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2年春，季武子突然对执政卿叔孙豹提出：“请把鲁国军队扩充到三军，然后我们三家各领一军。”
这二十多年来，鲁国对外战争方面屡遭败绩。这时，季武子提出要扩军，显然是为了加强鲁国国防力量。不过，他说“三家各领一军”，却是令人吃惊。“三家”，就是鲁国的三大世袭卿族：季孙氏、孟叔氏、叔孙氏。因为这三家都是鲁桓公之后，所以人称“三桓”。鲁僖公之后，“三桓”基本控制了鲁国国政；现在季武子又提出“三桓”家族来领养鲁国军队，这不是明显的公权私用吗？
季武子即季孙宿，就是“三桓”中季孙氏的家主。自季友之后，季孙氏就世代担任鲁国上卿，地位最为高贵。但由于父亲去世时季孙宿还年轻，所以从那时起鲁国执政卿是由叔孙氏的叔孙豹接任。季武子突然提出扩军，叔孙豹还能理解；可把鲁国军队由“三桓”家族领养，这却让叔孙豹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让叔孙豹觉得疑惑的不是军队归入私门，而是另一面：“鲁国国政迟早是由你掌控，将来你肯定会反悔！”
鲁国国君现在已完全被边缘化，国政事实上归于“三桓”家族手中。因此，这次“三家各领一军”，不过是举手之劳。可季孙氏世为上卿，一旦叔孙豹年老致休，执政卿之位就必然要归还给季武子。到那时，“三桓”家族各掌一军，彼此互相制衡，季武子还怎么执政？正因叔孙豹看出了这点，才会说出这番话。
见叔孙豹不相信他会真改革，季武子是急了，多次强求。不得已之下，叔孙豹提出各家共同盟誓。后来在盟誓之后，三大家族才正式把公室土地一分为三，划入“三桓”家族门下；然后，又把鲁国军队正式扩张到了三军，三大家族各出一军。
到了公元前537年，季孙宿再次改革鲁国军制：将三军缩编为两军，把公室土地分成四份，季孙氏独占二份。这次的“四分公室”改革，时人评价是“舍中军，卑公室也”。
“三分公室”时，没人说“三桓”要“卑公室”；为何到“四分公室”时，却明确指责他们这是“卑公室”呢？
就在“三桓”家族“四分公室”二十一年后，因为执政卿季孙意如（季孙宿之子）太过专横，引发了鲁昭公及诸多大臣的不满。鲁昭公与那些不满季孙意如的大臣联合起来，试图逼走季孙如意、翦除季孙氏，却不想遭到“三桓”家族的联合抵抗而失败。最终，鲁昭公反倒被“三桓”家族赶出了鲁国，客死他乡！
鲁昭公的遭遇，充分证明鲁国公室已被“三桓”家族彻底边缘化了——连国家军队都已被“三桓”家族控制，鲁国公室还能凭什么来反制“三桓”？
由此看来，“三桓”家族“三分公室”改革之时，其实就是“卑公室”之举。虽然“三分公室”改革时，鲁昭公也许还未出生，但这次改革已经注定了鲁昭公客死他乡的命运。既然如此，在“三桓”家族“三分公室”之际，为何无人对他们的用心表示怀疑呢？
为找出这一疑惑的答案，首先就得深入了解“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改革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长期都处于农业文明时代。周人在建国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以藉田制为基础的农业集体生产模式：众人共耕公田，以付出劳役租的形式来获得私田；公田产出作为赋税，上交政府；私田产出则作为报酬，全归农民自家所有。在这一模式下，农民们长年集体生活、劳作在一起，组成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公社。在藉田制基础上，周人又建立起了乡遂制：乡人农业生产之余，需“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要服兵役；遂人则专职从事农业生产，除享有人身自由外，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也无需服兵役。
西周时，藉田制主体都由王室或各诸侯国的公室控制，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权都掌控在王室或公室手中。但由于藉田制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病，使得周人在西周末、东周初纷纷进行了改革藉田制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土地私有化改革完成后，藉田制的主体都落入了卿大夫手中，促使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慢慢都落入了私门。东周霸主晋国之所以出现卿族纷纷发展壮大，本质上就源于公室土地的私有化改革。
“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改革，实质上也是鲁国公室土地的私有化。
既然“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都是土地私有化改革，那么就意味着在“三分公室”改革之时，鲁国公室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大权都已被侵蚀殆尽了。要说“卑公室”，在“三分公室”之时，就已是既成事实。
