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乞里氏只儿哈郎家族史事考略
——元代色目家臣政治地位之一斑
陈新元
作 者
陈新元，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邮编510275。
灭乞里部是蒙元时期活动于哈密、巴里坤等地的色目部族，只儿哈郎家族则是唯一见诸元代史籍记载的一个源自灭乞里部的家族。文章结合汉文和波斯文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厘清了该家族的族属及其家族成员，并通过考察其仕宦状况及在元代政坛中的表现，指出其是一个典型的内廷家臣世家。该家族世代享有高官厚禄和参与治国理政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元代色目家臣的政治地位。
13世纪的蒙古人在席卷欧亚大陆、建立庞大帝国的过程中，曾经遴选和征发过许多色目贵族和民众在其麾下效力。这些人中有少数家族夤缘进入汗廷，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宠信和重用，成为汗室的世袭家臣（孛斡勒），他们一面世代执役于内廷，一面也在政府中出任高官，协助主人管理国家，与蒙古勋贵一道构成了统治集团的核心阶层。
只儿哈郎家族是元代色目灭乞里氏中唯一见于史籍记载的家族，这个家族依靠充当怯薛昔宝赤而发迹，在世祖后期到成宗年间的政坛上一度相当煊赫，此后亦屡世贵显不绝，然而由于史料零散，其存在长期不为众所悉。本文打算对此家族的史事进行勾稽和考证，庶使学界对元代灭乞里人的情况有更多了解，同时也期望以该家族为典型，通过梳理其仕宦状况和政治活动，加深对色目家臣在元廷中的政治地位的认识。
只儿哈郎家族在《元史》中无传，亦无碑志材料传世，《永乐大典》卷7329“郎”字韵所附的《只儿哈郎传》是如今仅见的一篇与之相关的传记，此传出自《经世大典·治典·臣事》。全文如下：
传文中提到只儿哈郎出自“灭乞里台氏”，其中“台”（tai/tei）是蒙古语男性姓氏后缀，与氏族名连用时训为“出自某某部之人”，“灭乞里台”本意则是“出自灭乞里部之人”，这里用来表示该氏族之名。
和田清、伯希和、司律思、波庞及特木勒等中外学者都曾对灭乞里部进行过专题研究。其中，和田清最早把《元史》中的“灭乞里”与《唐会要》《旧唐书》之“墨离军”、《契丹国志》之“鳖古里”、《北使记》之“磨可里”以及《明实录》中所提到的“麦克零”“乜克力”勘同，并指出《史集》中的Mikrīn/Bikrīn部以及加宾尼所记载的Mecrit就是汉文中的灭乞里，他通过多语种史料互证的方法，勾勒出了该部族从唐到明长期在哈密北山地方活动的历史轨迹。除此之外，和田氏还纠正了自达维扎克（D. Avezac）以来的西方学者的误解，阐明了灭乞里与蒙古高原上的蔑儿乞并非同一部族。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其撰写的几条研究性注释中对乜克力部进行过简要介绍，他认为“乜克力”就是突厥部落Mäkri/Bäkri部，并指出该部族在蒙元时期居于巴里坤地区，信仰基督教。司律思（Henry Serruys）神甫在和田清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元史》《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中的相关材料，并结合波斯文史书《拉失德史》（Tarīkh-i Rāshīdī）和《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对该部湮没于史籍前的最后动向进行了探讨。意大利学者波庞（Pier Giorgio Borbone）的贡献是利用《史集·部族志》对Mikrīn部的描述，考证出13—14世纪叙利亚文史籍中所出现的外来词“qāyāčīyē”，指的是镇戍在伊利汗国亦儿必勒地区，由Mikrīn人所组成的军队，他还对“qāyāčīyē”一词的词源和Mikrīn人在伊朗之地的活动都作了梳理。特木勒则发掘出了《经世大典·站赤》中的史料，对灭乞里部历史中晦暗的元代部分进行了考证。
尽管上述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对于灭乞里与蔑儿乞并非同一部族皆无异议。然而，最近张晓慧对此提出了质疑，她注意到《史集·部族志·蔑儿乞部》称：“部分蒙古人把蔑儿乞惕（Mirkīt）又叫做蔑克里惕（Mikrīt），但两者的含义一样。”从而根据这条史料和其他一些例子认为元代史料中所出现的“灭乞里”（Mekrid）都是“蔑儿乞”（Merkid）的异译，只儿哈郎一家实际上是蔑儿乞人，而不是《史集》中的Mikrīn部人。
应当承认，因语音换位（metathesization）的变化而导致Merkid转变为Mekrid的现象在蒙元时期的东、西方文献中不乏其例，但这是否意味着《元史》和《经世大典》中的“灭乞里”全部都是“蔑儿乞”一词辅音倒置后的异译，仍然值得深入讨论。
灭乞里能否与《史集·部族志》里的Mikrīn/Bikrīn部勘同，先要解决的是词首辅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拉施特已经给出了解释：
