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2期
寮屋区是二战后土耳其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伴生结果。伊斯坦布尔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和小城镇移民，形成了土耳其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寮屋区。在土耳其多党政治的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寮屋区居民的政治选择是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也使得寮屋区居民成为政党积极争取的选民群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亲伊斯兰的繁荣党在土耳其地方选举中赢得伊斯坦布尔广域市市长的职务，成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受到新自由主义冲击而陷入分化的寮屋区社会中，繁荣党所倡导的“公正秩序”政治理念以及具有伊斯兰慈善性质的政治实践成为该党获取寮屋区居民支持的关键。寮屋区居民与繁荣党基于各自利益考量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促进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发展的推动力量。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寮屋区；繁荣党；“公正秩序”
丁雨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助理
图片来源：Bloomberg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开启了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在城市边缘地带形成的规模庞大的寮屋区（squatter area）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由于寮屋区的发展根植于一国特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文化之中，各国的寮屋区在具体形态、内部结构乃至名称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成为反映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棱镜。土耳其共和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从1945年的近343万人增长至1990年的3,180余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从1960年的25%增长至1997年的65%。然而，土耳其工业化速度相对滞后，城市无法容纳短期内大量涌入的乡村和小城镇人口，这导致城市外围地区形成了大规模寮屋区并不断扩张。1950年至1990年间，土耳其的寮屋区人口从25万迅速上升至875万，其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从4.7%增长至33.9%。在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背景下，城市中迅速增长的寮屋区人口之于政党选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有学者甚至提出，“寮屋区的选票对于决定城市选举的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1983年7月，阿里·图克曼（Ali Türkmen）和阿赫迈特·特克达勒（Ahmet Tekdal）等人在此前亲伊斯兰政党救国党（Milli Selamet Partisi）的基础上组建繁荣党（Refah Partisi）。繁荣党反对教俗分离，主张社会公平，“民族观念”（Milli Görüş）、“伊斯兰主义”（İslamcılık）和“保守主义”（Muhafazakarlık）是其核心政治理念。自土耳其建立多党制度以来成立的多个亲伊斯兰政党都因世俗政党的排斥而影响力有限，甚至最终往往难逃被取缔的命运。但出人意料的是，在1994年3月的土耳其地方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9%的选票，赢得全国72个大城市中的26个，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市长职位。繁荣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赢得了土耳其最重要的两个城市，这构成了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崛起的重要标志和土耳其政治的转折点，其不仅为1995年繁荣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出色成绩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isi）的崛起和长期执政开辟了道路。在繁荣党在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异军突起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寮屋区的迅速发展是二战后土耳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土耳其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阿里木·阿勒（Alim Arlı）的综述性文章《共和国时期土耳其的城市化与寮屋研究》详细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学界有关城市化和寮屋区的研究成果。整体来看，学者们通常将寮屋区置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着重选取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大城市的寮屋区进行个案研究。例如，凯末尔·H.