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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诗,但却不一定有远方

8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最无可置疑的黄金年代,诗歌开启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诗人成为了崇高的代名词。如今,诗人和诗歌被边缘化已成必然现实,诗人被贴上“浪漫”、“不切实际”、“阴郁”、“古怪”等标签,他们一边在角落里承受着信仰价值的失落与困惑,一边代表这个时代人类的敏感与孤独继续书写自己的灵魂。

 
晚上六点,不从刚从杂志社下班,杂志社承接中国各类中小企业广告宣传的业务。他今天见了一个还不错的客户,他们对杂志社报以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带来良好的宣传效果,只是在报价问题上稍显犹豫。他对客户说他这几天一定能尽快了解企业情况,把宣传稿件写出来,价格可以再商量。

这样“社畜”身份的另一面,是一位诗人。他一直将反叛现实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给自己取了“不从”这个名字。从大学到现在,他已经在大大小小的纯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几百首诗歌,累计写作大约十万字。去年,不从加入了辽宁省锦州市作家协会,成为了一名“经过认证的诗人”。一有诗歌发表,不从立马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消息,配上诗歌链接或者实体刊物的图片。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清一色的是他的诗歌集锦。

寒生和载先都是校园诗人,载先在学校人文学院国学班读书,每日面对经史子集,之乎者也,他虽然乐在其中也不免觉得课业繁重。学校放暑假,他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和高中的那几个文友会面了,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他们有各种联系方式,他还是格外想念他们,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一年多前,现在大家都零落四方,各有各的忙碌,平时鲜少联系。

载先拿着手机,想给他们发一个信息,想了想,又放下了。

寒生的朋友不像载先一样多,他喜欢独处,让他用“一个人”造句他能造出无穷的排比句:一个人上课,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歌,一个人读书写诗,都是一个人。他不爱参加文学比赛,认为奖项根本不能决定一首诗的价值。有一次他不小心入围了一个小说创作比赛的决赛,决赛任务是五个人一起进行小说接龙,创作出一篇完整的小说。他们反复地讨论小说主题和人物,一开始他的想法便有些和别人不同,后来大家越吵越激烈,僵持在一起,他一气之下就撇下同伴走了。

尽管都被周围人称为“诗人”,但不从和载先都有好几个月没有写一首诗了。

 

以前,载先一个星期能写四五首诗,现在这是他一年的创作量。自从上大学以来,载先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即便是在暑假,他也待在学校,白天连着做两份家教,晚上八点回到宿舍还要忙社团的事情。他已经养成了严格把握时间的习惯,聊天时他一时想不起一首诗的名字,便赶紧抓住身边的诗集,“很快,等我二十秒”,语气中有些抱歉,尽管我什么也没说。

载先喜欢熬夜,他觉得“白天光的压迫太多,到了夜晚才会比较放松,没有外界的干扰,写诗才会有感触”。他记得最近一次写诗,是在期末考结束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考试的压力,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除了时间有限,创作量大跳水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少有人真的能理解他想表达的东西,即便载先有一位诗人叔公。

载先从初中开始写诗,他的诗歌启蒙源于他的叔公。叔公是一位在广东省内颇有名望的诗人,他从小读着叔公的诗长大,每次叔公来家里,都鼓励他朗读古诗,所以在小学四五年级,他就会背全篇的《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了。

但他不会把自己的诗作拿给叔公看,他感觉叔公并不能理解他的情感。叔公是喜欢写和谐圆满的古典之美的诗人,而他已经开始陶醉于现代性的残缺破碎的美学追求,叔公已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六十多岁的老人,而他有着青年人敏锐的情思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后来他甚至不愿意投稿到专业的诗歌刊物,因为“那些太远的人,那些不认识你的陌生人,他跟你共鸣不了”。

他更看重同龄人的评价,他希望生活中无处宣泄的情绪在诗中得到排解,被周围人看见和理解。高中时,他常常拿自己的诗给文学社的文友或者班里同学看,他的周围总会围绕着一群人在一起讨论诗歌好与不好。如果还能在课堂上被语文老师表扬几句,就是他写诗最快乐的时候了。但是,他总感觉到身边的朋友想躲着他,有意地疏远他,他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渐渐明白,没有一个人喜欢长期和负能量待在一起,他的诗中阴郁、消极的部分,只能自己承受。