Bikrīn部落，他们又称Mikrīn，他们的营地（maqām，原意为“地方、地点”）在畏兀儿斯坦地区（vilāyat-iŪyghūrstān）的群山之中。
此外，他还在《史集·部族志·篾儿乞部》中提到说：“Bikrīn部也叫Mikrīn。”
蒙元时代的蒙古、突厥语中b和m相混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人们所熟知的“木速蛮”（Musalmān），哈剌鲁人柏铁木儿称之为“回回不速儿麻氏”，著名的别失八里城则被李志常称作“鳖思马大城”，而阿里不哥之子药木忽儿的名字在《史集》和《五族谱》中都被写作Yūbūqūr。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人名、地名和部族名中都有出现。司律思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蒙古语中b和m经常互换造成的，刘迎胜则解释说突厥语中缺乏唇鼻音m，故而将其发音为b或p。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Mikrīn即Bikrīn无疑。
再来看词尾n的问题，由于“灭乞里”一词以阴声字“里”收声，结尾缺少鼻音n，因而有学者据此认为“灭乞里”并不能与《史集》中的Mikrīn对应。但事实上，元代蒙古语里以n收尾的部族名时常以省略n尾的形式出现。如《元朝秘史》中的晃豁坛部，在《元史·宪宗纪》里被写成“黄忽答部”；巴儿浑部，《元史·泰定帝纪》作“八儿忽部”；著名的乃蛮部，在《元史·月里麻思传》中被写作“乃马”；非蒙古部族的例子则有阿儿浑，它在《元史·薛塔剌海传》中作“阿鲁虎”。
与省略末尾n的做法截然相反的是，13世纪的蒙古人有时也会在本以元音收尾的部族名称之后附加上词尾音节末辅音n。例如突厥康里部，《元朝秘史》中作“康邻”，另一个例子是《元朝秘史》中的“合申”，其词源显然来自“河西”（Qaši），亦邻真指出添加音节末辅音n是当时蒙古语的习惯。
以上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例证，是为了说明在元代的蒙古语中，部族名称末尾的辅音n并不稳定，省略或添加n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尽管Mikrīn部人对自我的称谓中有无尾音n已无从得知，但如果把蒙古语的中介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在审音上将“灭乞里”和Mikrīn勘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只儿哈郎、秃鲁不花、咬住哥祖孙三代连续担任西域侍卫亲军的指挥官，表明这一家族与西域卫有极为深厚的渊源，同时也提示我们：弄清西域卫所辖部队的民族成分，是解决只儿哈郎家族族属问题的关键。
据《元史·兵志》所载，西域卫是元朝在元贞元年（1295）“依贵赤、唐兀二卫例”设立的一支色目卫军，由于《元史·顺帝纪》中在列举色目诸卫时省去了西域卫，而代之以阿儿浑卫，故史卫民据此认为西域卫即阿儿浑卫，是由来自西域并驻扎在荨麻林等地的阿儿浑人所组成的部队。
荨麻林的阿儿浑军在窝阔台时期归怯烈人哈散纳管领，在他死后其子孙继承了对这支部队的统辖权，西域卫成立之时，其曾孙木八剌曾被委任为副都指挥使。从这条线索来看，史卫民的论断是令人信服的，西域卫应当就是阿儿浑卫。不过，通常来说元朝在成立以族称命名的色目卫军时，都倾向于委任本族出身的勋臣来担任指挥官，何以灭乞里人只儿哈郎会被任命为阿儿浑卫的首任达鲁花赤？
原因似乎可以从《元史·脱力世官传》中得到解答：
传文所称之“阿剌温”，即阿儿浑。由此可见，早在大蒙古国时期，灭乞里人与阿儿浑人就已经被编入同一军事单位之中，两个部族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是因为这层渊源，元廷才会任命一位灭乞里人来担任阿儿浑卫的长官。
根据《脱力世官传》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肯定“灭乞里”只能与《史集》中的Mikrīn部相勘同，不可能是指蔑儿乞。首先，在畏吾、阿剌温、灭乞里、八思四部之中，除八思不详外，畏吾和阿剌温的地望都位于天山地区，灭乞里的位置与之相连，应当也在西域。其次，如果认为“灭乞里”即“蔑儿乞”的话，八思忽都麾下四部中就出现了一支蔑儿乞人所组成的军队，这显然不符合大蒙古国时期的政治情势。众所皆知，蒙古人和蔑儿乞人是死敌，成吉思汗在1204年彻底击溃蔑儿乞部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造反，曾下令将该部尽数离散。试想以蒙古对蔑儿乞防范之严，怎会允许该部重新聚集成军？
综上所述，只儿哈郎一家出身的“灭乞里”是指《史集·部族志》中的Mikrīn部，并非蔑儿乞部，该部族在元代属于色目人，而不是蒙古人。