卡尔帕特（Kemal H. Karpat）是最早关注寮屋区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寮屋：乡村迁徙与城市化》（The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是关于土耳其寮屋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卡尔帕特深入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进行调研和访谈，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了当地寮屋区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20世纪80年代之后，土耳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成为其社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寮屋区的状况和政治选择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穆拉特·杰马尔·亚勒辛坦（Murat Cemal Yalcintan）和阿德木·埃尔德木·埃尔巴斯（Adem Erdem Erbas）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寮屋区民众已经成为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借助政党政治表达自身诉求，其政治选择成为土耳其亲伊斯兰政党崛起的重要因素。国内学界对土耳其的政教关系、亲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及其政治理念等问题已有详细探讨，然而相较于国外学术界对土耳其城市化进程以及寮屋区的深入研究而言，中国学界多从宏观角度讨论土耳其的城市化问题。例如，邹高禄和罗爱玲曾介绍过土耳其城市化的动因和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车效梅对历史上伊斯坦布尔城市的演变、西方冲击下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进行了详细分析。过去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社会发展和城市化与土耳其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直到近年来才有学者着重关注这一问题。例如，王龙林的《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一文探究了城镇化与本国伊斯兰政党崛起的密切关系，指出城镇化所带来的大量乡村居民向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迁移，因土耳其的选举制度的特殊性而强化了伊斯兰政党的选举优势。此文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伊斯坦布尔棚户区的情况，这与上述穆拉特·杰马尔·亚勒辛坦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既往研究表明，伊斯坦布尔始终是学界在探讨土耳其寮屋问题时关注的重点地区。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在城市化浪潮中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形成了土耳其国内规模最大的寮屋区，而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地方选举中的胜出，则是土耳其亲伊斯兰政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本文试图以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为切入点，探究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繁荣党的崛起与寮屋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城市化进程、多党制度与土耳其政治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土耳其，寮屋在本地语言中被称为“gecekondu”，意为“一夜之间建造的住所”。“gecekondu”一词最早产生于土耳其民间，并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开始被使用，该词既可以用来指寮屋区，也可以指寮屋区中单独的寮屋。土耳其学者对“gecekondu”的定义基本一致，即移民到城市的乡村/城镇人口违反公共工程和市政法律/条例，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违规建造的、不符合健康与居住条件的临时住所。从本质上讲，该词是一个法律术语，描述了违反建筑法规和财产权而一夜之间在归国家、市政当局或他人所有的土地上建造的临时性的、不舒适的简易住所。从这个意义上看，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与土耳其其他城市的寮屋区别无二致，但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城市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其寮屋区在政党政治意义上的特殊性与典型性。1923年1月，凯末尔在西安纳托利亚视察期间宣布安卡拉将成为新政权的首都。随着同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伊斯坦布尔这座千年帝都失去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由于共和国早期大量资源被用于建设新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作为旧政权的象征一度成为“被忽视的城市”。然而，伊斯坦布尔始终保持着土耳其经济、历史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伊斯坦布尔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人口的迅速增长与日益提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成为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重要推力；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以工业化为重心的发展政策，也吸引着移民向城市，尤其是西部发达地区的城市迁徙。