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鬼在前文《室町幕府的“嘉吉之乱”为什么被视为“应仁之乱”的前兆？》中提到，室町幕府的最大缺陷就是存在以“三管四职”代表的“超级家臣”。“三管四职”既控制了室町幕府大部分中央实权，又垄断了全日本一多半的守护。最终由“三管四职”引发了开启战国时代的“应仁之乱”。
根据史料记载，从初代将军足利尊氏开始，室町幕府的历代将军其实都想解决以“三管四职”为代表的“超级家臣”问题。可是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之后，室町幕府的其他将军对“超级家臣”打击可谓收效甚微，甚至赔上了将军自己的命。那么室町幕府为什么会培养出“三管四职”呢？
正庆三年（1333年），以后醍醐天皇为首的公武联盟推翻了镰仓幕府。后醍醐天皇以此成为日本幕府时代唯一拥有实权的全国性天皇，随即开始了所谓“建武新政”。然而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严重损害武士阶层的利益，很多武士集团只得另寻利益代言人，足利尊氏趁机崛起。
建武二年（1335年），足利尊氏在大批武士的支持下攻占了京都，后醍醐天皇逃往京都以南的吉野。足利尊氏扶持光明天皇登基，建立了室町幕府（三年后正式成为征夷大将军）。然而逃到吉野的后醍醐天皇并没有去掉天皇名号，日本从此进入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代。
与之前的源赖朝和之后的德川家康不同，被武士集团架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建立幕府的速度很快。但代价就是室町幕府对武士集团的控制很弱，甚至都无法直辖武士的“龙兴之地”关东。而与室町幕府对抗的南朝更不得武士的支持，基本靠所谓的“忠义”拉拢人心，控制力更弱。
因为南北朝对武士集团的控制是一对“卧龙凤雏”，所以武士集团在南北朝之间拥有巨大的选择权，甚至连北朝的实际建立者足利尊氏都一度归顺过南朝。为了将武士集团留在本方，南北朝都不得不向他们妥协让利。然而欲壑难填，妥协让利反倒让武士集团更加左右横跳了。
于是室町幕府决定在各令制国（共六十六个）设立守护。室町幕府的守护在令制国内可以裁判诉讼、分配领地、征收税款、催促兵役并拥有战时指挥权，几乎是完全自治。室町幕府的守护一般都由足利将军的同族、谱代以及对室町幕府（北朝）忠诚度较高的地方武士担任。
文和元年（1352年），室町幕府颁布“半济令”：除了武士和平民外，公家和寺社也要将一半的财政收入上交守护保管。因为拥有室町幕府给予的巨大权力，所以守护大幅削弱了自己治下的各个势力（主要是武士）的独立性，很多地方势力逐渐变成了本国守护的家臣或附庸。
在守护的地方权力大幅扩张的同时，“揠苗助长”的足利将军依然还需要同族、谱代以及部分功臣来维持室町幕府的运转并与南朝作战。因此很多守护还要在室町幕府中央兼任要职，代表就是“三管四职”：斯波、细川、畠山垄断幕府管领，赤松、山名、一色、京极垄断侍所。
由于要靠幕府的支持扩大地方权力还兼任幕府要职，以“三管四职”为首的守护自然忠于室町幕府（北朝）。因为守护在地方拥有巨大权力，所以室町幕府对地方（主要是武士）的控制随之加强。室町幕府可动员的人力和资源也就逐渐超过了南朝，最终迫使南朝向北朝投降。
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室町幕府通过加强守护权力的方式完成了南北朝统一，却同时培养出以“三管四职”为代表、名为守护大名的“超级家臣”。南朝投降后，守护大名就成了室町幕府将军的最大威胁。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后着手解决问题，打掉了“三管四职”中的几个。
应永十五年（1408年），年近五十的足利义满突然去世，而他正在进行的对守护大名的改革计划也就此中断。足利义满之后的室町幕府将军没有能力和威望对守护大名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只能在足利义满的基础上小修小补。名为守护大名的“超级家臣”再无解决的可能。
嘉吉元年（1441年）的“嘉吉之乱”标志着幕府将军对守护大名的制约迎来了历史新低，全日本的守护大名分成了“细川派”与“山名派”，矛盾逐步升级，内斗愈演愈烈。应仁元年（1467年），“细川派”与“山名派”的矛盾迎来总爆发——“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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