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表了杜贵平回忆1977年参加高考文章的上半篇，今天继续展示下半篇：
醒来方知梦是真
杜贵平
三，上班
一九七五新年后、旧年前，我高中毕业，回村了。
一下子离开熟悉的老师和校园，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我很不适应。一时间很感悲伤，脑子空空的，失望、徬徨，手脚无措，六神无主，对明天应该干些什么是一无所知。
这时，生产队长早盯上了我，召开小队会议，叫我也参加，照例念了一段报纸后，就研究安排生产队开春后每个劳力的活计。讲到我，队长说，咱们队今年又添了个好劳力，问我：你是抓粪呀，还是拉钝辊轳呀？父亲抢先替我回应，他腰板子还不硬，还是拉钝辊轳吧。这样，开春农忙后，我算是有做项了。
此时，大地还在封冻，也干不了些啥农活。父母亲理解我的心情，家里的事也不怎么支配我干。我也改不了读书的习惯，但家里书籍有限，轮番地过了几遍后，我知道干爷爷古禄家里有些书，就开始往他家里跑。发现他家除了有些杂书外，还有天天更新的报纸，和各类杂志，还有一大捆《志愿军英雄传》。于是，我有事没事、自觉不自觉地往他家里跑，回村后，成他家的常客。
有书报杂志作陪，精神状态好多了。阅读之余，也和老爷子啦呱些他参军赴朝的往事。偶有生活琐事，作为孙辈，理所当然地帮一下。这样，拉钝辊轳、锄田再怎么疲劳，每天收工后一般都要到他家串个门，起码把当天的报纸杂志翻阅了。这样日复一日，我回村后的生活也算安定下来了，自己心里想，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一九七五年初秋的一天，干爷对我说：我看你这孩子，也不像是个庄户人，还是想办法出去闯闯吧。
我回他，那有可能吗？
他对我说：店湾粮站主任过去与我一块儿当兵，他那里冬天三个月征收公粮特别忙，急需一名助征员，要求有点文化，不喝酒，不胡闹，老实听话，我看你合适！
我当然高兴，立马火急火燎地跑到了15里外的店湾，见到了刘凤龙主任。干爷已与他说起过我，他当下就决定要我了，嘱我十月份就来上班。同时向我说明，县粮食局从十月份才给助征员拨工资，要不你现在就可以上班。
当时刚进九月，我怕夜长梦多，这二十天内，难说还有变化，于是，就趁热打铁，向主任提出：少领一个月工资无所谓，现在能不能来？
刘主任回答：你如果愿意，那可以！
我兴奋地跑回家告诉了母亲，准备了一下，第二天就拖着行李，急匆匆来到了店湾粮站。
粮站正式职工4人，主任、成品粮保管、粗粮保管和会计各一名。我的本职工作是协助粗粮保管，征收公粮，时间集中在深秋和冬三月。具体工作是，晾晒各村拉来的粮食，去水份，风车除杂，然后称重入库。月工资33元。
后来，随着时间的延展，我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不局限于单纯助征员的工作了。
全天基本的程序是：早晨六点生炉子，然后烧开水，灌暖壶，喂三条狗，打扫四个办公室。早饭后，一整天在晒粮场上干本职工作，粗粮保管杜芳财直接指挥我干活。工作熟悉了，老杜也越来越放手。再后来，其他三个人的一般性工作也要我代替。四个人把我指挥的一阵儿也不消停。原粮、成品粮出库，发粮票，单位出墙报，写批判稿等等，一白天，我忙的不可开交。在他们四个人看来，我是太忙了，常嘱咐我注意休息，多喝水，但在我看来，这比拉钝辊轳、锄田的活，轻松多了！
白天虽不得闲，晚上下班，他们四个人回家，我关了大门，放开狗，整个大院就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了。
冬天夜长，一片寂静中是我的阅读时间。各类书报、杂志足够丰富，《参考消息》是我身处小地方，“胸怀全世界”的瞭望孔，“雷打不动天天读”。十一月份订杂志时，我又鼓动刘主任，砍掉了《华北民兵》，集中财力订了一份《解放军画报》，图文并茂，是我的至爱。阅读间，炉炕里烧着山药蛋，甚是惬意！