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移民的迁移距离受到其目的地规模的影响，城镇越大，其吸引移民的影响半径往往也越大。并且，大城市通常能从更远的区域和其他较小的城市吸引更多人口。此外，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人心中有着特殊地位，奥斯曼帝国建立以来向伊斯坦布尔移民的惯性延续至今。上述因素使得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土耳其最早的寮屋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伊斯坦布尔。1949年，伊斯坦布尔的寮屋数量已达5,000所。由于乡村移民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并成为土耳其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政府遂对寮屋的建造与扩张采取默许态度，并未采取强硬的限制措施。因此，寮屋区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总体上处于一种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至1997年，伊斯坦布尔作为欧洲第一大城市，人口已超过900万，其中将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寮屋区。由于伊斯坦布尔的影响范围几乎覆盖全国，其寮屋区居民在地域来源、民族和宗教信仰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例如，伊斯坦布尔的奥尔杜社区（Ordu mahallesi）、埃尔津詹人社区（Erzincanlılar mahallesi）、特拉布宗人社区（Trabzonlular mahallesi）等以地区名称命名的社区，就明显体现出寮屋区居民的不同地域来源。在城市的乡村移民中，同乡身份构成其认同的关键因素，寮屋区最初往往也是来自土耳其各地的移民以乡谊（hemşerilik）为纽带建立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凯末尔·H.卡尔帕特对伊斯坦布尔的那弗巴巴（Nafıbaba），巴勒塔里曼（Baltaliman）和杰拉雷丁帕夏（Celâlettin Paşa）三个寮屋区进行调查时发现，虽然这三处寮屋区的居民来自土耳其的36个省份，但是受访的950人中有597人来自古姆什哈奈省（Gümüşhane）、锡瓦斯省（Sivas）、吉勒逊省（Giresun）和特拉布宗省（Trabzon），即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和黑海地区；其中463人来自古姆什哈奈省的什兰（Şiran）、吉勒逊省的阿鲁杰拉（Alucra）和舍宾卡拉希萨尔（Şebinkarahisar），锡瓦斯省的苏舍赫里（Suşehri）和哈弗克（Hafık）。此外，受访者中有355位移民来自什兰的克勒特村（Kırıntı）和耶尼科伊村（Yeniköy）、阿鲁杰拉的卡亚杰克村（Kayacık）、苏舍赫里的格克切肯特村（Gökçekent）以及哈菲克都兹亚伊拉村（Düzyayla）。也就是说，在这三处寮屋区中，平均有约37.3%的人口集中来自上述五个村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激化促使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库尔德人向西部和西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迁移，伊斯坦布尔同样成为库尔德人移居的主要目的地。目前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口已达30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17%，因此伊斯坦布尔也被库尔德移民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库尔德城市”，该群体主要聚集在寮屋区中。此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伊斯坦布尔也已经出现阿莱维派（Alevis）的寮屋区。来自同一地区或相近地区的移民往往在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这就使“乡谊”成为暗含民族、宗教信仰等元素的亲近关系。“来自相同地区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区域并在城市中形成了封闭的'文化屋’（kültür odacıkları）。所有街区（mahalleler）或居住区（semtler）中的这种'文化屋’都是人们所离开地区的一个缩影。”因此，埃尔祖鲁姆人（Erzurumlular）、埃尔津詹人、锡瓦斯人（Sivaslılar）、里泽人（Rizeliler）人看似生活在城市里，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同乡身份、共同的族裔和宗教信仰不仅在寮屋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促使寮屋区内部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构成寮屋区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资本。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寮屋居民不仅能够借助乡谊的纽带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也能够互相交流城市生活、工作机会和移民等信息。因此，来自乡村和小城镇的移民以乡谊为纽带而聚居在特定的寮屋区，是一种十分理性的行为。随着寮屋区的发展，其内部逐渐形成了许多以乡谊为基础的正式的同乡组织。根据伊斯坦布尔广域市市政府（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si）的统计数据，同乡组织数量占伊斯坦布尔各类协会总数的72.42%。