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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忆赵诚

      近日,各方朋友纷纷撰写文章,回忆和赵诚的交往。今天再选发三篇:

高山流水觅赵诚
杭海路


   我是1977年考入太原师专的,赵诚比我晚一届,读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入校不久,我接连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其中短篇小说弃婴影响颇大,在太原文艺刊登后,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又以广播剧的形式连续播出多次,听众反响强烈,使我一时间成了学校的名人。

   依稀记得,1979年初夏,我在学校的食堂吃午饭时与赵诚相识的,第一次见面他就热情洋溢大大咧咧地对我说,你就是杭海路吧,我是文三班的赵诚。看了你的弃婴,写的真不赖。听说我们班的张元隆和你是朋友,他也是我的朋友,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哪天哇,我请你和元隆喝酒。

   没想到这一次有些突兀的相识,竟是我们长达四十余年情谊的开端。

   赵诚、张元隆和我当年都是带工资上学的,食堂的饭菜不合胃口时,便会相约去校外下馆子。吃喝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真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好不痛快淋漓!当然,主题往往都离不开新近发表的文学作品和人文社科类图书。

   眨眼间,都毕业了,各奔东西,聚会由经常变为偶然,但一两个月总要见一次,情谊的纽带始终没有断过。

   转眼间到了2004年秋,原来漓江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硕良先生突然给我从北京寄来一本名为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并在电话中说,作者叫赵诚,你们山西的,和你认识。你看完书后可提些意见,这是我们一个系列丛书的第一本。

   刘硕良先生是出版界的前辈,是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奖的获得者,主政漓江文艺出版社时曾出版过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名震书界,也是我的老朋友了。

   看了书后,总体感觉甚好,但还总是感觉缺点什么。期间,忽然想起黄万里老虽然是个水利专家,但其家学深厚,其文学素养和功底也十分了得,毛泽东曾当面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何不將黄万里的散文、小说、古典诗词、往来信函、亲友悼文等汇集为一本书,这样应该会多面地更加立体且血肉丰满地展示黄万里老的精神世界卓越的才情和人格魅力!

   主意拿定后,我立即与丁东赵诚及刘硕良先生联系,不久便推出了由赵诚编撰的追寻黄万里》一书。

   完成追寻黄万里一书后,我一直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够出版一本将长江文艺版的长河孤旅与书海出版社的追寻黄万里合而为一的版本——这于黄万里老,于赵诚,于读者,应该都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一晃数载,机会终于等来了——2010年,长江文艺版版权到期,紧接着书海版的追寻黄万里的版权也到期了。此时我虽然于山西退休了,但很快被陕西人民出版社聘为顾问。

   经过我的策划与推荐,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由赵诚撰著的新版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为了保证该书的质量,我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工作。拿到原稿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原稿全部手写,字数竟五十五万多字,如果加上追寻黄万里,书稿的字数大约超过七十万——这对一个少了一叶肺,又经过多次化疗蹂躏的病入膏肓的写者,是多么残忍的考验?!

   赵诚,我仿佛看到了你迈着蹒跚的步履,喘着粗气,拖着沉疴之躯行走在白山黑水之间,大江大河上下,舟楫劳顿,寒暑相煎,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你为什么?!你图什么?!

   《长河孤旅是赵诚的成名之作,更是他生命的结晶与升华!赵诚,你就是山西的路遥,你就是山西的高华!

    我与赵诚相识相交相知互相扶持四十余载,可谓是四友——校友朋友书友酒友!你让我体味到,友情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吃吃喝喝,更不是虚假地相奉承,友情是践行对朋友的承诺,更是把朋友的心愿和理想变为现实的助力与奉献!

    一个真实的大写的人走了,世间又少了一个孤勇者!我们只有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念与步伐,或许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四友之情长万里,高山流水觅赵诚!

   赵诚,挺起你略显驼着的背,走好!

   (202311日)

送赵诚兄远行

李新宇

   得知赵诚兄去世的消息,似乎并未特别悲痛。这也许是因为多年前就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早有心理准备。也许还因为在瘟疫肆虐之际,去世的师友已经有多位,感情有点麻木。然而,待到夜深人静,却忽然悲从中来:赵诚兄,虽然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为什么不多挺几年,就这么匆匆地走了!

   我已记不清与赵诚兄相识是在什么时间。只记得那一年我去太原,住在谢泳兄家里,然后去拜访高增德先生,高先生带我们去吃面,一下子就认识了一大群山西学者。其中就有赵诚。

   接下来我们见面并不多,印象比较深的是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完《大学人文读本》之后,又编一本《大学人文教程》,为加强编写力量,除《读本》编委的全部成员之外,又请来了赵诚和萧雪慧。从《大学人文读本》到《大学人文教程》,编写过程似乎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务虚的时候似乎比务实的时候多,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似乎比各自去完成编写任务的时候多。正是在那些讨论中,赵诚的发言吸引了我,让我见识了他的博学多识和独到思考,并顿生敬佩之情。于是在集体讨论之外,就有了单独的多次深谈,使我获益良多。