灭乞里氏家族成员的事迹，除《经世大典·只儿哈郎传》以外，《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叙述合罕之诸大臣的姓名及其职守的一节中亦有提及：
纳里忽（Naliqu）、只而合郎（Jirqalan）与乞儿塔忽（Chirtaqu）兄弟三人，为忽失赤（引者按：鹰夫）之长，掌脱脱禾孙及格秃孙两部。彼等以所闻之任何事上闻，兼司拘捕。纳里忽后合罕（忽必烈）二年死。
译注者周良霄业已指出，这位“只而合郎”就是在成宗年间担任过御史大夫的灭乞里人只儿哈郎，而他的两个兄弟在《史集》的另外一个汉译本——余大钧译本中则分别被译作塔里忽和赤儿埃忽，由于两种汉译本在译名问题上出现了抵牾，因此有必要结合波斯文原文对这两个名字加以确认。
先来谈纳里忽（或塔里忽），我们知道余大钧所据为《史集》俄译本，而俄译本的校勘底本是《史集》塔什干抄本。检核塔什干本可以发现，此人在《忽必烈合罕纪》里出现了两次，一处作تالیقو（Tālīqū），另一处作ﯨالیقو（?ālīqū，首字母缺少识点），另外，《铁穆耳合罕纪》叙述成宗即位时也谈到过此人，写作نالغو（Nālighū），可见塔什干本的抄写者对此人真名到底为何并无把握。而在《史集》的另一古老抄本伊斯坦布尔本中，这个名字则被写作نالغو（Nālighū），两相对照可知，“纳里忽”才是正确的读法。
纳里忽其人在汉文史料中并非无迹可寻，元人刘敏中撰《裴国佐神道碑》记叙传主生平时提到：
结合时代背景和身份地位来推断，这位领鹰坊纳里忽应当就是忽必烈的忽失赤长Nālīqū。
再来看乞儿塔忽（或赤儿埃忽），此人在塔什干本《忽必烈合罕纪》中作حیرتقو，《铁穆耳合罕纪》作جیرتقو，伊斯坦布尔本《铁穆耳合罕纪》则将其写成جیرﯨقو。另外，《史集》伦敦抄本《忽必烈合罕纪》中亦作。由于中古时期的波斯文抄本在添加识点时并不严谨，经常对ح（ḥ）和ج（j）不加区别，因此综合以上三种抄本来看，这个名字的准确写型应当是جیرتقو（Jīrtaqū）。
按照元代的译音用字规律，Jīrtaqū可以译作“只儿塔忽”，此名似未见于汉文史籍，但与之相近的名字确实存在。在至元末年到大德年间的宫廷中，有一位叫作只儿哈忽（《五族谱·铁穆耳合罕异密名录》中作جیرغاغو نویان/Jīrghāghū Nūyān，即只儿哈忽那颜）的显贵颇受世祖和成宗宠信，此人之名与“只儿塔忽”只有一字之差，不禁让人产生怀疑：《史集》里的“只儿塔忽”是否是“只儿哈忽”之误？
笔者认为将“只儿哈忽”与《史集》中的Jīrtaqū勘同是可以成立的，根据有三点：首先，从波斯文校勘的角度来说，只儿哈忽的名字用波斯文可以写作جیرققو（Jīrqaqū），与جیرتقو（Jīrtaqū）仅有一个字母的差别，而ت（t）和ق（q）又是波斯文抄本中相当容易混淆的两个字母，因此Jīrqaqū在《史集》传抄的过程中讹写成Jīrtaqū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其次，翻检蒙古语词典后可知，“只儿哈忽”（ǰirqaqu）在蒙古语中训为“享福、享乐”，其词根与“只儿哈郎”（ǰirqalang，幸福、快乐）相同，都来自ǰirqa，而ǰirtaqu一词在蒙古语里则没有任何含义。按常理推断，元代的蒙古、色目人以ǰirqaqu来命名的可能性肯定要比ǰirtaqu大得多。
最后亦即最重要的一点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只儿哈忽之事迹基本能够与《史集》对Jīrtaqū的描述相互印证。《史集》中称Jīrtaqū为忽必烈的忽失赤之长（Sarvar-i Qūshjiyān），据政书《六条政类》中的一条怯薛轮值材料记载：
可见，只儿哈忽的怯薛执事身份确为昔宝赤（即忽失赤）。《元史·选举志》中则载：
所谓“只儿哈忽昔宝赤八剌哈孙”，应当是指以只儿哈忽为长官的昔宝赤八剌哈孙（Šiba’uči balaqasun，即“鹰人之城”）总管府。从这两则史料来看，只儿哈忽不仅是忽必烈时代的近侍昔宝赤，而且也是诸昔宝赤之长。
另外，元人虞集所撰写的两篇碑传也为弄清只儿哈忽与只儿哈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旁证。虞撰《贺胜墓志铭》中写道：
在同氏著《贺胜神道碑》中，虞集又将此事复述了一遍：
这两段文字情节大体相同，不同处仅在于仗剑立门者由只儿哈良（只儿哈郎）变成了只儿哈忽。由于《神道碑》晚出，且属奉敕撰写，其可信度应当高于《墓志铭》，而《墓志铭》之所以将只儿哈忽与只儿哈良弄混，除了因名字相近外，恐怕还与两人是同胞兄弟有很大关系。否则曾经做过史官且熟知本朝人物的虞集是不会轻易将二者混为一谈的。
综上所述，只儿哈忽应即《史集》中的Jīrtaqū，诸抄本中的جیرتقو（Jīrtaqū）显然是جیرققو（Jīrqaqū）的讹误，而这个讹误可能诞生于某个早期抄本之中。
除纳里忽等五位男性之外，灭乞里氏家族中还有两位女性成员可考。其中一位是秃鲁不花之妻大都哥，其事迹主要见于许有壬撰《永平王妻大都哥加封永平王太夫人制》（附于《秃忽鲁不花追封永平王制》之后），制文中称大都哥“鹤发擅人间之福”，表明她享有高寿，在后至正年间仍存活于世。
另一位是秃鲁不花之女妥妥徽，她是英宗朝的中书右丞相、札剌亦儿人拜住之妻。黄溍撰《拜住神道碑》云：