但是，这种具有内聚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寮屋区之间的交往。例如，阿莱维派的寮屋区与逊尼派穆斯林的寮屋区倾向于彼此分离，互不往来，并且阿莱维派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身份。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居民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较为温和的特征。虽然他们大多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东南部、中部和北部等较为保守闭塞的乡村或小城镇，这些地区的现代化水平远落后于大城市，相较于城市而言，受世俗主义的冲击也相对有限，但是寮屋区居民的宗教信仰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极端主义倾向。尽管绝大多数寮屋区居民都声称自己是穆斯林，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进行礼拜。一些宗教人士在为寮屋区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的同时，也积极捍卫工人权利，并提倡全面采纳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在一些寮屋区中，宗教人士还极力倡导民主并力劝民众参与选举。整体来看，居住在寮屋区中的乡村移民无论是在城市的物理空间还是在社会空间中，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状况的窘迫与贫困一直是土耳其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因素，可当他们到达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后，却发现原来的乡村贫困被城市贫困所替代，大多数人只能栖身于简陋的寮屋。再加上乡村移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很低，不具备在城市中谋取高薪工作的技能和资本，因此失业和非正式就业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困，便成为寮屋区居民生活的常态，沿街叫卖的小商贩（işportacılık）是寮屋区居民的典型职业。居住在寮屋区的人口从事有保险的工作的比例很低，尽管男性中这一比例达61%，女性却只有20%。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成本却很高，每天的通勤费用占据了从事低收入工作的贫困阶层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除了失业与贫困外，寮屋区的民众还普遍面临道路、下水道、水电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寮屋区在土耳其选举中的重要地位与土耳其的选举制度和行政区划的设置密切相关。土耳其的地方行政分为省（il）、市（şehir）/县（ilçe）以及街区（mahalle）/村庄（köy）三个层级。省级机构主要包括省长、省议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其中，省长作为国家的代表由中央政府任命，省议会按照比例代表制的原则由选民选举产生，其选举与市政选举同时进行，任期五年。省执行委员会则由省议会选举、省长领导。市政组织主要包括市长、市议会和市执行委员会。市长和市议会由选民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其中市议会的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市长的竞选则采取多数选举制。市执行委员会由市长领导，包括市议会选举产生的成员和从市政管理工作人员中任命的成员。由于土耳其政党不得参与街区和村庄一级的竞选，这一层级的长官穆赫塔尔（muhtar）和相关机构的成员是以无党派身份参加选举的。因此，各党派在地方选举中主要围绕省、市议会和市长职务展开角逐。广域市（Büyük Şehir）的设立是土耳其行政管理史上的重要事件。为适应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新形势，土耳其于1984年推行市政改革，率先将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三个大城市升格为广域市，将这三座城市所在的省下辖的县并入广域市，使之成为广域市下辖的区（ilçe）。市长是广域市的最高长官，区长选举作为地方选举的一部分，与市长、市议会选举同时进行。广域市市政府（Büyükşehir Belediyesi）和区政府（Büyükşehir İlçe Belediyesi）的职责各有侧重：各区政府在区长的领导下负责在其行政区域内提供基本的市政服务；广域市市政府则负责实施大型项目，包括战略规划和投资、交通网络和主要公共设施的建设。广域市内部行政层级的增加和管辖范围的扩大进一步提高了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政治地位。控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城市的市政府能够使政党在国家政治中获取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更多的政治资源。由于省长和相关省级机构的权限十分有限，政党和选民对市政选举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省议会的选举。在土耳其，所谓的“地方政府”通常指市政府。广域市的设立进一步削弱了其所在省份的省政府的权限，提高了市政选举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土耳其多党选举的政治背景下，此项改革加剧了各政党对伊斯坦布尔等广域市的竞争。城市中数量众多的寮屋区居民自然是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该群体的政治选择构成了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土耳其多党政治的施行与城市化进程几乎同时开启。