“三桓”家族这么明显的侵蚀公室权力之举，为什么在当时几乎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在推动“三分公室”改革之时，鲁襄公就已被“三桓”完全架空了。鲁襄公继位之时，不过才三岁。三岁幼童当上了国君，鲁国国政自然而然地落入了三大卿族之手。公元前570年，孟献子陪同年仅五岁的鲁襄公访问晋国，居然让鲁襄公对晋悼公行起了稽首大礼！稽首之礼，是属于臣拜君的礼节；鲁襄公虽然年幼，但毕竟是诸侯，与晋悼公地位平等，怎么能行如此大礼？
见此情形，晋卿荀罃看不下去，指责道：“现在天子还在，国君您行如此大礼，寡君哪里承受得起？”可孟献子却答道：“敝国位处东部，与仇敌相邻，寡君将以晋君为依靠，怎敢不行稽首大礼？”
可见，鲁襄公如此不过是听“三桓”教导，依葫芦画瓢罢了。
一年后，鲁襄公又听从“三桓”，当面向晋悼公请求作鄫国的保护国。可不想，由于鲁国军事实力下降太快，当年就在前往拯救鄫国的半路上在狐骀（今山东滕州市东南）被邾人打了个伏击，损失惨重！公元前567年，孤立无援的鄫国被莒人消灭，鲁国正卿季武子还被迫前往晋国，接受晋人的处置！
鲁人自请作鄫国保护国，简直就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虽然是国君，但在如此重大事务中年幼的鲁襄公完全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便后来“三桓”家族“三分公室”之时，鲁襄公已在晋悼公支持下举行了“加冠礼”，但长期生活在“三桓”阴影之下的他根本无力对此提出异议。
鲁国国君都无能为力，其他鲁人又怎敢与“三桓”作对？
更何况，此时鄫国被灭给鲁国人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耻辱和挫败感，人人都期望富国强兵。这样的形势下，“三桓”仿照东周霸主晋国的制度来进行改革，谁还会有异议？
所以，“三分公室”改革之初，除了看透了其中奥妙的叔孙豹外，大多数鲁国人也迫切希望能改革图强。因此可以判断，此时的季孙宿并没有存心要“卑公室”。
从“三分公室”改革的整个过程，也可看出这点。
在确定“三分公室”后，三家对待公室土地上民众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季武子是“三分公室”改革的倡议者，也是改革最为彻底的执行者。他要求公室土地上的民众，完全与私邑上的民众合而为一，凡是不愿服从兵役之人，赋税加倍。孟献子则持保留态度，将公室土地上的民众一半归入私邑，另一半仍归属于公室。叔孙豹因为担心有变，因此拒绝将私邑民众纳入鲁国军队的征兵范畴。孟孙氏、叔孙氏两家不敢完全将公室和私邑土地民众一视同仁，证明他们心知这样的改革对公室极为不利，所以才会留下了一点点退路。
尽管“三分公室”改革后，三家都有义务向公室交纳赋税、以维持国家政事的正常运营，但从此后鲁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就彻底落入私门了。
公元前538年，叔孙豹去世。因为叔孙豹庶子竖牛作乱，叔孙氏家族陷入了一场大乱之中。趁此良机，季武子与竖牛勾结，再次提出了“四分公室”改革：把鲁国军队缩编成二军，公室土地却分为四份，季氏独占其中两份。
这次“四分公室”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军队缩编就意味着鲁国军事实力的削弱。之所以要缩编，是因为鲁国经济实力所限，养不起如此庞大的军队；军队缩编后，“三桓”家族的负担就更轻了。
其次，将公室土地四分，季氏独占其二，意味着季氏独占了一半公室的土地；但同时，季氏也需要单独供养一军。孟孙氏与叔孙氏各自分到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两家一起来供养剩余的一军。这样，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季氏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其它两家都无法挑战季孙氏的地位，更不要说鲁国公室了。
最后，如果说前次改革，孟孙氏与叔孙氏对私分公室土地还持有疑虑的话，这次三家都完全把公室土地与私邑土地合为一体了。从此后，鲁国公室土地都完全归入“三桓”家族了。
“四分公室”之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借口，纯粹是“三桓”家族对公室土地和人口的二次分配。这次改革，季孙宿不但彻底“卑公室”，更成功削弱了其它两大家族、巩固了季孙氏家族的优势地位。
早在“三分公室”时就陷入沉默的鲁国公室，对于这次“四分公室”，依然是无能为力。
虽然在“四分公室”改革鲁昭公依然保持沉默，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就没有任何怨言。二十一年后，鲁昭公异常积极地参与倒季氏，就能知道他对季氏的怨恨有多么深！
不过，势单力薄的鲁国公室，又怎么能斗得过羽翼已丰的“三桓”家族呢？
如果说“三分公室”改革时，因为当时特殊背景“三桓”家族还存有壮大鲁国之心的话，那么在“四分公室”时他们已完全是为了稳固自身家族地位了。所以，时人才会就此评价：“四分公室，卑公室也”。
这次改革之后，鲁国公室再也难以夺回政事主导权了——鲁昭公和鲁哀公先后被“三桓”赶出鲁国，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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