒封，到时代王乃至其他宗王都提出徒封请求，该如何处之。因此不许。
朔州古城夜景
朱充灼之乱后，朱充燿会同宣大总督翁万达等，奏请将部分代藩宗室外迁，乐昌郡国亦在其中。获得朝廷的批准。乐昌郡国的徒封，直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九月才开始，并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先迁将军及其以下宗室，待朔州的王府建好再行整体迁移。
乐昌郡国的徒封，朱充燿终究没能看到，因为他薨逝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明世宗闻讯为其辍朝三日，按例遣官祭葬，并赐谥曰昭。
大同地处明蒙势力交汇处，为北京的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国力的衰退，大同外围防线逐渐被废弃，没有了藩篱，蒙古铁骑经常“直抵城下，驻牧杀掠”。
嘉靖二年（1523年）九月，时任大同巡抚张文锦，提出在大同正北方的御河谷地，重修、新修水口、宣宁、黑山、柳沟、桦沟五座军堡，以填补阴山余脉与燕山余脉的交接处，这段宽达百里的长城防御薄弱处的防御能力。此议获得朝廷的批准。
再好的堡垒都需要靠人去守御，为提高水口五堡防御能力，早在设计之初，张文锦就制定了相应的屯田计划。等五堡完工，需要派人去守御时，遇到了大问题。张文锦令大同镇派兵携带家眷前去戍守。可五堡孤悬于外，离大同近百里，与其余据点也有三四十里远，一旦遭蒙古人袭击，很难得到救援。由于投入太少，五堡因陋就简，只建有营房，无处安置家眷。因此镇兵们请求只身前往。这显然与张文锦的谋划相悖，是以被他驳回，并严令军队立即出发，不得拖延。
大同长城形势图
负责五堡安置事务的参将贾鉴为完成任务，竟然对镇兵施以杖刑，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鼓噪起来的镇兵们，在郭鉴、柳忠等人的煽动和带领下，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杀掉贾鉴，随即逃出大同，占据位于塞上的焦山墩。
焦山墩紧邻蒙古鞑靼部，张文锦唯恐叛卒们投了蒙古人为祸大同，遂派人前去招抚。可叛卒一回到大同，张文锦就食言而肥，连夜缉捕队官关山等人，打算诛杀煽动叛乱的首恶。
此举激起了叛卒们的众怒，八月初一，甲申兵变正式爆发。
焚烧大同府衙，砸开监狱，放出囚徒，而后纵火烧都察院门，欲寻张文锦算账。张文锦踰墙逃入博野王府。叛军闻讯赶来将王府团团围住，要求交出张文锦，否则放火烧了王府。博野王朱俊櫍被吓得半死，赶紧交人。张文锦一出博野王府，就被乱刀砍死。随即叛军打开武库发放兵器，烧毁镇守府和总兵衙门，并堵死大同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并在与革职总兵朱振约法三章后，推举他为首领。
鉴于大同的战略位置，朝廷在剿抚之间，优先选择了抚，一面派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大同，宣告赦免敕书，一面大规模撤换大同相关官员，以安抚叛军。多重努力下终于安抚住了叛军，不过大同城依然掌握在叛军手里。
十月，新任巡抚蔡天佑到任，随即会同新任大同总兵桂勇抓捕并杖杀了八十名继续在城里奸淫掳掠的乱军，形势稍有安定。
就在此时，因回酋速坛儿等率二万骑寇边围肃州，朝廷遣辽阳参将李贤率部赴甘肃增援。途经大同时，叛军以为是前来平叛的。于是已成惊弓之鸟的乱军再次鼓噪，在十一月初七发起新一轮兵变。初九夜叛军纵火烧大同县衙，知县王文昌被杀。随即兵围代王府，逼时任代王朱俊杖为他们上疏求赦免。
宣府古城
十七这天，代王朱俊杖会同大同巡抚蔡天佑上疏朝廷，请求再降明旨，宽宥叛军。为尽快平息叛乱，两人在奏疏对叛军的表现不敢尽言。
可此时朝廷的风向已变，兵部认为“悍卒愈骄，屡行称乱，今若又专为抚处，则声威损于九边，纲纪难以振复”，必须施以强硬手段，一面选派谙练军务大臣出任宣大总督，率军进逼；一面命大同当地镇巡官甄别首从，出手诛除首恶，以瓦解叛军的组织结构，彻底平息事态。此议获得被明世宗采纳。
