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淑琴： 追忆父亲

【总第0711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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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

作者：冯淑琴

2019年1月7日，是父亲去世二十二周年的日子。如果今天父亲健在，应该是整整八十一岁了。父亲去世时年仅58岁，以现在的生活标准来讲，父亲可谓英年早逝。每每想起父亲短暂而生不逢时的一生，内心不免酸楚难过。

父亲聪明想法多，注定他一生不会安于现状。他出生在山东德州的一户地主家庭，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家也就变成了一贫如洗的贫民家庭。爷爷奶奶都是地主出身，有文化，因此爷爷奶奶便让父亲从小接受了当时当地的正规教育，所以父亲也有文化。再加上父亲天生悟性高，因此，他的脑子总有很多入时甚至是超脱那个时代的想法。山东自古地少人多，靠田地生活的百姓生活自然拮据。父亲少年时，正赶上全国移民大潮——闯关东。那时的东北在全国人民的心里就是天堂，那里有丰富的矿藏，无际的森林，肥沃的黑土地，吃不完的粮食……父亲不满于现状，于是在他十五岁的年纪便萌生了闯关东改变命运的想法并付诸行动。那时闯关东不是人人可以闯的，国家是计划移民。那些如父亲一样计划外的移民被抓到是要被遣返的，父亲也有过被遣返的经历。

父亲曾多次向家人讲述他闯关东的经历，每每讲到那段经历，父亲都泣不成声，我们也听得泣不成声，那凄惨的经历简直难以言状。我那时由于年幼，再加上时隔多年，我已经对父亲闯关东的那段经历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此现在再描述起来父亲的那段经历，可能不会让读者的你感到那么悲催和感人了。听父亲讲，他闯关东起初还坐过火车，但被遣返后，他不甘心放弃，于是决定步行去东北。他白天沿着铁路线走，经山海关，走过残垣断壁的秦长城，到辽宁境内的一个夜晚，他睡在桥下的涵洞内，遇到过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嚎叫的狼群……夜晚，经常是天当被，地当床。十五岁的父亲，一路就像野人和乞丐一样，饥饿时就从庄稼地里弄些五谷杂粮生着吃，路过有人家的村庄就乞讨果腹，一路历尽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饥饿，劳累，恐惧曾让父亲无数次几近崩溃和绝望，尽管如此，父亲最后还是在信念的支撑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边陲省份黑龙江，并最终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落脚。

双鸭山市是煤城，父亲便在煤矿找了一份干杂货的工作。父亲脑子灵，有文化，能说会道说话有逻辑，干活麻利有条理，又写了一手很好的软笔、硬笔书法，很快得到煤矿的一个领导的赏识。因父亲当时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那个领导觉得父亲这样混下去太可惜，于是他收留了父亲并做他儿子的伴读，请老师对这两个人进行学习辅导，在这位贵人的帮助下，一年后父亲得以顺利考入哈工大，成为当时凤毛麟角的重本生。这段大学经历，是父亲一生最愉快并最引以为傲的经历。

父亲是1956年考入大学的，与两位姑姑比，父亲是幸运的。因为1957年8月，全国社教开始了，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成分论，把全国人民分成红黑两类。红的一类就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和后来文革中造反有理的红卫兵；黑的一类就是地主、富农、以及文革中被划分出的右派等。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搞成分论的年代父亲家的地主成分自然不会被落下。父亲、姑姑、叔叔自然就成了地主崽子，成了人人喊打的黑五类。两位姑姑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记得2016年8月，我去黑龙江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班主任带着师母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在席间与师母交流时，突然得知师母与我同出生一地。师母问我父亲的名字，我告诉了她，她吃惊地说：“你父亲是大学生，你们家族的人都很聪明。你的小姑是我的同班同学。你的两个姑姑都很优秀。当时初中考高中时，你的两个姑姑都是以当地最好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只可惜，你们家是地主，你的两个姑姑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听了师母的话，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年代，能剥夺一个优秀的人上学的权利？！那时的两位姑姑的内心该是何等的无奈与痛苦？！师母的一番话，也让我想起了父亲那年对我说的一番话。那是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逝世的那一天的中午，在吃午饭时，父亲突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考大学了。”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禽着泪水。当时我因为年纪小，不懂父亲这番话的含义，后来大了，再加上父亲和身边的人讲述两位姑姑的遭遇，终于明白父亲这番话的含义，也明白父亲眼中的泪水缘何而来了。

后来父亲的话得到了证实。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家摘掉了“地主”这顶沉重的帽子，我们这些“地主崽子”终于可以和“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一样可以考大学了。为此，我后来还十分钦佩父亲对时局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