单位还有一台质量尚好的收音机，一收工我就提到了自己住室，一旦打开，各种广播节目不绝于耳，深夜睡觉时才伸手关一下。那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和中广新闻的音质好于国内台，一人静处时，起先偶然有滑到这两个台的情况，后来就索性“听之任之”，逐渐发展到了一旦关注的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由自主地要调到了几个有兴趣的节目上来，但“收听敌台”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是诚惶诚恐啊！
干爷爷给我找的这份工作，为我继续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高考地理题中，那个从上海航海到伦敦的问题，答案就是我在粮站听收音机，从马季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相声中获得的。
干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我的年度助征员“使命”就告一段落。到十月新的一轮助征工作，还有半年多。四个人都不愿让我走，我也不想再回村，一旦回去了，再出去还得有麻烦。上次走时，生产队长就不愿意抽走他一个硬劳力，是古干爷以派我去，对全村交公粮方便为由，搪塞了过去。为顺利度过这个空档期，刘主任想了个办法，让我随盖粮库的河北易县包工队暂时干着，到十月再回来。
包工队在粮站的工程很快结束，我又随他们，到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建水塔。在一个高山顶上掏个大坑，然后用钢筋混凝土浇注成水塔。工程中大量的建材钢筋、水泥、木材，需要人工往山上背、扛、抬，包工头给大家定了计件后，就放手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体力。
我壮着年轻腿快，干了五个月，刨去吃饭零用，挣了400多元。喜不自禁，乐极生悲，到口泉新华书店排队买新出版的《水浒传》，被扒手偷去了120元。
怕再失窃，我留下20元零花，其余的260元寄存到了市里二姨家。这笔“巨款”给了母亲。她原计划给我娶媳妇用，我考上大学后，她一高兴，就在二舅的指导下，为我买了一块夜光瑞士手表，上学时一定让我戴上。到校后晚上很惹眼，评助学金时可能受点影响，但我能理解。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又回到了店湾粮站。不久，左云粮食局崔局长率领会计股的几个人，来店湾站搞了一周核算。刘主任顺便提出，店湾粮站业务扩大，需长年留我，崔局长痛快地答应了，并安排会计股为我预做了长期工资。这样，我的工作就基本稳定了。多少年来，笼罩在头上的阴霾，消散了许多。
四，犹豫
跨入一九七七年，在“抓纲治国”的背景下，地处偏僻农村，政治氛围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基本路线”、“阶级斗争”、“学大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基层百姓，全然没有意识到中枢的大政方针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大约在入秋到年底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骤然喧闹起恢复高考的事情。我们学校各课的拨尖老师，已经开始为县领导的孩子们复习备考。真真假假的各种传说，在同学们中流传。
鉴于自己以前在当兵入伍、录用代课教师，屡屡在政审环节踢到铁板。所以，我对此比较冷漠，认为上大学于自己无关。好高骛远，徒增烦恼，还不如立足现实，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重要。在同学们纷纷扬扬闹高考时，我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索性赖得操那份心。
加之，当时我在店湾粮站助征员的岗位上干的挺愉快，特别害怕粮站刘凤龙主任怀疑我工作不安心。最关键的是对考大学没有信心。想入非非，还不如静下心来，做好当下。粮站工作责任重大，防火、防盗、防霉变、防鼠害，落实到日常具体工作中，坚持不懈地防微杜渐，不敢稍有纰漏。若稍有差错，丢掉助征员这份季节性的工作，就是粮站主任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字：你走吧！