由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民主政治实践在土耳其民众中树立了普遍的政治参与意识，因而寮屋区居民长期构成多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一方面，政党政治为寮屋区居民表达自身诉求、改善自身处境提供了渠道；另一方面，政党为在选举中取胜，也会尽力满足前者的诉求，以争取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因此政党与选民之间便形成了“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政府因对乡村移民采取“民粹主义”政策而获得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在整个60年代，正义党（Adalet Partisi）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寮屋区。在1969年的选举中，寮屋区居民对正义党的支持率高达61%，远高于该党在全国46.5%的平均支持率。由于乡村移民在许多方面将城市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视为自己的最终目标甚至典范，获得寮屋的正式土地所有权以及就业机会，便成为寮屋区居民的主要诉求。为获取寮屋区居民的支持，政党通常在选举前向他们承诺发放地契并授予寮屋区“街区”或者“市政”（belediye）的资格以使之合法化，进而国家将为这些原本没有电力、污水处理系统、公共交通和电路的区域提供基本服务。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在20世纪70年代转变为中左政党，该党在1973年全国大选前向寮屋区居民承诺将为1973年底之前建造的所有住房颁发地契，从而赢得了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并在大选中名列前茅。20世纪80年代寮屋区居民选择中右政党祖国党（Anavatan Partisi）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也是祖国党承诺将既有的寮屋合法化。为了更有效地争取自身权益，寮屋区还建立了诸如“寮屋区改善协会”（Gecekonduyu Güzelleştirme Derneği）等正式组织，其在致力于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还具有沟通居民与政党、同城市乃至国家政要进行交涉的功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评论文章曾指出，恩庇政治防止了土耳其寮屋区的贫民窟化。土耳其的政党更替频繁，且同一政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也时常发生变化，因此寮屋区居民并未与特定的政党形成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而是理性地选择支持能够使寮屋区利益最大化的政党。当寮屋区居民所支持的政党无法满足其诉求时，他们便会转而支持其他政党。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寮屋区居民在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通常支持中左或中右政党。相较于巴西等国的贫民窟，土耳其的寮屋区明显是安全且温和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寮屋区居民并未在政治中走向极端，这主要便是得益于政党政治为寮屋区居民表达自身诉求和获取物质利益提供了途径。寮屋区居民利用政党政治争取自身权益同时改善了本群体处境，等于缓和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社会问题，继而有利于土耳其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平稳推进。亲伊斯兰的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影响有限且未受到大多数寮屋区居民的支持，关键原因在于其在当时仍受到世俗主义的排斥，并且冷战背景下土耳其政治中的左派与右派的激烈斗争长期主导了土耳其政局。然而，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政府开始采取“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Türk İslam Sentezi）的政策，该政策重新解释了土耳其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将民族主义信条纳入伊斯兰教，旨在创造一种“伊斯兰民族”的集体意识，以防止意识形态冲突和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暴力的重演。这一政策也为后来执政的祖国党政府所继承。“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政策的形成标志着土耳其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动摇，为土耳其的亲伊斯兰政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此外，祖国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这一时期土耳其左翼政党的衰落，也为繁荣党争取寮屋区的选民提供了契机。1994年繁荣党在地方选举和次年全国大选中所取得的成功，对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政治传统构成巨大冲击，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政治的发展路径。尽管土耳其军方因不满埃尔巴坎政府的伊斯兰主义政策与活动，于1997年2月再次发动“软政变”，迫使埃尔巴坎辞去总理职务，繁荣党也在次年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为非法，但繁荣党短暂的胜利却为此后的亲伊斯兰政党的发展乃至执政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政策为亲伊斯兰政党的壮大提供了发展空间，那么亲伊斯兰政党能够通过选举的方式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便离不开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下在城市底层民众、尤其是寮屋区居民中的经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一方面，1983年执政的厄扎尔政府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出口导向。