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P69—P70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题《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3、6期，周学军摘
中国古代的帝王“君权神授”思想经历了从“巫主民”到“天主民”的演化，逐步走向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却被由“重民轻天”发展而来的“天人相分”所打断。直到董仲舒用天人感应学说重续天人关系，天子的地位才重新得以底定，延续了2000多年。
全世界都曾盛行过巫术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帝颛顼“绝地天通”，其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对施巫权的垄断。五帝时代应属于施巫权走向统一、统治中心开始出现的文明初曙期。五帝都在“八方万邦皆为弭服”的共主位子上坐了一遍，恰恰反映了早期统一的不稳定，但事情在悄悄起变化。“以天下授益”，诸侯却“皆去益而朝启”，才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家天下”为标志的朝代——夏朝。
夏王的权力已经很大，但仍需要利用巫术为其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所凭依的认识基础却都是错误的和虚妄的。巫术的破绽为精明者所觉察，人类开始倾向于承认躲在冥冥中的另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才是一切超自然力量的拥有者，并转而向它祈祷和祭祀。
这样的变化很可能发生在夏商之际，一些强大的家族族长取得共主的地位。当塑造最高神已成迫切需要时，这些共主的魂魄便超越众灵。国家政权强化以后，统治部族所奉的帝就成了全天下的帝，很可能是先祖的统称或先祖观念的抽象。
周人极力宣扬和抬高“天”。周人的“天”实等于殷人的上帝，是一个最高神。崇奉“天”的办法是祭祀，由天子主持，助手是祭司，祭祀的仪式就是礼，既威严又神秘，祭祀就是要人畏天、畏神。时至殷、周，“巫主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帝主民”或“天主民”。
周人利用和发展了传统的指定服役制度，才使整个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但是，服制到西周后期却开始走下坡路，进入春秋时期，更出现了以除旧布新为内容的大变动。诸侯在拒绝对天子履行服制义务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会上行下效。现在，连锁反应居然波及基层，连种田做工的人都不听招呼了。他们这才猛醒，旧的办法已完全失灵，再也无法修补了。
各国只好进行改革，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人们从僵化状态中挣脱出来，极大地焕发了生产积极性。春秋战国经济飞跃的原因是服制的瓦解。最基本的统治形式发生了变化，催生了专制君主、官僚机构和集权制国家。
不过，那时变化最深刻的则是人的精神。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随着铁耕时代的到来，生产力得以提升，人的价值才真正被发现，并全面得到肯定。
知识精英以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社会已发生了巨变，纷纷发表意见，重新给人定位，不仅使重民思想在理论上得以深化，而且使人的独立精神首次得到张扬。孔子大力弘扬仁道，并把“爱人”作为“仁”的基本内涵。尽管他的“爱人”仍是讲究亲疏长幼、尊卑贵贱的“别爱”，但“仁”和“爱人”被当作一个重要命题拿出来进行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孔子所言及的具体“重民”措施，也为新型国家如何确立稳定的统治模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发展成为仁政学说，体现了鲜明的重民立场。在“扩充”的办法上，孟子首创了以“自反”“求放心”“养心”“养气”为主的“内圣之道”。荀子选择人与无生物、植物、动物的区别为切入口来给人定位，就科学性而言，似乎又比孔、孟进了一步。与注重内心修养的孟子不同，荀子更重视后天的努力。他相信“修身自强”，能使“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而且即便是普通的“涂之人”，也可以名配尧舜，甚至能“通于神明，参于天地”。所以，每个人都应有“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的志向和雄心。
在诸子关于人的讨论中，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可算是独树一帜的奇葩。其学说的特点是不仅重视人，重视人的生命，更重视人的精神，把精神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们希望精神和思想能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绝云气，负青天”。尽管庄子及其后学提出的获取自由的办法仅限于绝圣弃智、物我两忘和回归素朴等，但他们对精神独立自由的讴歌却传递出时代的心声。