父亲本以为考入大学，人生便入坦途，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更大的灾难——三年灾害很快又接踵而至了。这场灾害，让父亲彻底丧失了上完大学的机会。

1958年大跃进，全国刮起了“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还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以钢为纲”等口号，百姓把家中的铁具扔入熔炉，家里不生炉灶，都到食堂去吃饭，提前步入共产主义……全国上下的人民忙于搞运动，结果荒废了农业生产。土地荒芜了，食堂的粮食很快告急了，于是爆发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灾害。山东人口稠密，成了此次灾害的重灾区，父亲的老家则是重中之重。父亲当时在黑龙江上大学，山东老家还有父母、兄弟姐妹共6人。因为饥饿，爷爷于59年下半年给父亲写信求救，父亲于是请假回老家先把病弱的奶奶，年幼的小叔和小姑接出来带到了黑龙江，并安置到双鸭山市。到59年底，爷爷再次写信向父亲求救，父亲又火速赶回老家。待父亲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父亲简直崩溃了：爷爷，大姑和二姑三人趴在地上，父亲推开门的刹那，他们三人吃力地半睁开眼，像爬虫一样挣扎着向前微微蠕动了一下，便再也没力气挣扎了。这一刻，父亲又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次不得已的抉择：放弃学业，拯救家人！就这样，父亲的大学梦被现实击得粉碎。从那一刻起，父亲用他那年仅二十一岁的还不够坚挺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六口人的责任。后来父亲给我们讲他那段辍学经历的时候，我曾问父亲：“爸，您当年为家人放弃美好的前程，难道您不后悔？”父亲则斩钉截铁地说：“用我一个人的前程换取6个亲人的性命，我一点也不后悔。”后来听父亲讲，那次饥荒，他的老家饿死了好多人，其中包括父亲的叔叔，婶子好几个亲人。易中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财产不能公有化，权利不能私有化。”如果财产和权利走向不该走的极端，必酿成灾祸！这一点，历史已经给予最有力的证明。

父亲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双鸭山市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父亲因为上过大学，在老师的举荐下在双鸭山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那时，城乡差距明显，农转非比登天还难。一家七口靠父亲一个人每月供应的粮食怎能够吃？别说是捉襟见肘了，简直是食不果腹。没办法，父亲又联系他的大学同学中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那位同学的姐夫在佳木斯市下属县的一个村庄当村支书，在这位同学的引荐下，父亲又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这个村庄，从此告别饥荒，彻底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父亲也从此，成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

前面说过，父亲因为想法多，所以他不会安于现状的。来到农村，父亲不甘心靠地里刨食过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于是他又自学建筑设计和建筑预算。后来父亲向村支书自荐，拉出一支建筑队伍出去揽活搞建筑，村支书相信父亲的能力，想也没想便同意了父亲的意见，父亲的建筑生涯便从此开始了，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间，父亲带领的那只队伍在佳木斯地区建了很多居民楼，厂房，烟囱。父亲虽是农民身份，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没见过父亲干过几次农活。因为父亲有文化，所以文革期间，村支书对父亲极力保护，父亲并没有因为地主成分吃过被批斗的苦头。倒是依稀记得爷爷在文革期间，常常被戴上大高帽，胸前挂上个大牌子，游街示众，挨批挨斗。

改革开放两年后，父亲就脱离了村集体，下海单干经商了。干建筑时，父亲结识了一些木材商，对木材生意有所了解。因此，下海后所做的第一个生意便是承包下来某林业局的一个木器厂。一边加工木材，一边向山东、河北等地倒卖原木，生意在几年内就做得很红火。在1984年的时候，全国要是说谁是万元户，那简直是让人羡慕的不得了。那时的我们家在父亲的努力下，家里安装了电话，那时安装一部电话据说要一万多元。家里还拥有两辆卡车和一辆北京212吉普。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两辆卡车的牌子：一辆是凌河牌卡车，另一辆是解放牌卡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像样的个体私营经济凤毛麟角的当时当地，父亲无异于一只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前生意没火的时候门可罗雀，生意好了之后简直是门庭若市，好不热闹！只要是能和父亲的企业搭上边或搭不上边的的职能部门，如林政，消防，环保，安检甚至是公检法等部门，每天都排着队地来厂子光顾，美其名曰例行检查，实则是来吃拿卡要。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的有些领导，分摊下来的买国库券的任务，也来找父亲出资替他们购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个体经营者苦不堪言。东北的个体私营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官僚体制的层层盘剥的夹缝中由生龙活虎逐步变得举步维艰甚至是苟延残喘了。都说投资不过山海关，这句话是多少在东北经营过的个体经营者用血的教训得出精辟的结论啊！