为此，我必须经常对各品种的粮食，反复翻晒脱水分、测水分、堵鼠洞、除鼠害，不断地清库底、防霉潮等，哪一项都要做艰辛过细的工作，要与沉重的麻袋包“对话”。
好友尚建国父亲是县教育干部，他几次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情况，无奈都因征公粮太忙而搁置。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公社联区校长李斌老师负责本公社的教育事宜，在审阅全公社的报考名单中，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就托同学冯日祥给我捎话，让我赶快去找他。
我满以为他还是说代课教师的事，不敢怠慢，与粮站主任请了个假，骑车直奔五里外的公社联区校长办公室。
一进门，李老师就严厉质问我:“大家都在报考，紧张复习,你不知道？”
我向他吐真言：“我怕还是白忙碌，现在秋冬季征公粮正忙着哩，如报考，让粮站刘主任知道我在这里不安心，怕连这点工作也丢了。”
李老师坚持让我先报了名，告诉我：“这次政审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严，粮站刘主任也会理解你”。
李老师还答应与刘主任疏通。他前几年曾在七年制学校里教过我二年，为人很好，对我更好。他刚升了联区校长，就主张招我去当代课教员，因为政审而搁浅，事虽未成，他嘱我不要灰心，再等机会。我打心眼里感激他。
在李老师鼓励下，名虽报了，但自己对上大学一点信心也没有，认为这是随大流、被动跟风而已，肯定就是走过场。
及至是过了预选、体检关，也一直将信将疑，认为这两关过了纯属侥幸。政审关才是关键呢！疑虑重重，总觉得几个月来的奔波，付出的心血，恐怕又是一枕黄粱。
要说我对上大学淡漠，那是假的！一旦报了名，我就全身心投入了。首先抓紧利用每天晚上三、五个小时的时间，对数学、地理和历史，进行了突击式补习。数学自从高中毕业后就丢开了，要系统地复习一下；历史、地理从来就没有专门学过，要赶快找书、找资料，加紧补习；语文、政治就靠平时的积累了。
备考复习的指导思想确定后，就重在行动了。晚上的大把时间全部用来复习，自不必说，白天里，工作之外，也要争分夺秒地投入学习和思考，那时就连吃饭，我也要端着碗看地图。就是缺少与老师、同学们的交流。这没办法，自己离不开单位，只能一个人闷头复习，不知外面是个什么情况。
后来，我请李世富老师和尚建国同学晚上分别来粮站交流。李老师以前在杨千堡七年制学校教过我数学，尚同学是高中时我们班的好学生，与他俩分别复习了一晚上，每次都持续到了深夜两、三点。就这样，紧张的备考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
五，一波三折
参加高考，好事多磨。我又经历了一波三折。
第一折，高考前夕，经受了冷冻磨难。我与在左云综合技校当管理员的徐儒同学约定，高考前一天，他路过店湾，与我汇合，同去左云城赶考。十二月四日下午四时许，徐儒同学如约而至，把拉了二、三十名考生的拖拉机停在粮站门口。此时，我还在晒粮场上紧张地垛麻袋，浑身是汗。看到徐儒等同学们在寒风中等着我，就赶紧与粮站会计岳维俊打了个招呼，提上备考的挎包，跑着跳上了拖拉机就走。没料到因走得急，没有多穿衣服，刚刚出了大汗的身体，在敞开的拖拉机厢斗上，很快就被刺骨的冷风穿透了。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怎么也盼不到个终点。还好，在起伏颠簸的车厢中有将近三十位同学，我挤在中间，紧贴其他人保温，好不容易抵达左云东街政府招待所。
我挨冻后，身子有些僵硬，动弹不得，干瞪眼，就是下不了车厢。只好等徐儒和其他同学把我掺扶下来。有经验的同学们没有让我马上进暖屋，先在外面活动了一阵子，身上发热，活软了后，才进屋里。我担心影响明天的考试，晚饭后，很快裹着被子睡觉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发现身体与以前一样，心里才踏实。
