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024602期】
寻访“英特纳雄耐尔”
熟悉的“国际歌”曲调，一路伴随我成长，如今它已伴我大半生了。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的山村里，有好几位城里下放的老师，他们边教书边劳动。这些老师不太会讲我们的本地方言，交流不是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居然能教我们村民、学生学唱“国际歌”。正如列宁评价的那样，他们是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进而教育文化，传播思想。那时候，我们乡下条件差，没有歌本，老师用毛笔将“国际歌”写在大白纸上，然后贴在高高的祠堂（大队部、学校同设一个地方）墙上，用长长的竹竿做教鞭，教学生、村民学唱，老师教的卖力，学员学的认真，虽然一遍一遍教、一遍一遍学，但不知“特耐雄耐尔”为何意，只知道“一定要实现”。农民、学生、普通话、本地话、和绕口的洋腔调，混杂在一起，场面独特、气氛活跃，非常热闹。
到了中学，语文课文“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讲话”，“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后来上了大学，走出了闭塞的山村，再以后参加工作，凡遇重要场合都集体高唱“国际歌”，对列宁的话，“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也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其实我们石油人，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一群石油寻梦人。“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也就是找到“组织了”，或者说找到单位，和“同志和朋友”一起上班工作了。
“国际歌”影响之大，除了时代背景外，首先应归功于欧仁鲍狄埃词作的精神内涵，富有时代特征，其次归功于传播者的宣传力度，还应归功于译者“信达雅”的文化功底。我们广为传唱的中文版“国际歌”，是革命先驱瞿秋白从俄文版转译过来的。脍炙人口的“英特纳雄耐尔”，还没来得及实现，瞿秋白就被国民党党逮捕了。他慷慨就义时，高唱“国际歌”、呼喊革命口号，悲壮凛然，时年仅36岁。
2013年2月，假借巴黎之行，特意寻找“英特纳雄耐尔”的足迹，参观周恩来驻地、寻找雅各宾俱乐部、参观巴黎公社墙、拜谒“熟悉曲调”作者的安息之地——拉雪兹公墓欧仁鲍狄埃墓。同时还参观了雨果博物馆。雨果，是一位拥有很强“英特纳雄耐尔”精神的大文豪。他关注国际风云变换，他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家具和中国古董，他爱憎分明，他谴责八国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并撰写声讨檄文——“致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
拉雪兹公墓很大。第一次到拉雪兹的时候，没有找到欧仁鲍狄埃的墓地。总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学唱、传唱“国际歌”的声中成长的，对“国际歌”有着特别的感情。回驻地后，查阅了一些资料，第二次直奔主题，遂了一个心愿。
“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在拉雪兹公墓的95区，规模不大，和周边其它墓葬相比，似乎还有些寒碜，在树枝掩隐下，不仔细寻找，确实不容易发现。墓碑很特别，形状如一本打开的书。书页的左边刻着鲍狄埃的生卒年份（1816－1887），右边是国际歌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巴黎公社社员墙，位于是拉雪兹公墓东北角，它是一段灰色砖墙，墙上挂有一块牌子，赫然写着“AUX MORTS DE LA COMMUNE,21-28 MAI 1871(公社墙)”。周围的青苔和藤蔓爬上墙面，尘封了百余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场面。
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的2个月中，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由于评价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倾向于资本主义或中立者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对他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
巴黎公社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武装暴力直接夺取城市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
欧仁-鲍狄埃是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英特纳雄耐尔”精神，深深地鼓舞着世界各国人民，前仆后继寻求“革命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以求改造中国，纷纷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年末，周恩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开上海，历时一个半月，行程上万里,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到达法国后，周恩来先是住在巴黎郊外，后来搬到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路（Rue GODEFROY）15号（原来的门牌是17号）的小旅馆居住。2001年，两个中国人——张原惠和李建乐，出资买下了这座旅馆，并取名海王星（HOTEL NEPTUNE），并对外营业。