现在他偶尔会把自己创作的诗发在朋友圈里,有些人会顺手点个赞,还有少部分人会对他说自己喜欢哪一句,然后鼓励他继续加油,而能够真正明白他心意的人,几乎没有。

“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语出鲁迅《呐喊》自序——编者注),这是他思索良久的答案。

 

不从是95后,学工商管理的他在大学毕业以后换了许多工作,最后发现还是杂志社适合自己,他不需要像互联网公司一样接受“996”的安排,只需要按部就班写好自己的稿件,到点下班,晚上可以搞自己的创作。可是工作稳定下来了,他却“好像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兴致,没有了写诗的灵感”。不从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天天都写诗,高涨的创作热情好像总也用不完,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只是无奈地说自己的困惑。

“如果当初知道自己这么喜欢文学,我就选择读中文系了。”和载先不一样,不从的写作之旅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基本上都靠自己摸索,没有专业知识的帮助。他的周围甚少诗歌爱好者,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在那里他能遇到一两个同道者。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是有灵感,他就掏出本子或手机写诗。可是身边没有朋友欣赏他的诗歌,他拿给父母,父母也看不懂,于是他开始朝着文学圈子靠拢。

他先是关注了专门推送投稿信息的公众号和网站,给各种诗歌类杂志社、报刊的邮箱投稿。幸运的是,他没有等待多长时间,作品就被选用了,这大大坚定了他的信心,之后他便开始不停地创作,不停地投稿。他记得最自豪的一次是他的一首诗被《人民日报》的西班牙版收录了,这让他收获了许多编辑的关注。还有一次,他的诗被美国诗刊《诗殿堂》翻译成了英文,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印成别国语言,想象着也许会在大洋彼岸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看见,他觉得很满足。

随着他的诗歌发表得越来越多,不从开始认识各种诗歌刊物的编辑们,他们有些和他成为了朋友,经常互相交流诗歌创作。不从还关注地方作协,他通过各种方式加入许许多多的文学群、诗友群,然后从中认识较有影响力的、权威的诗人。他渐渐意识到这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小圈子,圈外人不知道圈内人的存在,或者很少关注圈内的情况,圈内则有一套它自己的规则。只有努力靠近这些编辑、诗人、学院派老师,他才能有可能获得关注和推荐。“自己投稿到邮箱的,他有时甚至都不愿意看一眼。

现在,不从如愿以偿加入了家乡的作协,还即将踏入省作协的大门,诗歌之门似乎正在被他一点点叩开。“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能给我提供更多的投稿地址,有时候会教我怎么写诗”,他的读者往往都是专业的诗歌杂志编辑和作协里面年逾半百的诗坛老将,“不过最近也(和编辑)没有什么交流了”。

不从今年最满意的诗歌,是今年一月份创作的,“一堆垮掉的锈铁,在草丛长出新芽……努力想要支起旷日已久的废铁”。他的作品往往靠当下的灵感完成,需要强烈的情感驱动力,如果没有新作,他就只能拿自己原来写下的作品投稿。

 4 

在一些朋友眼里,寒生是一个性格有些古怪的人。他热衷讨论诗歌问题,但常常说着说着语气就激动起来,他和别人聊天时思路总倾向于散逸,喜欢说好多个“但是”、“因为”,会说一堆听起来“永远等不到句号”的话,而且爱用抽象、概括性词汇,让人听了摸不着头脑。

寒生是陕西人,他的普通话里还存有一点陕西味,显得古直而俊逸。他似乎有着天生的对文学和事物的敏锐,三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读唐诗,八岁就开始接触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喜欢《论语》和《韩非子》。古诗中常有现实主义的痛苦,他的内心也时常感到复杂的苦涩,充满了对别人命运曲折、颠覆的同情。儒家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他的人格,在他后来的成长过程中,那种儒家式的君子人格、兼济天下的情怀追求一直牢牢印刻在他心里。