十九日，命户部左侍郎胡瓒兼左佥都御史，总制宣大军务，会同总兵官鲁纲，率由三千京营营兵、兵三千蓟州镇精及宣府镇锐卒组成的平叛大军，进驻大同附近的阳和，密切监视城内形势变化，相机采取行动。同时密令桂勇设计擒获首恶。大军的到来，令城内乱军更加焦虑惊慌，气势汹汹的乱军持枪舞刀满街乱窜，随时会发生更大的暴乱。
在这种形势下，代王朱俊杖选择了退避，于十二月，带着亲王宝符，与泰顺王朱充燿、河内王朱充爔这两个儿子一道，趁着夜色溜出大同城，逃往宣府暂避。
同月十五，大同总兵桂勇设计将郭鉴、柳忠等十一名哗变首领擒获并斩首。没有了他们的煽动和领导，局势终于得到好转。此后，叛乱虽然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次年三月，可大局已定。
嘉靖四年正月初二，朱俊杖由宣府回归大同，明世宗赐予金银、丝绸等安慰了一番。朱充燿也随行在侧。
若说甲申兵变中代藩当在前面的是朱充燿之父朱俊杖，他本人只不过还是个无关紧要的添头，那么十年后癸巳兵变，顶在前头的就是朱充燿本人了。
嘉靖十二年（1533年）秋，蒙古一部渡河东进屯兵于大同口外，有入寇的意图。时任大同总兵李瑾以蒙古人擅长骑战，提出在天城、左孤店等处挖掘长达四十里的壕沟，以限制蒙古人的机动能力。为赶工期，李瑾不仅设定了竣工期限，还亲自上阵督造。李瑾平素待士卒少恩寡情，酷严无度，不得军心。此次为赶工期，御下更是严酷，动辄鞭打士卒。士卒怨气霎时涨至顶点。
壕沟
十月初六夜，镇卒王福胜、王宝等六七十人哗变，放火焚烧李瑾的帅府，杀死李瑾，振臂倡乱。忍无可忍的大同镇卒在他们的鼓动下轰然响应，随即纵火焚烧都察院等衙门，在大同城内恣行虏掠。
已经被甲申兵变吓坏的代王朱充燿闻变，如同惊弓之鸟，“嗖”的一下就溜出大同，直奔东面的宣府而去，暂避于宣府之西城。
面对骤然而起的兵变，该如何处置，大同巡抚与宣大总督这两位负责大同事务的最高官员，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新任大同巡抚潘仿认为，癸巳兵变皆因李瑾以峻法御下所导致，镇兵本无意叛乱，故应当对他们进行招抚。而宣大总督刘源清、都督郤永则以为事情紧急，请求令兵部立马做出抚剿决断，并密示方略，意见偏向于剿。
兵部尚书王宪建议采用甲申事变的应对之法，称大同镇兵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之所以敢戕害主帅、逼胁宗室，是因为平时骄悍惯了，以至于对干纪乃至叛乱之事习以为常，故应当将杀害李瑾的六七十人处以极刑，其余人等只是胁从出榜安抚即可。
明世宗对大同镇三番二次发生兵变已经厌恶至极，对王宪的建议不置可否，只提出他不想再听到兵变一词，所以这次必须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一问题。随即，任命甲申兵变中担任总兵官的提督西官厅都督佥事鲁纲出任大同总兵，提出安抚方略的大同巡抚潘仿被罢官，以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樊继祖代之。
十一月初五，宣大总督刘源清、都督郤永，统帅讨乱大军进入大同境内。刘源清立即派人前往大同发榜晓谕城中，要求叛军自行解散，榜文词连甲申兵变，有“五堡之变，朝廷处之太宽”等语。本来癸巳兵变与甲申兵变的参与者不是同一伙人，可刘源清的榜文一出，激起参与甲申兵变的镇兵惴惴不安，唯恐他重新清算甲申兵变。
明军剧照
潘仿虽然被革职，可没交接前他依然是大同巡抚，自兵变之后仍在竭力维系大同的社会治安，他在杖杀十余名乱军后，派人前往刘源清的驻地阳和献功。佥事孙允中是领队之一，他为人机敏，见到刘源清后，为其分析其中厉害，竭力劝其不要出兵讨伐大同，否则易酿成大乱。并再三申言，甲申兵变之事，朝廷已经处理，继续提起，实在不妥。
可刘源清刚愎自用，加上平定甲申兵变的胡瓒，因没有以兵不临城，导致事后议者纷纷，他不想重蹈覆辙，故压根听不进孙允中建议，径直派参将赵刚率甲士三百余人入大同城捕人。当晚，城中刘源清想要屠城的谣言喧嚣尘上，乱军再次作乱杀千户张钦。潘仿命诸将竭力压弹，诛杀数名乱兵，而孙允中也带来了刘源清的招抚令谕，如此大同城中才得以安定下来。