碑中所提到的太府卿土禄不花，不仅官衔与曾任太府院使的秃鲁不花相同，太府监在大德九年（1305）曾由监改院，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后又将太府院改回太府监，所以太府监卿和太府院使其实是同一官衔在不同时期的称法，活动年代也基本接近，拜住生于大德二年（1298），按照常理来推断，他达到适婚年龄当在武宗即位以后，他的岳父也应该是生活在元代中期的某位显贵。应系同一人。除此之外，袁桷撰《（拜住）妻某氏封东平王夫人制》称妥妥徽“素系相阀，克嫔王门”亦佐证了妥妥徽之父就是在至大元年（1308）“遥授平章政事……寻又特授左丞相”的秃鲁不花。
妥妥徽的事迹主要附见于《拜住神道碑》，黄溍推许她“妇道母仪，恊于阃范”，拜住死难于“南坡之变”后，她守节寡居20余年，元顺帝曾下令奎章阁学士康里巎巎大书表其所居，名曰贞节之门。妥妥徽去世于至正三年（1343）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
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仕宦是指在官僚机构中出任公职，但元代的情况略有不同。元代政治体制具有显著的蒙汉二元特征，在中统建元后重建的汉式政府机构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依托游牧宿卫组织怯薛来运作的蒙古式宫廷。怯薛成员虽然并不直接参与治国理政，却在政治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蒙古、色目贵族而言，执役怯薛不仅是直接获取皇帝恩宠和赏识的捷径，同时也是维系其汗室世属孛斡勒身份的纽带，而这种主奴关系的纽带正是使他们能够世代享有高官厚禄的根本保障。故本文在研究灭乞里氏家族成员的仕宦状况时，须首先就其怯薛身份加以探讨，才能对这一家族的政治地位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前揭《史集》的记载已指出，纳里忽、只儿哈郎、只儿哈忽兄弟三人都在忽必烈宫廷里担任昔宝赤长，有关秃鲁不花及其子咬住哥的怯薛身份，史料中则并未明确提及，不过元代怯薛执事基本上属于“至于子孙无改”的世职，结合一些旁证来考虑，有理由相信秃鲁不花和咬住哥应当也都承袭了厥父厥祖的昔宝赤长职位。
先看秃鲁不花，他的赠谥制文历数其人功绩时，曾有“武校搜田，念民饥而反斾”之语，“搜田”一词在元代语境中应当是指皇室狩猎活动，而有权在“搜田”时下令“武校”停止狩猎的，除大汗本人以外大概只有主管狩猎的昔宝赤长。至于咬住哥，《只儿哈郎传》中提到，他在天历二年（1329）曾被授予云需总管府达鲁花赤一职，此云需总管府即是由昔宝赤八剌哈孙总管府改设而成，元人周伯琦称：“云需府官多鹰人也。”那么云需府的达鲁花赤自然就是昔宝赤的长官。
作为怯薛近臣，灭乞里氏家族成员的日常职责之一是参加宫中的轮番宿卫和御前奏闻。除了前引《六条政类》外，《庙学典礼·三教约会》亦记载了他们参与轮值和陪奏的情况：
可以看到，此处只儿哈郎与只儿哈忽同列于陪奏名单之中，由兄弟俩的情况来推断，灭乞里氏家族成员应是御前奏闻场合的常客。怯薛近侍的身份一方面反映出该家族成员深受皇帝信任，在内廷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许多预闻机务和献替建言的机会。
而作为昔宝赤之长，灭乞里氏家族成员的主要职掌之一是对麾下所属昔宝赤进行管理。以纳里忽为例，前引《裴公神道碑》提到他领鹰坊后，“益贵幸，多所荐引”，从纳里忽对部属的熟稔来看，他在鹰坊内显然躬亲庶务。此外，昔宝赤长还负责在大汗外出狩猎时率领部属扈从行猎，《通制条格·杂令·扰民》记载：
所谓“飞放”，是指元朝皇帝每年春季在大都远郊柳林地区举行的大规模鹰猎活动。由于猎场地处偏僻，且参加狩猎的昔宝赤人数众多，因此“飞放”时节经常出现食宿短缺的现象。只儿哈郎领头向世祖申诉当地百姓不与茶饭，则是缘于他身为昔宝赤的长官，有责任为扈从大汗出猎的部属解决食宿问题。
如前所述，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大多是通过世代执役怯薛来维持家族的政治地位，灭乞里氏自然也不例外，对于他们这样一个既非开国勋臣又非汗室近戚的家族而言，担任御位下昔宝赤不仅是赖以起家的阶石，也是蝉联近臣身份的护身符。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主鹰隼之事的昔宝赤不过是宫中杂役，何以灭乞里氏家族能以司鹰人之身世代成为显贵？这显然是对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缺乏足够了解，事实上，狩猎一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十分重大，故元人曾流传有“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的说法。而在众多狩猎方式之中，最为权贵所看重的无疑是鹰猎。《史集·成吉思汗纪》中提到，某次成吉思汗曾向部属发问：“何为男子汉最大的快乐？”孛斡儿出那颜、孛罗忽勒及忽必来的儿子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道：“放鹰行猎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正是由于蒙古贵族对鹰猎的普遍热衷，世袭昔宝赤者在宫廷里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有很大的几率得到皇帝的宠任，屡世贵显不绝。