五、六日两天的高考，比较顺当。这次考试，我没啥负担，因为进考场前，看着人山人海的考生，我现场问李老师：这么多的人，能考上几个？他回我，考上十几名就不错了。我估计自己肯定不在其中，暗自下决心，回去抓紧找书、资料，只要政策不变，以后再好好考下去！直到有结果。
两天的考试，风轻云淡，自己不抱希望，没有心理负担，临回家时见了李老师。他与我谈到，辖下有位女老师在我后面坐，考后，她对李老师说：她前面坐的那个孩子，估计能考上，因为一直低头做题，没有东张西望。李老师核实后，知道是我，就鼓劲我，说不定你这次还能走哩？
老师给了我点些许希望。以后我知道那个女老师叫高秀芳，是我母校杨千堡七年制学校新分配来的老师。谢谢她的贵人吉言，在我身上显灵了。人生的关节上，酷似梦境，我们短暂的侧身而过，我坐前面，还没来得及注目她，就永远地记住了她！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六日，是我六十多年以来，印记最为深刻的两天。特别是六日那天，考毕匆匆告别了李老师，天已经暗下来了。在回粮站还是回家的纠结中，我决定，顶着一个人行夜路的恐惧，回家看看已多日不见的父母亲，顺便向他们说说近来的高考事项。
于是，赶紧小跑着向回家的路上奔去，当刚出左云城北门外时，天就完全黑下来了，我捡了根木棒壮胆，一路狂奔，涉过坟滩，惊心动魄，被我惊起的野鸡、野兔不断从两边飞跃。
我不管不顾，直到跑回家。与前天赶考冻僵不同，这次是全身冒大汗。父亲责怪我应早告诉他，以便去接我。母亲则怪我不该报考，担心我丢了粮站的工作。
第二折，为体检，经受了体能极限的考验。
考毕回家，难得精神放松，一夜好觉。天蒙蒙亮时，我搭上内蒙到井儿沟拉炭的汽车，早七点多就到粮站了。
粮站的常规工作过了一段后，刘主任问大家，谁有门路能买到好酒？咱们一开春，粮库工程也得开工，很多建材要运回来，想请广州驻杏沟的运煤车队帮助拉运，为搞好关系，需买点好酒、烟，交往备用。
晚上，我与在大同宾馆工作的姨姐武莉通了电话，问她能不能买到名牌烟酒。她说，汾酒多了不行，西凤酒可多买一些，烟最多买两条。第二天早饭时，我把情况告诉了刘主任，他当即决定，要我下大同办这个事。
不日，我搭了来往口泉站的汽车，找到武莉，很快办好了这件事，两条烟、两箱酒，还有几瓶汾酒，打包后说好，让店湾煤矿采购员老梁拉物资时顺便捎回来。我想多呆一天，在闹市里转转。不意在晚上七、八点时，武莉急匆匆地告诉我，你考上大学了，明天下午六点前，必须赶回左云县医院参加体检。一听这情况，我跳上自行车，立马赶到了长途汽车站。一问，明天上午通左云的车只一趟，票早卖完了。
想了很多办法，我认定，只有骑自行车自己能掌控，最有把握。主意拿定后，就琢磨走哪条路线，大同回左云，有云岗或口泉两条线，口泉线虽稍长些，但路子熟、沿途熟人多。于是，就决定走这条线。第二天一早四点，我即跨上自行车赶路，到了口泉，天才蒙蒙亮。再往西行，就到永定庄矿了。新年前曾在这里往山上背水泥、扛沙子、抬木料，矿工食堂里还有熟人。拿出姨姨塞进包里的馒头，已经冻硬了，在炉子上烤了一下，就着开水，一并吞了下去，手脚身子顿时暖和了许多。
赶快开拔。无奈，路线总体上是上坡，还有积雪，越走路况越差，体力消耗越来越大。中午到了雁崖，饥寒交迫，有些蹬不动了，边走边啃了两个冻馒头，体力稍有恢复，再骑，翻过杏沟梁，难得一路下坡，经过店湾，已过了下午两点。顾不得回粮站休整，又咬牙骑行了十五公里。下午四点多抵达左云县医院，全程近七十公里，耗时十二个小时。放到现在，这点里程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的自行车质量低，灵敏度、舒适度与当代自行车比，存在巨大的差距。又值寒冬腊月、积雪逆风，由低向高，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对我体能、意志确实是极限考验，至今忆及，仍不可思议！
当我气喘嘘嘘地赶到医院后，得知其他三十多人的体检上午就结束了。现在，整个体检系统的十几名各科医生都在等我一个人。我连表抱歉。当他们听说我是骑了十二个小时自行车，从大同赶回来，几位医生一致认为：这后生的身体经受住了气候、体能的严格考验，比仪器检查更全面、准确！接着，各项体检很快就了结。
那时我年轻，稍微休整后，体力有所恢复，乘天还亮，我立马又骑了八公里，赶回村里。吃了父母的手捧饭，又在他们身边安稳地睡了十多个小时，那个舒适劲，无以言状！