这在促使土耳其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刺激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导致土耳其里拉的迅速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造成土耳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平、失业率上升、物质主义思想盛行等诸多问题。伊斯坦布尔的失业率从1980年的5.5%上升到1990年的6.2%，至2000年更高达12.7%。伊斯坦布尔寮屋区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的年龄介于12岁至14岁之间。根据1991年的调查数据，在伊斯坦布尔超过12岁的寮屋区居民中，只有39.3%的受访者称他们在前一周有工作。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寮屋区中，70%～80%家庭没有任何储蓄。奥尔罕·图尔克多安（Orhan Türkdoğan）对伊斯坦布尔寮屋区的调查显示，有77%的受访者没有储蓄，78%的受访者月收入不足，处于借贷状况者高达70%。随着城市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收入分配分化最严重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最富有的20%的人口收入占城市人口总收入的64%，而最贫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仅占这一总量的4%。另一方面，全球化重塑了全球城市体系，伊斯坦布尔作为沟通欧亚大陆的枢纽城市，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再加上厄扎尔政府执政前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伊斯坦布尔城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扩张。结果，原来位于城市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寮屋区变成了城市内的社区，从而增加了寮屋区的潜在价值。尤其是厄扎尔政府通过的寮屋区相关法案，允许寮屋区建造最高为四层的楼房，为寮屋区的房屋进入正式的住房市场开辟了道路，它们成为高收益的商业化资产。以出售和出租为主要形式的“寮屋商品化”（gecekondunun ticarileşmesi）为一些寮屋区居民带来了经济收益，有媒体对此评论道：“先前他们在一夜之间建造寮屋，如今在一天之内暴富。”然而，寮屋区居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此，仍是一个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实际上，厄扎尔时期也是土耳其房地产和土地投机迅速发展的时期，市场机制造成了住房的“交换价值”相对于“使用价值”的增长。随着城市土地及其房屋商业价值的迅速提升，寮屋区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房地产商、投机商乃至政府所觊觎的重要资源。至21世纪初，在城市中获得合法地位的大多数可出租的寮屋区房屋都是由承包商改造的，而这种对居民生活空间的直接干预因受到政府的支持而合法化。此外，寮屋区中还产生了所谓的“土地黑手党”（arazi mafyası）、“寮屋区黑手党”（gecekondu mafyası）等组织，它们在非正规市场大量非法出租寮屋区房屋。寮屋区租金收益的上涨和城市中土地竞争的日趋激烈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寮屋区居民的生存空间，弱势阶层被排斥于寮屋建造的过程之外。土耳其政府于1983年3月颁布的赦免法在承认既有寮屋区房屋合法性的同时，还禁止建造新的寮屋。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城市化浪潮中的乡村移民来说，大多数人只能选择租赁房屋，而日益上涨的租金和这一时期收入的相对下降，无疑造成了其生存的困境。寮屋区住房的商业化与政府、房地产商和非法组织等多个行为主体的介入，还对寮屋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强烈冲击。再加上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想空前盛行，寮屋区内部的传统秩序和社会关系网络逐渐遭到侵蚀。20世纪90年代初，繁荣党在“民族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公正秩序”（Adil Düzen）的政治理念，将其重点放在社会经济问题之上。繁荣党把一千年前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作为本国历史的起点。它批评自奥斯曼后期以来两个世纪的西化改革，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是由于西方化导致民族信仰、传统与文化（伊斯兰）的力量在社会中的衰落。繁荣党认为，西方文明与犹太复国主义是万恶之源，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推行一种有意识的“现代殖民主义”政策，在土耳其造成了社会经济问题。在强调土耳其的失序状态的同时，繁荣党还为国家的发展构建了一套新的“公正秩序”。繁荣党批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公正秩序”定义为“以私人企业家精神为基础并摆脱垄断的秩序”，主张建立公平的经济秩序，强调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改善穷人物质状况的道德义务。在土耳其社会贫富分化与寮屋区内部的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公正秩序”对城市底层民众的吸引力大大提升，繁荣党的支持者由此从安纳托利亚乡村扩展至城市，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城市底层选民。