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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考试资料

一.《史通》

刘知几《史通》成书于唐代官方经史之学统一后,依仿汉魏子书之体创为一家之言,疑古惑经,扬榷群史,成为官学一统时代的批判者。但表现出儒家正统经史之学的深刻影响。

名词解释:

《史通》与刘知几:

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唐代刘知几著。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是刘知几倾毕生心血撰成系统史学理论著作。全书二十卷,分内外两篇,上帙三十六篇,下帙十三篇,共四十九篇。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专门讨论历史编撰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史通》的主要内容有:①注意过去史著的体例得失;②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着的弊端;③大力反对史家把迷信与史实相混淆;④批评六朝以后的文人修史。但《史通》一书也被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虽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阴影,因而轻视史书中的中的表、志,失之片面。

史学思想:无神论世界观思想;进化论历史观;反映论的历史观

研注之作:历代研治《史通》者,其流为四:一为评论;二为校雠;三为注释;四为续补;

贡献:1.第一次对中国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总结。

表彰“直书”,贬斥“曲笔”。

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

对历史编纂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

5.指出了史家须具备的条件——“史才三长。

刘知几:字子玄,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其中,“才”指的是掌握文献的能力;“学”指的是编撰能力;“识”指的是胆识与品德,要“直书为贵”。《史通》是刘知几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大唐西域记》

简称《西域记》,地理史籍,为唐代著名高僧唐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而成。《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书中综叙了玄奘西行之见闻。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故事等。

《大唐西域记》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晚近以来,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

重要意义

历史地理方面

成为印度次大陆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中亚、南亚及我国新疆地区最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在宗教研究方面

《大唐西域记》在研究关于印度当时宗教力量的对比,佛教的几次结集,大、小乘力量的对比,小乘部派的分布情况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历史研究方面

是研究印度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通志》

郑樵:字渔仲,他学识渊博,对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等各方面均有研究,终身不仕,以读书著书终其一生。《通志》是郑樵一生学问的集大成之作。郑樵的史学思想:会通思想(坚持会通思想,反对断代为史;坚持会通思想,必成一家之言。) ;实学思想;批判精神

《通志》宋代郑樵撰,所叙时间,大抵本记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共二百卷。从《汉书》以后,史学家企图打通王朝的界限,编写像《史记》那样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的,寥寥可数,《通志》便是现存的一部。后人将此书与唐杜佑的《通典》和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也主要着眼于该书的二十略。

评价:①《通史》“二十略”给史学家提出了若干新课题;②虽卷帙浩繁,但除“二十略”外,在编写形式上无所创新。尽管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史学巨著。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编年体通史。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受诏编纂,在刘恕、范祖禹等人协助下,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全书共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3年史事。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略于经济、文化等。其材料除采用十七史,还引杂史数百种,参阅有关史、传、谱录220多种。书成后,司马光又撰《考异》30卷、目录30卷。《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注本以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最为重要。

影响:1.继《春秋》、《左传》之后,使编年史体再放异彩。

继《史记》之后,使通史之作再诣高峰。

首开修史之家自撰考异之例。

影响此后之史书创作

《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安人。南宋袁枢编撰的纪事本末体通史。袁枢有鉴于《资治通鉴》编年叙事,常一事相隔数卷,不能连贯,故而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于淳熙二年(1175)成书。全书共42卷,239篇。袁枢综括1363年史迹,分隶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讫,故名纪事本末。内容以军事、政治为主。《通鉴纪事本末》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取材完全源于《资治通鉴》,故史料价值不大。

编纂《通鉴纪事本末》原由:

政治因素: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

学术因素: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

编纂原则:和司马光一样,袁枢编纂此书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原则。

纪事本末体

中国古代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将《资治通鉴》分隶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讫,故名纪事本末。其后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完整地叙述了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但该体不能反映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忽略经济、典章制度等内容。