但这只是刘源清的缓兵之计。他去书召朱振前来阳和议事，因朱振是甲申兵变的首脑，唯恐他不来而派锦衣卫直接将其强行押解而来。朱振与其见面后，建言想要平定癸巳兵变只需一纸诏书就可，无需进兵。可刘源清不但不听，反而疑他于乱军勾结，朱振因此愤而自尽以证清白。
次日，刘源清亲率大军直抵大同城下，纵兵在城外大肆杀戮，一时间城外横尸枕籍，惨不忍睹。参与了甲申兵变的士卒，大同最精锐的这部分镇兵也愤而揭竿，奉参将黄镇、指挥马昇、杨麟为主帅，据城以守，与城外的明军打得难分轩轾，时不时的出城发动反击。
刘源清快速平定叛乱的希望彻底破灭，只得在攻占位于大同四门左近的四关厢之后，对大同实施围攻。
大同城门航拍图
潘仿与代藩的朱俊（木隐）等六位镇国将军，为挽救城中百姓免于兵灾来回奔走，结果双方皆不愿停战。孙允中缒城而出，前往聚落驿拜见刘源清，请他不要滥杀无辜，结果被指有从贼嫌疑，意欲将他囚禁于军中。秀才遇到兵，孙允中无法，只得逃到怀仁不敢归。
此后，刘源清一面拦截城中王府及有司军民的奏疏，一面奏称城中衣冠之族悉以从贼，请求朝廷增兵并配发相应的粮饷以及器械。兵部尚书王宪信以为真，征调一万二千人，由赵卿、任凤等统帅前去增援。
此后，刘源清日夜攻城，奈何大同镇内城墙体高厚，久攻不下。转眼间已到嘉靖十三年二月，刘源清围城百余日，依然只能望墙叹息。
大同这边自家人打得如此热闹，塞外的蒙古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借机挥师南下直抵大同城下，与城内的叛军相勾连。于是战事进入白热化，明军拼死才破解了内外合攻之局。蒙古方面眼见，奈何不了屯兵城下的明军，便分兵南下劫掠朔、应诸州县。
刘源清向朝廷请求集九边之力破局，被明世宗否决。逼急了的他想出在城墙下挖隧道入城的方法，结果被城中叛军察觉，一顿毒烟下来，隧道中死者相籍。于是想要实施水攻破城，若是成功，大同城将毁于一旦。
明世宗早就对旷日持久的战事失去了耐心，他认为大同闹成这样皆是刘源清贪功嗜利所致，事到如今宁愿让大同玉石俱焚，也不愿改弦易辙，实在是有失其职，遂将其罢免，升户部督饷侍郎张瓒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刘源清为宣大总督，负责招抚事宜。
大同府街道，摄于1907年
二月初五，张瓒星夜兼程抵达大同，向城内宣告朝廷招抚檄文。被困数月，大同已经弹尽粮绝，连代王府中的木料都被拆解下来，充作燃料。因此这封檄文对城内的人来说无异于天伦之音，霎时间大同城上下欢声雷动。当日傍晚马昇、杨麟等叛军首领被擒获，黄镇等九人被斩于阵前。次日新任大同巡抚樊继祖单车入城，进行赈灾，处置叛军，除马昇、杨麟等首领被斩首外，余众既往不咎。大同遂定。见讨不得好的蒙古军也退回塞外。
当月二十三，代王朱充耀也有宣府返回大同，明世宗诏谕宣府巡抚派兵护卫他还府。
大同地处边疆，民风彪悍，不仅镇兵会闹事，连居住在城内的宗室也会产生非分之想，比如和川王府的奉国将军朱充灼。
朱充灼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鸟，伙同昌化王府奉国将军俊桐等一批臭味相投的中下层宗室，带着张文博、李舜臣、张淮等帮闲，仗着宗室特权，在大同城内横行无忌，成天肆意酗酒、作奸犯科。
若是只欺负欺负平民百姓，估计也不会有多大之事，毕竟为非作歹的宗室多了去了，皇帝老爷一个人也管不过来。可朱充灼这帮人玩野了，好死不死的竟然跑去公然抢劫大同知府刘永。
于是乎，事情闹大了，代王朱充燿，大同巡抚詹荣先后上本，据实将此事上报给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明世宗对朱充灼等人处以罚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对其严加管束的裁决。
代王府全貌