除执役内廷以外，灭乞里氏家族成员在汉式官僚机构中也担任过许多职务，而这些职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汗室家政系统中的官署长官，如“领左、右藏等库，掌（内廷）钱帛出纳之数”的太府卿，纳里忽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曾做过这一官职，《孙公亮神道碑》中提到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召见公亮时，曾遣“太府卿纳里忽问曰饮饫饱未”，据此可知纳里忽时任太府卿。此后秃鲁不花又在武宗年间出任同一职位，叔侄两代相继为宫廷打理财政。又如只儿哈郎的太仆寺卿和咬住哥的同知典瑞院使，一个负责“典御马及供宗庙影堂、山陵祭祀与玉食之挏乳”，具有浓厚的宫廷属性和草原色彩，另一个“掌宝玺、金银牌符”之事，系由怯薛中的符宝郎发展而来，其职掌亦以效劳大汗为主。此外，只儿哈忽和咬住哥先后统领过的昔宝赤八剌哈孙（云需总管府），专“掌守护察罕脑儿行宫及行营供办”，与皇室的鹰猎活动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汗室家政系统的一部分。
另一类则是台、院等政府部门的高官。灭乞里氏家族中最早在元廷中出任要职的是只儿哈郎，他在元贞元年（1295）正月被委任为御史大夫，之后长期执掌御史台，直到大德四年（1300）去世为止。作为监察部门的首长，只儿哈郎的表现可谓相当称职，有两则事例充分展现了其忠于职守的个性。其一是《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卷》条提到，成宗初年，枢密院常以军事机密为借口拒绝监察御史照刷其文卷，只儿哈郎与众台官上奏要求依照世祖定制对“委付大小军官，选各宗文卷，并勾补逃亡事故军文卷”进行照刷，维护了御史台对枢密院的监督之权；其二则见于《元史·崔彧传》：
可见，即使在面对成宗本人时，只儿哈郎亦能够坚持原则，并未曲徇圣意对贪官网开一面。
枢密院作为元代最高军事机构，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御史台。灭乞里氏家族成员中，前后有只儿哈忽、秃鲁不花两人担任过枢密院的最高长官——知枢密院事。只儿哈忽被任命为知院，事在大德七年（1303）十月，他一直供职到武宗上台以后；秃鲁不花进位知院则是在至大元年（1308），他上任后不久便猝然辞世，故其封赠制文中有“谠言方进，良材遽摧”之叹。另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只儿哈忽在大德元年（1297）至大德三年（1299）间一直担任通政院使，元代的通政院主管驿站事务，其行政隶属在元代中期后已归入中书省，故通政院使亦可算作朝廷中的高官。总的来看，灭乞里氏一家在元朝廷中供职的时间及次数虽然要少于在怯薛和汗室家政机构，但他们所担任的皆为台、院等关键部门的长官，对于协助其主治国理政，应当自有其贡献。
根据以上考证，可以归纳出灭乞里氏家族的仕宦状况所具有的几个鲜明特点：首先，该家族的仕途相当显赫，在可考的五名男性成员中，只儿哈郎、只儿哈忽及秃鲁不花三人都是以从一品实职终仕，纳里忽则做到了正二品的太府卿，咬住哥虽终仕官不明，但应当也不会低于三品官阶，以官爵来衡量的话，该家族无疑属于站在元代统治阶层顶端的少数家庭之一。其次，在仕宦途径的选择上，该家族的成员更偏重于在怯薛和汗室家政系统中任职，出仕时间则相对较短，且外朝官职的授予通常与内廷地位的提升密切相关，体现出该家族对于皇权有很强的依附性。最后，该家族的仕宦具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所谓的延续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时间跨度长，该家族的仕宦履历一直从元初持续到元末，堪称与元朝兴亡相始终；二是官职世代承袭，该家族除了世领昔宝赤和西域卫亲军之外，在官僚机构中的任职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纳里忽、秃鲁不花两人先后出掌太府监，只儿哈忽、秃鲁不花叔侄相继担任知枢密院事，以及只儿哈忽和咬住哥隔代继承昔宝赤八剌哈孙（云需总管府）长官之职。概言之，灭乞里氏一族世据高位的现象，归根到底反映了元朝以家臣治国的权力分配模式，关于元代家臣政治的几个基本特征，该家族三代人的仕进记录，则可视为蒙古、色目家臣垄断高级官职的一个具体案例。