由于市政选举在土耳其地方选举中地位的提升以及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日益增多，政党在竞选时从以往的围绕国家问题和党际冲突展开转向越来越多地涉及交通、不受限制的城市发展以及污染等地方和市政管理问题。繁荣党自成立之初就表现出对寮屋区居民的关切。1984年2月，时任繁荣党主席的阿赫迈特·特克达勒在首次电视谈话中就指出，土耳其未能及时限制向城市的移民导致基础设施服务不足，并强调市政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有效监管食品的质量和价格。他说道：“不控制和打击高物价，而是把紧盯着卖面包圈（simit）的穷苦儿童手中的袋子当作服务，靠这种思维和这样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市政府就无法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倾听寮屋区中饱受苦难的同胞的痛苦，并寻找解决之道。否则（等到）明天就太迟了。”1984年3月繁荣党首次参加地方选举，获得了尚勒乌尔法（Şanlıurfa）和凡城（Van）的市长职务，1989年3月再度赢得这两座城市以及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ş）、锡瓦斯、孔亚（Konya）的市长职务。与其他政党所辖的市镇不同，繁荣党治理下的市镇提供免费的社会服务，包括设立食堂、医院、养老院、儿童日托中心、停车场、墓地、宿舍，残疾人康复中心、价格低廉的市政超市等机构，提供流动医疗服务、煤炭和食品援助，为婚礼和妇女分娩等事务提供经济资助，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免费的公共交通，面向年轻女性开设手工艺培训课程等。繁荣党不仅在政治理念上受到寮屋区居民的青睐，其具有伊斯兰慈善性质的市政实践同样获得了城市底层民众的认可与支持。繁荣党还不忘援引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市政改革来为自身的市政理念与实践辩护。时任繁荣党主席助理的里扎·乌鲁贾克（Rıza Ulucak）在1994年地方选举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我们（繁荣党）所主张的市政体系曾在奥斯曼帝国的进步时代（ilerleme devrinde）得到施行。当时担任市政长官的人被称为'Şehremini’，意思是担任市长的人。我们的市政长官也将会是24小时的城市长官（şehrin emri）。”奥斯曼帝国现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势力主导下开启的，且专门的市政机构在建立之初主要服务于欧洲人的利益，但此后奥斯曼政府的介入进一步扩大了市政机构的职权范围，逐渐直接地与所有人建立联系。例如，奥斯曼政府任命市政医生管理为穷人设立的免费诊所、在遭遇鼠疫时为儿童免费接种疫苗、打水井缓解加拉塔夏末的缺水问题等措施，无不体现出伊斯兰慈善理念中关注穷人和普惠性的特征。由此看来，繁荣党的市政实践与理念的确与奥斯曼时期的市政管理具有共通之处。当然，繁荣党也受益于伊斯坦布尔丰富的伊斯兰遗产。当地数量众多的清真寺、伊斯兰组织和基金会为繁荣党的活动提供了支持。繁荣党在向社会底层民众提供具有伊斯兰慈善性质的市政服务的同时，也在其管辖范围内限制并打击与伊斯兰理念相悖的行为与活动。例如，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土耳其市政工作的顽疾，繁荣党在批判其他政党市政管理中的腐败行径的同时，致力于在其管辖的市镇中建立“公正秩序”，构建一套高效廉洁的市政管理模式。苏尔坦贝伊里（Sultanbeyli）是伊斯坦布尔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寮屋区，繁荣党在1989年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该区。苏尔坦贝伊里区政府通过规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准收受贿赂和每天五次礼拜以杜绝腐败问题。身为繁荣党成员的区长阿里·纳比·科查克（Ali Nabi Koçak）对这一规定做出了如下解释：“每天礼拜五次的人知道他将在末日审判时进行汇报，因此他不会受贿，也不会偷窃。”繁荣党当局还在市政大楼中竖起了写有“受贿和行贿者是邪恶之人”的警示牌。繁荣党在苏尔坦贝伊里的市政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该区的选民人数从1989年的8,937人增加到1994年的43,700人，而在地方选举中繁荣党在该区的得票率则从1989年的30%增长至1994年的近60%。繁荣党在苏尔坦贝伊里区的成功经营也为其赢得了良好声誉，从而使伊斯坦布尔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卡尔塔尔（Kartal）、于姆拉尼耶（Ümraniye）和艾郁普（Eyüp）等区的选民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也选择支持繁荣党。 繁荣党还注重深入到底层民众中，与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首先体现在繁荣党的竞选方式上。土耳其海峡大学教授埃尔森·卡拉伊杰奥卢（Ersin Kalaycıoğlu）认为，繁荣党是土耳其唯一一个具有明确的纲领且有组织地建立起募集选票（oy toplamak）机制的政党。这是因为繁荣党不仅在选举前通过挨家挨户走访的方式（kapı kapı dolaşmak sureti）进行宣传和游说，在投票阶段也始终有人员在现场为选民提供各种帮助，而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却没有能力运用本党的人力资源，组织性远逊于繁荣党。其他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将上述工作交给国家，而没有适当的代理人深入现场。在繁荣党胜选的地区，会定期召开所谓的“人民议会”，并宣称“人民议会”是“直接民主”以及“真主赋予民众的权利”。繁荣党区长每周都会到当地的咖啡馆听取市民对市政当局的诉求。耶勒·亚辛-纳瓦罗（Yael Yashin-Navaro）在观察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卡厄特哈奈（Kağıthane）的寮屋区的活动后，对“人民议会”作出了如下描述：“在开始交流之前，他（区长）总是提醒居民，这些集会是仿照伊斯兰教早期哈里发欧麦尔的治理模式……出席每周的'人民议会’的几乎都是男性，且大部分是繁荣党的支持者。