当我们到海王星旅馆，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是来住店，只是想瞻仰一下总理的故居，工作人员告知房间清洗，不方便参观。我们来一趟不容易，极力争取看一看，多了解一些总理当年在这里的情况。当她们得知，我和张原惠会长在加蓬一起工作过，彼此是老相识。房东李太太，听了很是高兴，边向我们热情介绍旅馆现状及总理当年的生活情况，边带领我们参观总理当年的居室。她说：“普通中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的人很多，但之前知道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巴黎学习和工作过地方的人就不多了，现在总算弥补了这一憾事了。”李太太他们计划把这里建成巴黎的“中国人之家”，让所有住过这里的人都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的革命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参观完楼内房间，李太太神采飞扬地指着接待厅的两把沙发椅说，当年总理放松的时候，最喜欢坐在靠窗前的那把椅子，喝咖啡、看报纸。李太太还饶有兴趣地请我们坐在那里，学着总理经典翘二郎腿的样子，照照相。接着她披上外套，接受我们的要求，到门外挂有周恩来铜像的墙前，与我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镶嵌在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在此居住”。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10月中法建交15周年之际，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法国政府对历史文化保护非常重视，本着修旧如旧的思想，在不破坏外观式样的情况下，允许内部改造、装修。因此，当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小旅馆，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外观与当年没有什么变化。
富有远见的张原惠、李建乐两位实力派人士，买下这里并对其进行改造。目前，共设有26间客房，被法国有关部门评定为2星级宾馆，住宿价格每晚60到70多欧元之间。周恩来住过的房间位于旅馆一楼的1号房，面积大约10平方米左右，虽然经过多次改造装修，据说房间格局没有变，只是在原来的房间里增加了独立的卫生间。李太太说，当年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在这里工作晚了，就在这间屋子里打地铺。而他们之所以把居住的房间选在临街的一楼，是为了在警察临检时及时跳窗逃跑。
如今，常有中国人上门来参观，之前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等，特意来这里住上几天，总理当年住的那间，特别紧俏，大家都想沾沾伟人的喜气。
据资料介绍，到1920年底，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多达1600多人。他们思想活跃，报国图强心切。在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的努力下，于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冬，参加“少共”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旅欧支部就设在周恩来住得这家旅馆的客房里。所以，周恩来的房间，除了居住休息，还成了办刊物和进行党团组织活动的中心。有时来人多了，实在容纳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
巴黎的咖啡馆特别多，当年周恩来在巴黎的时候也非常喜欢咖啡。但是，旅欧支部经常在哪家咖啡馆活动，实在不可考了。不过，笔者在圣日耳曼大街花神咖啡馆墙面的铭牌中，无意中看到托洛茨基（TROTSKY）与周恩来的名字赫然在立。后来阅读华人学者叶星球所著的《法国华人三百年》，其中讲到花神咖啡馆时候，记录了周恩来与该店店员的友谊。当年有一段时间，周恩来手头拮据，常受帕斯卡尔的接济。后来，周恩来回国闹革命，当了共和国总理，也没有忘记那段友情，曾多次寄去中国的茶叶和香烟给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每每收到来自中国总理的礼物，总是兴奋地与同伴一起分享。周恩来与帕斯卡尔的跨国友情，被传为佳话，也体现了“英特纳雄耐尔”的一种现实精神。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饥寒交迫的人们”，被“英特纳雄耐尔”精神所唤醒，纷纷起来闹革命了。随着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沐浴“英特纳雄耐尔”精神的旅欧支部领导、成员及学界才俊，各路精英，先后回国投身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对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陆黄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油气储量评估师，SPE会员，中国地质大学兼职教授。1983年7月，毕业武汉地质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后又在测井专业、地质构造专业深造，先后取得测井硕士学位和构造地质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石油勘探开发工作、储量评估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解决本专业工作中的技术问题有较强的能力，对石油测井的地质应用、工程应用有较深入研究。在非洲加蓬担任石油勘探项目经理长达5年。业余时间，喜欢旅游，交友、写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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