如所周知，蒙古、色目贵族是元代政治舞台的主角，灭乞里氏身为色目“大根脚”家族之一，自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家族在政坛上的活跃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世祖末年到武宗初年，第二阶段则是在“天历之变”以后。
世祖末至武宗初是灭乞里氏家族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并达到高峰的一个阶段。关于灭乞里氏之肇起，《秃忽鲁不花追封永平王制》中说“载考（灭乞里氏）家声之旧，实基天造之初”，宣称该家族在大蒙古国时期已跻身统治集团上层。不过这恐怕不是事实，根据现有资料来看，直到至元后期，该家族方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其成员的名字也自此才开始频繁出现于史籍之中。
尽管灭乞里氏最初是依靠执役怯薛而起家的，但他们发迹之后却并不满足于内廷幸臣的地位，而是表现出强烈的事功倾向。其实绩首先体现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乃颜之役中，灭乞里氏家族大部分成员都参与了这场平叛战争，其中史籍明确提及的有两位：一位是只儿哈忽，据《贺胜神道碑》记载，他在此役中承担着护卫大汗本人的重任，撒儿都鲁决战前夜，“上（忽必烈）坐武帐,流矢及其前,内外严备”，只儿哈忽“仗剑立辕门，自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辄入”，有力地保障了世祖的人身安全；另一位则是“东藩扈战，骏功已效于妙龄”的秃鲁不花，“东藩扈战”一语显然是指他扈从忽必烈出征乃颜，“骏功已效于妙龄”则表明彼时尚为青年的秃鲁不花在此战中立有战功。
史籍虽未显言，但参战经历可由间接材料证实的灭乞里氏家族成员有纳里忽和只儿哈郎二人。根据马可波罗回忆称，乃颜起兵以后，忽必烈立即调集了数十万平叛大军，其中大多数为大汗身边的养鹰人（falconers）和侍卫（body guards），纳里忽身为昔宝赤之长，此年又曾随侍忽必烈前往上都，理应扈从亲征。按此年忽必烈并未按正常行程在三、四月间从大都前往上都，而是在戡定乃颜之乱后才率领群臣由前线返回上都。此外，忽必烈在平定叛乱之后曾大规模奖赏和晋升有功将士，而只儿哈郎则曾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被授以昭武大将军、太仆卿的职衔，结合其子及兄弟的情况来推断，只儿哈郎应当也亲历了东征乃颜之役，所受官职乃是对其战功的奖励。总之，灭乞里氏家族在乃颜之乱中可以称得上一门尽瘁于王事。
乃颜被敉平之后，元朝并未就此迎来边境的宁谧，而是长期在漠北地区与觊觎东土的西北叛王海都、都哇等人征战不休。世祖末年降至大德年间，有许多宗王、重臣和武将曾经出镇岭北，以抵御叛王军队的侵袭，他们之中就包括灭乞里氏的秃鲁不花。对于这段从军漠北的经历，秃鲁不花的赠谥制文中描述道：
由“天讨”“天庭”两句可知，秃鲁不花应当是追随某位后来成为皇帝的亲王（似为武宗）出征，他在与叛王的交战中有“破勍敌”之功，战后曾获赐重赏，但本人谦辞不受。
除了效命疆场以外，灭乞里氏家族在出使、理政等方面也颇著劳绩。至元二十七年（1290），海都大举进犯漠北，大将朵儿朵哈和诸王牙忽都奉命同力备御，却未战先溃，牙忽都妻帑辎重皆为叛军所掠，仅偕数骑奔还。忽必烈为了给这个棘手的烂摊子善后，特地派遣纳里忽出使岭北，“往锡命其部属同时被剽掠者”。纳里忽衔命后，不辞劳苦地对牙忽都的部众进行了抚恤和赈济，为稳定漠北局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世祖末年至成宗初年，在理政上曾有所表现的灭乞里氏成员为只儿哈郎和只儿哈忽两人，只儿哈郎振肃台纲之举前文已有考述，此处不赘，而只儿哈忽的政绩则主要体现在其通政院长官任内，《经世大典·站赤》记录了若干他为贫困站户向朝廷告赈的事例，其中一则云：
忙吉儿秃（Manggirtu，蒙语意为“有细野葱之地”）为两都地区的驿站之一，其站户缺粮无法自给，只儿哈忽因而向尚书省请求将站属牧地的地租发放给他们，庶使站户不至陷于饥馑。除积极赈济站户之外，《经世大典·站赤》中还提及只儿哈忽分拣避役站赤和完善乘驿制度的事迹，这些举措足以表明只儿哈忽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通政院长官。
值得一提的是，只儿哈郎等人的宦绩甚至流传于海外，为伊朗史家所知。《史集·忽必烈合罕纪》称其兄弟“掌脱脱禾孙及格秃孙底万（bar sar-i dīvānhā-yi tūtqāvul va gitūsūn），以所知之一切上闻，并［负责］逮捕（tāhar cha ba-dānand ba-gūyand va ba-gīrand）”。此处提到的两个底万（dīvān，可译作“部”）需要稍作解释：元代的脱脱禾孙主要负责维护驿站交通秩序，所谓脱脱禾孙底万，应当是指元朝政府中掌管驿站事务的部门，即只儿哈忽所供职的通政院。至于格秃孙底万，根据德国学者德福（G. Doerfer）的看法，gitūsūn一词是由蒙古语词汇getegülsün演变而来，其词根为蒙古语gete（监视、观察），作为职业来讲的gitūsūn则是“密探（Spion）”和“秘密警察（Staatspolizei）”。不过，从汉文史料来看，元朝并未专门设立过特务机构，这样一来，能够与“格秃孙底万”相比附的，似乎只有以只儿哈郎为长、“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御史台了。通过《史集》的描述，可以想见只儿哈郎兄弟在当时确实官声颇著，以致连万里之外的拉施特都曾听闻过他们的职守。