他们表达自身对于社区中的管道破裂、垃圾未收集、交通事故、道路未铺砌、缺水、缺电等问题的关切。”此外，在宗教节日期间，繁荣党的市政长官也会到访疗养院、学生宿舍、被遗弃儿童的宿舍（abandoned children dormitories）、医院和监狱，并分发食物和衣物等物品。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宗教、教派等认同被政治化。这一趋势也对土耳其的寮屋区产生了影响，寮屋区居民中出现了基于种族、教派和性别的分化。这与兴起于西方世界的、强调身份认同和差别的后现代思潮相一致。此外，在城市中长大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寮屋区居民也意识到了自身内部的差异。例如，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寮屋区中，普遍失业和高度不安全的生活处境，致使库尔德人产生了怨恨和被剥夺感。由于库尔德人通常会从种族角度看待社会不平等，使其更加重视自身的种族纽带和身份，进而成为“威胁”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潜在隐患。繁荣党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和市政实践，则超越了寮屋区民众之间的教派、种族和地域差异，对具有不同背景的寮屋区居民产生了广泛吸引力。例如，居住在寮屋区中的底层库尔德人更愿意支持繁荣党，而非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土耳其《共和报》（Cumhuriyet）曾指出了这一点：“……经受贫困的人明显倾向于繁荣党，（繁荣党）在大城市和东南部选票激增背后存在这样的事实。繁荣党获得了东南部的库尔德人的选票，大城市中库尔德人的选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看到，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中繁荣党的选票背后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库尔德选票。”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寮屋区房屋的商品化、多种外部力量对寮屋区土地和住房资源的竞争和干预造成了寮屋区居民内部的分化，底层寮屋区居民的处境愈加艰难，寮屋区内部以乡谊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逐渐被削弱。在此情况下，繁荣党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内核的“公正秩序”迎合了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寮屋区居民的诉求，其致力于提供具有伊斯兰慈善性质的市政服务则为伊斯坦布尔的寮屋区居民带来了切实的物质利益。此外，繁荣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寮屋区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寮屋区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上述因素共同构成繁荣党赢得寮屋区居民支持的关键。1919年凯末尔来到安纳托利亚着手组织卫国战争之初，曾在致伊斯坦布尔名流的信件中写道：“伊斯坦布尔已经不再主宰安纳托利亚，而是必须依赖于它”。如果说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疆土仅剩下安纳托利亚一隅，国家必须依赖后者的力量抵抗希腊入侵，处于协约国控制下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也只有依靠安纳托利亚才能够得以保全，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安纳托利亚则以新的方式对伊斯坦布尔和国家政治施以影响。城市化看似是城市对乡村、现代化对传统的一种侵蚀与剥夺，而实际上乡村与传统却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反作用于前者。一方面，安纳托利亚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结构，城市原有居民的比重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来到城市的乡村和小城镇移民并没有被动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在寮屋区中保留并延续着安纳托利亚的传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形塑着城市景观。更重要的是，寮屋区居民还不断借助政党政治施以对市政管理和国家政治的影响。土耳其的多党政治不仅构成以寮屋区民众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其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的规则设置以及独特的行政管理结构也为寮屋区民众表达自身诉求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寮屋区居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实质性的政治地位，而至今已经主宰土耳其政坛近20年的埃尔多安也正是在当年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任上获得了第一笔政治资本。由此看来，寮屋区居民是土耳其政治由激进的世俗主义向伊斯兰主义转型的推动力量。在正发党长期执政的今天，寮屋区依然是土耳其面临的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溯源寮屋区在亲伊斯兰政党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观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外中东研究所和本微信订阅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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