七.《宋史纪事本末》

陈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的基础是冯琦、沈越二人未完成的用纪事本末体编写的宋代史事。二人的弟子请陈邦瞻将二人之书加以增订。陈邦瞻将二书合为一编,于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着手编撰,历时约一年完成。全书109卷,记述宋代自960年至1279年共300余年中109件重大事件和重大专题。涉及的问题,除了政事外,有关治河、茶盐、营田、礼乐、学校、科举、官制、封祀、灾祥、道教及学术思想,都有论述。

撰述目的:征往而述来,考世而定治。

优点:第一、叙述生动,形象逼真,可读性相当强。第二、作者褒贬见诸笔端,观点鲜明。第三、史事叙述较《宋史》清晰明了。第四、按时间编排,历史脉络清晰。

不足:从史料的角度看其资料性没有《宋史》丰富;许多观点明显还是沿袭《宋史》而来;《宋史纪事本末》的缺点还包括刻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以及其观点上的局限和内容上的一些纰漏。

八.《明儒学案》

清朝初年黄宗羲编纂的一部明代学术史著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成书。全书共62卷,记载了明代210位学者。《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之后依时间先后和学术流派传承列出17个学案,每个学案由案序、小传和语录组成,每个学案首列小序,概说该派之渊源和学说要旨,次立个人小传,次载语录、诗文。《明儒学案》系统评述了明代各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历史,是研究明朝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材料。

学案体:有学者认为学案体是一种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是继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主要史书体裁之后出现的又一新的史书体裁。

其体例包含以下三大要素:一是设学案以明“学脉”。二是写案语以示宗旨。三是选精萃以明原著。即撷取最能体现学派或学者个性的著作中的精萃,摘编而成,以见原著之精华。

顾炎武与《日知录》

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所着。有很高学术价值,是研究顾炎武思想重要依据。全书共32卷,上编经术、中编治道、下编博闻。实际上它是部经世致用之书,始撰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作者经数十年的积累利不断增补、修订,于晚年完成这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的札记式著作。其内容以考据为主,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共1000余条。其治学强调务实和经世致用,考证精详,以古筹今,对清代学术发展有深刻影响。

顾炎武:顾炎武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苏州府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被称为“清学之开山”。经学小学成就卓著。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清代章学诚编纂的史学理论著作。系章学诚积三十年之功撰成,道光十二年(1832)由其子华绂首刊。全书共8卷,包括内篇5卷、外篇3卷。全书内容广泛,包括易教、书教、经解、史德、方志等部分;系统阐述了经世致用的史学主张,提出了“六经皆史”和史家须具备才、学、识、德“四长”等史学见解;提出了整理方志的主张,即仿纪传体,编修分别记载大事人物、典章制度、文献诗文的通志、掌故、文征三书。《文史通义》是继《史通》后的又一重要史学理论著作。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他生在乾嘉经学盛行的时代,却在训诂考据之外,别辟蹊径,上承《春秋》而专论“史学”,成一家之言。

学术思想:①六经皆史说;

章学诚循着“文史校雠”之学取径,建立起“六艺皆官礼之遗”诸说,实为“六经皆史”观念之根源。

从该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意蕴:

一、由“六艺为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之著述”所指涉“道器合一”、“官师合一”、“治教合一”价值观念;

二、由与经学抗争而激起从“述作”角度诠释的“以史明道”主张;

三、由《史籍考》的编纂而突显的“尊史”专业思想;

四、由修志实践而悟到以“府史之史”(即“书吏”)的卑微身份以道自任的主体意识;

五、从以史通今立场出发,既将经典视为“一代之实录”,又深深维护其为“万世之常法”的思想。

章学诚对六经的新认识与他应对当时“汉学”、“宋学”交攻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更与如何发挥经典在他所处时代的作用这一问题有关。正因为他对六经采用的是“师”,其“意”的态度和必将当前的文事治道溯源联结于“唐虞三代”的做法,竞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模糊或打破六经神圣性的媒介作用,此非出于主观,而实势有必至。

②史学”新义

1.“史学”与史纂、史考、史选、史评、史例

2.“史学”的学术本特标“义”作为史家著述的宗旨(此即“史意”)。

3.“史学”所以经世,博古而通今

4.辨心术以议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之心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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