对中下层宗室而言，俸禄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人口暴涨，对朝廷财政造成极大冲击，连俸禄都不能保证准时足量的发放，所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这一罚俸，等于是砸他饭碗，要了他半条命。是以对远在北京，却作出罚他俸的总家长明世宗朱厚熜，及不帮他说话，反而检举揭发他的本支族长代王朱充耀，那是恨意满满。心意难平之下，学老祖宗揭竿而起，将天捅破，登临九五，自然而然地在本就无法无天的朱充灼心底升起，并一发不可收拾。
他以宴饮为名，将小伙伴们召集在一起，向诸人吐露自己的心声。这帮人也是胆大包天，了解之后非但不害怕，反而兴奋不已的帮他完善造反企划案。
朱充灼认为单凭自己这几条好汉成不了事，所以打算联虏，引蒙古人攻城，与其里应外合夺取大同城，诛杀代王朱充燿及镇抚官。为此，要先将位于大同各处草场焚毁，让大同总兵麾下的骑兵无马可用。张淮表示，老大您这计划是不错，可还有点瑕疵，竟然将山西境内另一股重要力量白莲教给忘了，并称自己有联络的渠道。朱充灼对此很感兴趣，让他放手去做。
在其党羽次仲太的穿针引线下，张淮成功将当地的白莲教教主、应州人罗廷玺引荐到朱充灼面前。一见面，罗廷玺就称朱充灼有真龙之姿，并帮忙完善造反企划案：派人联络小王子，让其兵分三路直扑大同，里应外合拿下大同，割让大同充作借兵之礼。而后挥师南下，夺取雁门关，以王廷荣为内应夺取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在此称帝。再指挥胡兵四下出征，最后在反杀小王子，如此大事成矣！
大同仿古街
朱充灼听的心花怒放，遂让罗廷玺负责联络蒙古事宜。次仲大的党羽中有一个叫卫奉的，他通晓蒙古语，且曾经与蒙古人有过合作。于是，罗廷玺派他前去联络小王子。双方在威宁海达成合作事宜，并留下联络旗号。
合作意向达成，叛乱进入正在进行时。朱充灼一面让让朱充（火+瞅）派人持神机箭，出城焚烧各地草场；一面派卫奉手持张文博代笔的表文前去会见小王子，将大同的一应情况出卖的对方，相约共同举事。于是乎，两日之间位于大同城外、平虏卫、威远卫、玉林卫、浑源州、阳和卫、山阴县等地的各草场相继被焚。
二日之内六处草场失火，引起宣大总督翁万达的警觉，认为其中必有大奸谋，迅速上疏朝廷汇报此事，同时下令缉捕纵火犯。明世宗对此高度重视，派科臣李文进赴大同进行调查。
朝廷一认真，朱充灼谋反的证据接二连三的的暴露出来：太原府的巡逻士卒，在内长城的胡峪口擒获蒙古方面奸细的王义；有司在调查和川王府盗窃案时，意外牵出草场纵火案案犯朱充（火+瞅）的门客门四、李锦等人；大同总兵周尚文派出的哨探出边侦查时，意外擒获负责联络小王子的卫奉等人。
于是乎朱充灼谋反之罪大白于天下。翁万达立即对朱充灼团伙展开抓捕行动。由于涉及宗室，他将一应情况秘密通报给了代王朱充燿，让其将朱充灼等十名涉案宗室羁押。察觉到事情败露，自知大势已去的白莲教教主罗廷玺，在抓捕人员抵达前，将白莲教相关人员的名单焚烧一空，随即服毒自尽。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在法司复请下，明世宗做出判决，朱充灼等八名宗室被赐自尽，并焚尸，以儆效尤。
现代与古老交相辉映的大同
朱充燿本是朱充灼谋反案的预定受害人，可他身为代藩大宗宗主，竟然没发觉本宗之内有这么多宗室牵涉谋反，是故也挨了明世宗的批，府长史孙质等被论死系狱。
永乐以后，藩王的权力几乎被削减殆尽，成为被圈禁在翻地当猪养的吉祥物。以朱充燿的生平观之，他是一位为人谨慎，一生无大过错，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愿意帮宗室成员争取利益的贤王。放在平时，可以欢乐的做一个闲散的富贵王爷。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受封于边陲，时不时的要面临蒙古人的刀兵威胁不说，还经历了两次大同兵变，及一次宗室谋反未遂案。这在生活在明王朝稳定期的诸多藩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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