由于纳里忽等人在宫廷中深受宠信，又实有许多功绩，因此灭乞里氏家族在世祖后期已跻身于统治集团的上层。其政治地位不仅体现在《史集》将纳里忽兄弟三人全部列入忽必烈合罕的大异密之中，亦可从汉文史料里窥见端倪，如《元典章·刑部·禁休杀母羊》云：
在忽必烈所选定的掌管分配母羊给穷困怯薛歹的两人中，月赤察儿为许兀慎氏博尔忽之曾孙，时任知枢密院事和第四怯薛长，是门第最高的蒙古贵族之一，只儿哈郎能与之相提并论，足证其家族在至元末期已经相当显赫。
灭乞里氏在元廷之地位达到高峰的标志是纳里忽兄弟以重臣身份参与了拥立成宗。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世祖忽必烈去世以后，诸王、后妃和勋贵于当年四月齐聚上都，召开选举继位者的忽里台大会。据《史集·铁穆耳合罕纪》记载，前来与会的大异密有：
按照蒙元的政治传统，群臣之中有资格推选大汗的只有最具权势的部分人物，从这份名单来看也确实是如此。在此次忽里台上，尽管忽必烈生前已选定皇孙铁穆耳嗣位，但仍有少数宗王坚持拥戴晋王甘麻剌，双方一度争执不下，最终铁穆耳依靠伯颜等大臣的支持夺得了皇位，是为成宗。《史集》虽未明确谈到灭乞里氏家族在皇位争夺中的立场，不过从成宗上台后不久便对只儿哈郎酬以高官来看，他们显然是推戴新皇的有功之臣。
成宗年间的灭乞里氏是政坛上最重要的色目权贵家庭之一，其成员除早逝的纳里忽以外，只儿哈郎和只儿哈忽都在元贞、大德之政中发挥过较大作用，他们不但先后接掌御史大夫和知枢密院事的要职，还数次作为心腹家臣介入汗室内部矛盾的处理。如《史集·铁穆耳合罕纪》记载，世祖之孙、安西王阿难答不仅本人虔信伊斯兰教，还把其所属蒙古军中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穆斯林，成宗对此大为不满，他派遣只儿哈郎、只儿哈忽兄弟前去向阿难答施压，阻止他履行回教仪式，并强迫其改信佛教。不过，由于阿难答信仰坚定且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只儿哈郎兄弟的努力并未奏效，成宗也只好听之任之。
《铁穆耳合罕纪》中还提到，元贞二年（1296）秋叛王药木忽儿、兀鲁思不花和叛将朵儿朵哈由海都处率众向朝廷归降，成宗曾派遣只儿哈忽随同宗王阿只吉前去迎接。药木忽儿是阿里不哥之子，兀鲁思不花为蒙哥之孙，朵儿朵哈则原本是元廷在漠北的主将之一，他们都是在忽必烈时代叛逃到海都手下的。虽然药木忽儿等人的回归象征着拖雷后裔的和解，但成宗起初并不相信他们是真心投诚，反而认为朵儿朵哈有过降而复叛的记录，其人诡诈难信，故派遣只儿哈忽以迎接为名从旁加以监视。
成宗末年，皇室内部爆发了自元朝建立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继承危机，灭乞里氏家族也卷入其中，并因此遭受到沉重打击。事情起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驾崩之后未留下继承人，他的遗孀卜鲁罕皇后和左丞相阿忽台等人企图援立安西王阿难答，而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则属意于皇侄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二人，两派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最终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剌哈孙的策应下发动政变，将卜鲁罕皇后一党一网打尽，迎立怀宁王海山南下继位，是为武宗。时任知枢密院事的只儿哈忽在武宗上台后险些遭杀身之祸，《元史·康里脱脱传》记载道：
对于武宗何以如此急不可耐地要处死只儿哈忽，《康里脱脱传》中仅以“只儿哈忽在潜邸时尝有不逊语”一笔带过，但武宗在大德三年（1299）就已出镇北边，与一直在中央任职的只儿哈忽并无太多交集，因结怨而杀人的说辞略显牵强，与武宗“溥从宽大”的性格也并不相符，其中应当另有隐情。
事实上，只儿哈忽受到武宗仇视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在帝位争夺中的站队失误，《元史·李孟传》隐晦地揭示了只儿哈忽对这场大位之争的态度，其中谈到成宗去世后的政治形势时载：“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谋继大统，成后为之主，丞相、枢密同声附和。”所谓“丞相”显即左丞相阿忽台，至于“枢密”指向何人，则可结合几位枢密院长官在武宗即位后的不同境遇来推断。
