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自李继迁夺回定难五州后，其势力便逐步壮大，到宋仁宗时更是发展成辽宋都无法轻视的第三方势力，同时也给北宋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公元1038年，西夏首领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元昊的这一举动无疑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宋恼羞成怒，随即对西夏进行经济制裁，早有准备的元昊也马上对北宋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宋夏两国大打出手，先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展开大战。北宋三战三败，从此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不敢轻言主动出击，从而在战略上陷于被动。这一局面在宋神宗登基后才得到明显的改变，而改变的重要节点正是宋夏之间的绥（suí）州争夺战。
战争狂人李元昊遇刺身亡后，西夏由没藏氏兄妹把持朝政。在此期间，西夏虽然不断派兵侵扰宋朝边境，经常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但没藏氏兄妹又极力避免和宋朝彻底闹僵，所以两国边境倒也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西夏没藏太后剧照
1061年，西夏国主李谅祚夺回大权，开始亲政，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稳固统治。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谅祚为了从宋朝获取更大的利益，开始发兵大举攻宋，宋夏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被打破。
1064年，李谅祚因宋朝停止互市，便借口宋朝侮辱本国使者，发兵进攻泾原路和秦凤路，宋军伤亡千人。次年，又越境进攻庆州、保安军、顺宁寨等地，令边境不得安宁。
《西夏书事》：秋七月，以兵入秦凤、泾原大掠。
《西夏书事》：谅祚数扬虚声，兵骑往来倏忽，偶不设备，即乘虚入侵。
随着战争频率的增加，谅祚内心的狂野也彻底释放出来。1066年，有点飘的谅祚到大顺城下督战，结果中了宋军埋伏，差点就成了西夏第一个战死的君主。不久后，谅祚在宋英宗难得的强硬外交下，勉强收敛，但仍是“贼心不死”。
1063年，宋英宗从宋仁宗手里接过皇位，较之仁厚的仁宗，英宗在对夏策略上显得较为强硬，但因其体弱多病以及“濮议”等内政事件的影响，对西夏总体还是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
锐意进取的宋神宗
1067年，宋神宗继位，胸怀大志的神宗对大宋过往的屈辱十分痛惜，并有意改变自真宗以来的被动局面。
《默记》：神宗初即位……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
当时的辽国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仍不失为北宋的劲敌。反观西夏，虽然多次击败北宋，但无论从国力还是体量上来说，显然要比辽国更好对付，而且谅祚不断扰边，让宋朝不胜其扰。因此，神宗决定在西北战略上进行改变，拿西夏先开刀。
1067年，边将种谔等人向宋神宗提议计取绥州，有意搞事的神宗当然一拍板就同意了，并对西北诸将进行遥控（密旨）指挥。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及高遵裕还自夏州，又言若纳嵬名山则横山之民皆可招来。
绥州是定难五州之一，地势险要，城外有铁山、碣（jié）山为屏障，又处在大里河、无定河交汇处，北连银州（属夏），西通横山，又与石洲（属宋）隔河相望。西夏得之，则可拱卫横山，威胁延州、石洲。北宋得之，则可拱卫麟府之地，威胁银州，进逼横山，切合“渐复横山”的战略。
绥州战略位置突出，是宋、夏必争之地
皇帝降下密旨，做臣下的自然要交出一份好的成绩单。种谔通过招降、策反绥州守将嵬名山的身边人，环环相扣，将嵬名山蒙在鼓里，兵不血刃地就得到了绥州，令西夏始料不及。
《西夏书事》：冬十月，左厢监军嵬名山以绥州内降。
《续资治通鉴》：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大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胜兵万人。
宋军占领绥州，西夏当然不肯放弃这块战略要地，于是多次发兵来夺，但碰到种谔这位高段位选手，也算西夏倒霉，不仅城墙摸不到还得赔上不少兵马。眼看夺城无望，谅祚一面加强银州的守备，一面向辽国求援，辽国表示没问题，然后就没下文了。
1068年，西夏见军事路线走不通，就改走外交路线。西夏提出用塞门、安远二寨交换绥州，宋朝同意。然而西夏一开始就打算“空手套白狼”，不肯先移交城池，所以作罢。
西夏随即又大举攻宋，意图通过军事行动来给宋朝施压，但宋朝也毫不退让，双方“你来我往”，到最后也还是没能达成共识。西夏又尝试了其他方法，都未能成功，夺回绥州的计划算是基本泡汤。
种谔夺取绥州，本该是大喜事，不说放炮庆祝，鼓掌一下总该有的，然而朝中部分大臣却觉得这是自引祸水，着实让人费解。
其中枢密使文彦博等人就认为和西夏要讲诚信，殊不知兵法有云“兵不厌诈”。宋朝的边事败坏，和这些保守派大臣脱不了关系。
《涑水纪闻》：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
弃守绥州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神宗担心西夏联合辽国入侵，所以有意弃守绥州。但主持西北边事的韩琦认为“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先形自弱之势也。”
韩琦文武双全，辅佐三朝，是北宋的贤臣
主和的保守派大臣不肯善罢甘休，强迫神宗弃城，好在韩琦等人坚持守城，本就不想让步的神宗现在有了底气，于是做出“绥州事如韩琦所议”的决定。
然而神宗在保守派大臣忽悠下，还是在1069年下诏弃守绥州。不过边将郭逵是个性情中人，对于朝廷的这种昏招拒不执行。神宗很快反悔，得知绥州尚在，便褒奖郭逵“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
至此，神宗考虑到绥州的重要性以及西夏的无诚意，决定不再反复，于是下诏改绥州为绥德，并增派兵马，由郭逵镇守，绥州争夺战以宋朝的胜利告一段落。
《续资治通鉴》：离以夏人渝盟，请城绥州，不以易二砦；从之，改名绥德城。
绥州争夺战在宋夏战争史上是重要的转折点，表面上来看它是宋夏之间为争夺一座城池而引发的较量，是宋朝扭转略被动的一次尝试，但其背后却是宋朝内部对于西北战略的改变，是宋朝主战派的崛起以及神宗本人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的体现。
绥州争夺战的胜利标志着北宋在西北的战略由积极防御逐步过渡到主动出击。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开展，神宗进取之心更甚，对种谔等人的大胆想法也予以首肯，于是种谔主动出击，攻取重镇啰兀城，虽然最后得而复失，但宋军开始掌握主动权已不言而喻。
同时，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攻灭西夏，神宗还采纳了王韶的《平戎策》，并命王韶主持开边之事。1072年，经过前期准备，王韶开始了拓边青唐的战役，并成功收复六州之地，达成了从侧翼包围西夏的战略目的。
熙河开边
此后，北宋在西北战略上越来越主动，到元丰年间还发动了五路伐夏的大规模战役，志在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西北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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