人的自觉意识一旦被唤醒，原有的对“天”的看法也必然发生改观。孔子以仁释礼，就是将旧礼制所体现的天人关系、神人关系置换成人际关系，把祭天事神的仪节变成人与人“相偶”的原则。他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去实现礼制由神学到伦理的过渡，既适应了血缘宗法解体后重建社会联系的需要，也有助于引领人们从神道设教的恐怖中获得解脱。孟子最重要的发明是用民意解释天命。用民意来解释天命，其实际效果就是消解天命的神性。
到战国后期，旧的天道观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就有荀子出来进行辨析，写下了一代名篇——《天论》。通过科学的界定，荀子便破除了传统上对天的迷信，使“天”由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变成了物质性的自然界。荀子说：“明于天人之分”，强调处理好人事与自然的分际关系，既重要又不容易，应该认真对待。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破除了因盲目崇拜天而造成的无所作为，代表的是一种积极有为、有助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自然观。老子的“道”剥夺了天是万事万物本源及主宰的资格。至于法家，他们只相信统治手段，不信天命，故而很少论天。
与上述诸点相比，还有一种变化十分显著，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人们都在重新思考君王的地位和作用，都认为君王必须是称职的管理者，无人强调他是天之“元子”，更不再提他所肩负的传达天意的责任。而天意无人传达，天人之间的联系等于已被切断，天子也无法继续凭借天命承受者的半神半人身份实施统治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必须重建。于是，就出现了忠、诚、道、义之类的新伦理。思想犹如火炬，它引导着人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正是在儒家早期的声势开始转弱时，阴阳五行以东方的齐、燕为基地，迅速崛起。邹衍的著作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但随着他并不美妙的人生结局的到来，都陆续散佚了。五德终始指的是一年之内五季的循环。只有依照“五行相生”的原理，才能使风、暑、雨、寒应时而至，进而实现国泰民安。他实际上是以王居明堂礼为形式，为当时的统治者设计了一年各季的施政纲领。前朝德衰，新朝乃起，而新朝所拥有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邹衍及阴阳家所言之天也不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倒近于自然之天，天道的运行完全能靠人事去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才设计出王居明堂礼，要求王者的行为必须有利于阴阳的“消息”。国君已由天意传达者变成了应该发挥燮理阴阳作用的主动施为者。这种主动施为绝不同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它的核心是“顺”，即用“顺令而行”的办法感天，而不是“胜天”或“用天”。邹衍所言之“天”虽也近于自然之天，但与孔、孟、荀、韩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却不属于同一系统，他完全是用另外的方式在谈天。邹衍的思想源自占星家，巫术才是他们的真正源头。
秦的“一政”完成了“天下归一”的宏伟大业。但是，武断、片面的做法埋下了将秦朝炸毁的火药桶，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社会风气。董仲舒开启了以变秦、更化为内容的新篇章，促进了汉代的政治转型。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观察，董仲舒的政见大致可概括成3条：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都围绕着他所谓的“大本”展开，而“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则是3根支柱。不过，董仲舒更强调三者的关系是“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的完整体系，而不是诸种治理手段的简单拼合或多管齐下。董仲舒在论说中虽利用了“自然之理”，但其统治办法在本质上却是“神道设教”和“政教合一”。
董学、汉政是历史的产物，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甚至充当过历史进步的不自觉工具，但其负面影响也十分深厚。三纲将人纳入三大秩序之中，将上尊下卑绝对化。从此，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下依附于上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臣犯君、子犯父、妻犯夫、下犯上则被视为大逆不道。由于董仲舒常利用天地、阴阳、五行来论证三纲的合理性，违背纲常便更带上违天、违阴阳、违五行、违自然的性质。经过长期沉潜积累，强烈的依附性就会变为依附人格，形成依附文化，不仅扼杀自由，使古代社会丧失活力、长期停滞，更因人的普遍不独立而使现代民主制度无法真正建立。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依附，舍此别无选择。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