谢天谢地，体检的事情总算没有耽搁。这要归众人的帮助。当时通讯不便，我的体检通知发到村里，再由村里传话到粮站。正好我去大同买酒。刘主任接到要我参加体检的通知，发现情况紧急，立即委托他雁北军分区的老乡赶到大同宾馆，要求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我。没曾想，买酒的事情办妥后，我早就离开了大同宾馆。军分区那位先生，只知道我在大同宾馆办事，不知道我找谁办事，情急之下，他便在大同宾馆全员职工中展开海找，直到下午临近下班时，才找到了武莉，说明了情况。这就为我及时赶回左云体检，抓到唯一的机会。
所以，刘主任和他的老乡在我上大学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至今思之，感慨多多。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刘主任一家情意绵厚，倏忽间，快五十年了。
第三折，为过政审关，经受了人性冷暖的磨难。
高考预选后的某天，在公社当统计员的宋云堂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你来一下公社吧，你爹也在这里。我一听，有情况!因为父亲可能一生也没去过“公社”这类地方，现在突然去了，必有蹊跷。
放下手头的事，与刘主任说了一声，我立即赶到了公社。看到父亲正在秘书室与人争吵，进去一了解，起因还是“政审”。我知道，父亲与“公社”的人们交涉这个问题，无异于对着南墙说话，啥作用也没有。
于是，劝父亲出来就回家了。一路上父子俩闷闷不乐，相随无言。我怪他，不该去那里自找麻烦。考虑到他是心里着急，“病急乱投医”，怕我因此被卡在大学门口，情绪难免不好。我又心痛他，又无奈。
我还得尽快赶回粮站。临走不放心，就去古禄干爷那里询问情况。事情的原委是，那天一早，县里搞招生的两个人到我村，对我进行“政审”。与古支书见面后，他沿袭上高中时的办法，没填写关于我父亲的“勤务员”问题，这样，只等在会计那里盖章，再转公社扣个章，事情就算完成了。不料，到会计那里盖章时出了状况。本来，大队支书同意盖章，这个会计照办就是了。但他要求副支书也到现场同意，才能盖这个章。等把这位副支书叫来时，他一看没有“勤务员”的问题，就不干了，严令必须把这个问题写上，否则，不能盖章！古支书再三解释，副支书就给人家扣大帽子，什么“阶级阵线不清”，“没有原则”等，把古支书气走了。我父亲闻讯赶来后，先是给人家说好话，后来一看这人是铁了心要管这件事了，就索性对吵开了。最终，还是按副支书的意见报到了公社。我父亲也就尾随到了公社。如此，事情的整个经过我全明白了。
从干爷家里出来，我也心里打了个咯噔，但又无奈。
赶快回粮站吧，那里还等着我哩！
走前，安慰一下父亲吧，我特别想告诉一下一生心苦身累的父亲：这个大学可上，也可不上，我现在就挺好的！
这时，父亲当着儿子的面，竟哭出声来了。
我急于摆脱这个局面，说了声：我回去了。就退出来了。
也是哭了一路，回到了粮站。
今天，已经事隔四十五年，我含泪写完了这一段。
在长期的生存逆境中，虽然遭遇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我们家始终秉持先辈们传导的勤劳、善良、淳朴、知足和忍耐的品格，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不做损人利己事”的朴素价值观，留守庄户人家凡事求平安的门风，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做人，虽属保守，举不得大事，但也能乐得和顺。先辈们顽强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一路下来，为后辈铺就了一条正道，使我们能持久地走下去。
再下来，就回到了开头的一幕。这次政审，终于没有碾碎我的大学梦。
醒来方知梦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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