加入诗社,原本是一件让寒生充满期待的事,他没有想到最后他会带着愤怒和失望离开。一开始,他以为能够遇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诗友,可是加入之后他发现“有一半的人是在附庸风雅,有一半的人是在售卖他们的情绪,真正热爱诗歌的人几乎没有。”即便如此,他还是留下来做了副社长,他一心想要让诗歌文化在校园里推广开来,一有机会就去和其他社团交流,寻求合作,然而直到现在诗社公众号的阅读量也只有可怜的几十个。

寒生离开的原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出于内心的狭窄”。他不认同社员对于诗歌的理解,在他看来,对于其他事情他可以商量,但是对于诗歌,就像他自己血肉的延伸一样,不容玷污,不容置疑。他很清楚自己个性尖锐,总是无法和别人达成一致,但他不愿妥协。

寒生曾经学杜牧焚诗,他把高中以前的作品全都烧了,甚至对以前的生活闭口不谈,他有一个庞杂、宏大的内心世界。“我每走一步,都充斥着强烈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这是对自我的对外在的激烈的斗争,每一步都存在着强烈的批判”。

和载先、不从不同的是,寒生心中有着静水深流一般的信念和坚持。他不在乎其他人是否认同他的理想,甚至表现出对他人极大的宽容,“不是每个人都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他乐于看到多元的世界,只要它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有两本新华字典,其中一本一定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重复的”。对于他来说,最能让他感觉到坦然而骄傲的东西是用一颗赤诚、纯净的心,触摸这个世界,记录这个世界中发生的所有独一无二的真实。

他笃信儒家哲学,尽管这种看世界的眼光经常让他感到矛盾、自卑、孤独。写诗让他的心平静下来,整理内心激动杂乱的诉求,学会接纳这个他觉得有众多“不应该”的世界。

 

载先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他的文学理想,他曾经在高中文学社成立了广东省文学创作基地文学交流班,组织了一系列的讲座、征文活动。“那时候我提出一个口号‘复兴文学社’,就是希望用各种文学体裁发掘生活中的美,用诗歌去抵达某种东西”。

在高考以后,他还自费出版了两百本自选诗集,每本定价十元将它们放到朋友圈上卖,本来只是一个尝试,没想到靠着亲友的捧场,诗集五天就全部卖完了。而如今,和好友渐渐生疏,文学信仰触到了现实之礁,落幕和退潮的伤感萦绕着他,“这也许是我不想写诗的其中一个原因”。

他感受到了内心一条细微的裂缝。在一节诗歌课上,他读到奥登的一首诗《美术馆》,觉得它充满了对灾难视而不见者的嘲讽和对苦难的同情。但是老师的解读让他有些惊诧,“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往往是不可能的。你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跟他们提起,他们可能就会视而不见甚至敷衍过去”。他的心感到一丝动摇。

载先有时还会写写诗,从小到大,他身边的人经常称呼他为“诗人”,他仍然认为,“诗人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他有时候觉得,诗歌就像迷人的毒药,只能饮鸩止渴,但他还是会不由自主扑向诗歌那边。

不从曾写过一篇散文叫《艺术家的担当》,他推崇梵高作为艺术家人格:“天才的艺术家不属于人世间。其实意味着那些旷世奇才,在现实中,很难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在和旧有秩序对抗、和时代在博弈,为了心中的理想,他们……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一路狂奔。”他说他和梵高的相似之处就是知己都少,但已经习惯了,所以没什么。

他还想要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因为作协里只有他“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他人都已经有自己的著作了”。他的作品数量早就可以满足出版需求,但如果要出版,“不仅你自己写得足够多,还得有人帮你推荐”,现在他还找不到可供出版的出版社。

寒生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显得非常实际,他学习土木工程,希望从事更有实际效用的工作。他认为“儒家讲究的是经世致用,诗歌不够直接”。

他逐渐能够借助诗歌的力量将内心积压的愤懑排解掉,闲暇时候,他喜欢听古典乐、摇滚乐,他感到这些东西像诗歌一样,能够在痛苦、怀疑的时候给予自己无穷的力量。

“我们应该在孤独的池沼当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找到对美好的向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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