大德十一年（1307）初实际主事的知枢密院事共有三人，分别为只儿哈忽、塔剌海和塔鲁忽台，塔剌海在武宗时期尤见亲信，接连出任中书省左、右丞相，位极人臣；塔鲁忽台也很受新君重用，武宗曾两次委派他以即位事告祭南郊和社稷，至大元年（1308）五月又遥授其为左丞相；对比只儿哈忽在武宗上台后几遭不测的命运，《李孟传》所称之“枢密”究竟指谁已不问可知。尽管只儿哈忽凭借康里脱脱等人的求情得免一死，但其仕途却因党附卜鲁罕皇后的经历而提前宣告终结。
由于只儿哈忽遭黜和秃鲁不花早逝，使得灭乞里氏在至大到泰定年间的政坛上稍显沉寂，其成员不仅权位难与父祖辈相侔，也甚少在治国理政的场合中出现，家族地位与世祖、成宗时期相比明显有所下降。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因两都之战的爆发而得到改观。
致和元年（1328）夏，泰定帝也孙帖木儿病死在上都之后，大臣燕铁木儿等人在大都发动政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即文宗），两都之间随即爆发了元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史称“天历之变”。灭乞里氏的咬住哥在“天历之变”中是大都一方的坚定支持者，为文宗夺取皇位立下汗马功劳。对于他的功绩，《经世大典·只儿哈郎传》记叙比较简略，仅称其“天历元年秋九月，有战功”，并未交代太多细节，而据《元史》所载来看，咬住哥所立之战功应与两都之战中的一场重要战役——“红桥之战”有关。
红桥位于昌平西南12里处，天历元年（1328）九月，燕铁木儿统兵在此地大败王禅、阿剌帖木儿等人所率领的上都军，此后上都方面再也无力从居庸关一带对大都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战的胜利暂时解除了文宗政权的覆亡之忧，使得大都局势转危为安，其意义十分重大，而灭乞里氏家族世领的西域亲军在此役中战功卓著，以致元廷在数年后仍“以旌其天历初红桥战功”为名，为西域卫副都指挥使钦察加封了功臣名号。既然咬住哥的副手立功受赏皆与“红桥之战”相关，那么时任西域卫达鲁花赤的咬住哥本人也理当如此。
至于咬住哥参与政变的动机，笔者认为除了受个人野心驱使之外，还有报恩和复仇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的影响。就“恩”的部分而言，咬住哥之父秃鲁不花备受武宗拔擢和宠遇，按照蒙古社会中“使长”与“奴婢”之间的伦理，秃鲁不花一家应当忠心报答于武宗后人。而所谓的“仇”，则主要是指秃鲁不花之婿、札剌儿人拜住死于“南坡之变”，使得灭乞里氏家族在朝中失去强援，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泰定帝直接牵涉南坡弑逆，但立志向晋邸一系复仇仍是武、仁旧臣当时的普遍心理。
灭乞里氏在“天历之变”中的战功对武宗后裔夺取政权做出了较大贡献，同时也为家族政治地位的回升打下了政治基础。在文宗时期，作为政变功臣的咬住哥自然在群臣之中享有特殊地位，而元顺帝掌权之后，秃鲁不花之子依旧受到重用，是以许有壬才会在其父的封赠制文中特意称道他“生子方隆于柄用”。尽管由于史料阙略，已无从详考灭乞里氏成员后至正年间“隆于柄用”的仕宦履迹，但这一家族在元朝末年显然仍居于统治集团上层，他们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是元朝灭亡以后的事情。
本文通过前几部分对波斯文和汉文史料的钩沉和排比，大致掌握了灭乞里氏只儿哈郎家族隐而不显的活动轨迹，也增添了一些对元代上层灭乞里人生存状况的了解。总的来说，该家族崛起和活跃于元朝的事例，为以往关于灭乞里部的宏观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而鲜活的观察视角，同时也使大家意识到灭乞里人不单是一个边疆部族，还曾在中原地区的政治进程中发挥过自己的影响。只儿哈郎家族的存续，构成了灭乞里部绵延数百年的历史上重要且有趣的一页。
当然，在元代族群色彩浓厚的政治格局中，只儿哈郎家族不仅是灭乞里人的代表，而且更应当被视为色目政治权贵群体的一员。对比来看，灭乞里氏一族很早就进入权力核心圈之中，并且深度参与治国理政的现象，可以说与畏吾、唐兀、钦察等族裔的色目贵族享有的待遇并无二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色目权贵作为蒙古统治者“理天下”的主要助手的角色，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朝政权普世和包容的特点。
最后须点明的是，尽管只儿哈郎家族世居高位、权势隆盛，但说到底其仍然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内廷家臣世家，其成员所获得的权力和地位全部源自他们汗室世袭奴仆的身份，与汉族王朝统治下的科第官僚世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元代蒙古、色目贵族的政治地位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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