如果说当时东北政府职能部门的吃拿卡要是压在私营企业头上的一座大山，那么，诚信危机带来的三角拖欠就是企业经营者给自己套上的另一道枷锁。木材生意后来做不下去了，父亲又改做了煤炭生意。父亲在某煤矿有一个当一把手的故交，他赏识父亲的能力，也信任父亲的为人。他得知父亲木材生意不好做后，劝父亲做煤炭生意。他对父亲说：“煤你可以随便拉，煤卖出去要回钱后再还我本金”。这无异于无本生意，父亲欣然答应。父亲联系了一些用煤大户的企业，煤是卖出去了，可是要钱却成了头痛的问题。因为此，父亲的后半生多次拿起法律的武器，走上漫长的艰难的讨债维权之路。就在父亲去世多年后的今天，父亲经营所得的钱款也还有好多没有讨要回来。“民无信不立。”中国的许多企业之所以没有长足发展的后劲或中途夭折，不单单是体制造成的，还有诚信的问题。诚信危机，导致企业相互拖欠，就如同多米多骨牌效应，一个企业资金链断裂，难以维系，其他的企业能很好地存活吗？

父亲善于经商，也重视对我的教育。我是父母结婚多年后才有的第一个孩子，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而立之年了，所以父亲自然把期望首先寄托在我身上。父亲注重对我的素质培养。记得在我上小学之前两年，父亲有一天晚上带我去看文艺队排练，我就在一旁模仿。父亲看我模仿的有模有样，便求文艺队的领导给我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那人答应了。从此至小学毕业，我便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舞台表演生涯。小学时，还经常代表学校去外地巡演。我上小学时，我们那儿下乡知青很多，他们中不乏文艺骨干，所以我们学校在我上小学时就办有舞蹈班，乐器班，少儿艺术体操班，武术队。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报了前三个艺术班。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便起来到学校的指定地点练压腿、劈叉、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在平地或沙坑的简易的平衡木上练习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上午学习文化课，下午去排练舞蹈和练习拉二胡。我至今依然有较好的身材和较扎实的舞蹈功底，完全得益于父亲对我接受素质教育的支持。

父亲对我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我理想的灌输和学校的选择上。与我同龄的你们，在头脑中不知何时才有考大学的念头？我是在懵懂的孩童时，父亲就灌输给了我这一理念，这也是我之所以后来上学后，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的动力源泉。我小学刚毕业那年，父亲带我回老家，路过天津，父亲带我去南开大学的校门逛了一圈，还带我去看他留学过法国和日本的表哥和表姐，说是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知识分子。古有“孟母三迁”的故事，父亲在培养我方面，又何尝不是用心良苦呢？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都有择校的做法。其实我从上初中时起，父亲就一直在为我择校了。记得我小学刚毕业那年，父亲听说老家山东教学质量高，就把我送到了老家读初一。可是没读下一学期，我便逃回来了。原因很简单：一是老家有早晚自习，白天的文化课也排的满满当当。对于习惯于东北松散教育的我，无异于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一句话——难受！二是语言不通。老家的老师上课不讲普通话，这对于听惯了普通话的我，课堂上无异于鸭子听雷。本来伶俐的我，也就变成了老家老师眼中的差生。回来后父亲找老师给我补课，之后又把我转到了附近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初中。我考上了重点高中后，父亲还去到学校看我，了解我的学习情况。高二分科不久，我由于身体原因休学了，后来也因身体原因改学了文科，因此也就与父亲期望中的理想大学失之交臂了。人生会遇到许多的不可预知和无奈，父亲也同样经历过，所以父亲对我的高考失利并没有责怪，反而是给予了高度的理解和尊重。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在青春年少时就果敢地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前程，用瘦弱的肩膀背负起一家人责任的父亲；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能洞察世事，何时何地都能发现机会并能抓住机会的睿智的父亲；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初期就有勇气在商海浴血搏杀但当时当地的体制和经济环境并没有给予很好应和的生不逢时的的父亲。父亲的经历让我明白：个人的命运是挣脱不了时代的束缚的。一个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赶上一个好时代，一个人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了一个糟糕的时代。与父辈相比，今天的我们又是何等的幸运？！

时到今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想念父亲。他虽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但他始终是我眼中极不普通的父亲。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再有无奈和遗憾，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淑芹，生于黑龙江，喝松花江水长大，求学于黑龙江，毕业后相继从事理论宣传，党校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及义务教育教师工作，现居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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