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兴起》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下）；陆月宏译；南京：凤凰传媒集团。
预备阶段与启蒙运动史。作者致力于在历史主义的起源中给出关键点，所有的一切端赖于打破僵硬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对于长存不变的至高人类理念和对于所有时代都存在的人性齐一性的信念，并将生命的流动性注入其间。为此所需的第一步是通过哲学思维中一种普遍性转变跨出的，这种转变已在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哲学中首先被辨别出来。
至此以后，人们朴素地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孜孜不倦地用理性来把握客观世界，而如今来临的突出问题是，关于认识主体和在主体自身中寻找法则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向着主体性问题的转变中，人们触及到了我们将予以描述即将来临的革命思想的最初迹象。（这个时代是作者生活的年代，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期）
历史主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自然法思想。只有凭借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有朝一日克服古老的自然法和新型的自然主义，从而赢得崭新的历史意识。但这种思想生命中的变化并不会进行得这么快，尤其是要在它突破自古代以来就生长着的绵延千年的思想硬壳时就更是如此，而这一努力的开始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发端于英国的启蒙运动开始获得优势，随后蔓延至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随后，一些思想家触及了历史世界，并走上了对它进行解释的道路，此种解释有别于理性的启蒙主义所作出的解释，在新柏拉图主义宇宙图景的理性的和谐圆满的形而上学的促进下，创造出了新的历史认识工具：凭借着学会对整体、形式、构架、内在的核心与有生命之物的作用着的力量的尊敬，它得以驾驭对立面与矛盾。
作者认为，在西方启蒙主义者中，存在着“固执的精神”——它是西方人的一种劣根性。有人无情地嘲笑了有关通过契约产生国家的机械论学说，如果将国家命名为民事政府与社会——就会变成一种发明物与工艺制品，而事实上存在于人类与他们伦理倾向之间的社会联系，是某种原初的与自然给予的东西。
莱布尼茨赋予历史知识以功利主义和道德的目的。
这种人格的力量虽然紧紧地扎根于大众历史之中，却能够赠予它崭新的动力和道路。历史发展观念与国家和民族命运也不能拒绝战争难以估算的因素。正是领袖人物和战争最明显地赋予了历史进程以奇特的和无法预知的特征，确保了历史的进程从不会遵循一一个普遍的法则。如永恒的历史理想（storia ideal eterna）。“过去的必须如此，现在必定如此，在未来这也将命定如此”
作者认为，世界历史被看作是一连串的各民族同样的发展过程，宛如一串成熟的葡萄，其中每一颗葡萄看起来与其他的葡萄非常相似。科维教导了典型民族的发展，却没有教导个体的发展。发展观不应被严格地束缚于纯粹的进化观念。作者指出，对于历史主义来说，只有它将典型的发展也纳入它更丰富和更复杂的发展景观时，才能承认科维的为先驱。
作者认为，在历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伏尔泰最具影响力，如他的《风俗论》，在1740年初次诞生于世的时，他就成了新的历史思想道路的开拓者，在本书中，他提供了一部自查理大帝时代以来的普遍历史，以一种简略的方式（从1756年起）从人类文明的开端开始描述，开启了崭新的历史视域。伏尔泰历史思想中的新颖和创造性的因素，与法国和西欧的一连串事件所产生的历史情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反映了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知识因素。即一种无与伦比的坚定而又带有巨大弹性的性质，以十足的确信感，使整个历史观服从于其自身的标准。
可以归结为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各民族的道德与精神，至少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早期，就存在着一种谈论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和其他实体精神的倾向。（p88）民族的表达和语言的措辞，可以感受到民族特征（p89）。
存在着一种获得历史知识的方法，使得能够在判断国家事务时超越道德化的人格方式。（这即是国家理性学说，关于特定国家利益的学说，是马基雅维利创立的）
接下来，作者将继续以孟德斯鸠、休谟等人的学说，来举例、分析和阐述历史主义。作者的结论是，历史主义既是普遍的，然而在每个时刻又是在赞美个体的，它是观念与现实的结合，是人的生命机体延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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