   想起赵诚,特别感念他的诚挚。在当今学界,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相互恭维,说些廉价的奉承话,或者是今天天气之类的话,而少有实实在在的关心、帮助和和探讨。我与来自山西的几位学者都成了好朋友,就因为在我的感觉中,如丁东、谢泳、智效民,都很实在。赵诚更是这样,与之交往,少有空话、套话、过年的话。闲谈也不回避那些因实实在在而常常难以言说的内容。

    有一次他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自1990年开始,我的主要工作事实上是在准备两部注定难以出版的书。他追问是什么书,我回答说:一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百年史,二是中国农民的百年史。面对现代中国,我关心的主要就是这两类人。他马上给了我热情的肯定和鼓励,并进一步追问我完成到什么程度。我只好以实相告,并说了我的一些困难与烦恼:农民史还只是几堆关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大饥荒和包产到户的资料;知识分子史倒是有了一百多万字,但感觉头绪有点乱,而且不断发现新材料,就不断补充,结果是计划中的一卷本成了四卷本,如今看来,四卷本也未必能结束。因为本想从1898年写到1989年,91年,后来又决定写到1998年,凑够一百年,但到了1998年,却看到一些新现象刚刚出现,显然无法从此截断,结果就又多出一卷。他立即表示:具体写多少年并不重要,不必为此烦恼,但1998年绝对不能截断,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更让我感动的,是他最后非常严肃地说:给你一个忠告,要好好注意身体。因为你铺下的是一个大摊子,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建议我考虑组建一个团队:那么多学生,找几个与你一起做。也是那一次,他比较详细地说到他的身体状况,并且说自己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做大的规划。同时他还告诉我,要珍惜自己的想法。他指出我的一些想法与我们同时代的学者很不相同,并问原因。我告诉他可能因为我的父辈,也可能还因为我的几个老师。并且向他讲了我的老师许毓峰的一些情况。他马上做出判断:看来是起点不同,思路也不同。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不被同化,不容易,你自己要知道要珍惜。他不仅像一位兄长,而且像老师在指导学生。这些话对我很重要,所以在日记里记了下来。

   今天重读日记,音容犹在眼前,斯人却已远去。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人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存在形态。赵诚兄远去了,但并未消失。他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愿他在那里不再受环境和肉体的羁绊,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

      (写于2022年最后一天,202312日改定)

长河孤勇是赵诚
默雷

   那几年,我因忙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术性工作,很少读书,与会的学者、作家也大都不识不知。初到武汉的我自然也不知道赵诚先生是何许人也,后听同去的傅国涌、蔡朝阳等人聊天,才知赵诚先生是《长河孤旅》一书的作者,我就以为他是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作家,直到后来听傅国涌问起一个问题,才知道赵诚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是著名的国际政治专家。当时傅国涌的问题是:前段时间你与何方的那个对话,为什么会轰动日本朝野?

   从外表看起来,赵诚没有丁东那种举重若轻的大气,也没有傅国涌那样的个性和锋芒,甚至看不出有什么深刻和睿智的痕迹,平常说话也不是很流利,与大家在一起时,就像一滴水溶在大海中,很少引人注意。但在此后几天的会议和聚谈中,他言语间慢慢释放出的睿智与深邃,对国际政治事务的洞若明火,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与解读,却是让我越来越惊叹。例如,在那次引起日本朝野轰动的对话中,他认同何方提出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应建立在国家战略目标利益的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历史认同基础上的观点。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可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达成真正的历史认同,以历史认同来处理对外关系,等于是缘木求鱼。另外,在对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上,他也有独特见解,认为国内许多国际政治学家主张中国站在调停的立场,坐山观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争斗的看法,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认为对中国最有利的方针,应该是和美国合作一起面对伊斯兰世界,从而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把握主动权。后来在21日晚上的聚谈中,面对邓晓芒、李工真、赵林三教授在国际共运史问题上的侃侃而谈,冷静提出俄国十月革命之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精辟看法,令我们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而生性淡泊、谦逊的他,一谈到这些世界性的政治话题,整个人就变得神采照人,气势非凡,洋溢着一种知性和智慧所焕发出的坚实自信。

    从武汉回来后,特意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赵诚的文章,找到了他的博客,由此看到了他更多的关于台湾、法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政治方针、策略目标所发表的看法和文章,感觉到赵诚先生确是一个从大处、高处着眼看待世界政治局势的智者,特别是他在武汉时说的关于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区别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家,大多只具备国际政治的眼光,很少具备世界政治的眼光,只在局部的国家利益上与美日英法等国进行博弈,而很少从世界政治发展大势上来分析中国应走的路。

   武汉回来不久,我就收到赵诚先生的一封邮件: “武汉相会很让人难忘,认识你们很高兴。请你把地址和邮编发来,我抽空把书《长河孤旅》给你寄去。此后通过邮件与网络,与赵诚先生多有交流。

   看到徐江伟的书稿,他特地打电话向我询问徐江伟的具体情况与写作经历,并欣然为其作序。在2012年的时候,我邀请他来新昌做个讲座,于是他和丁东、邢小群一起来到新昌,在我家住了三天,讲座之余,游览了新昌的山水风光,留下许多美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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