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川渝交界处的大洪湖畔。回到老屋,看着挂在土墙上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顺着时光回溯,这盏灯成为我记忆的起点。
1978年,我6岁。当时,父亲是村干部,总是早出晚归。看到父亲的时候,大多是夜里他提着马灯出现在院坝,那一刻,我感到特别安稳。
半夜醒来,常常看到父亲的背影,他哗哗地打着算盘,马灯的光划破浓黑的夜,温暖地照着我们再次进入梦乡。
马灯以煤油或桐油作灯油,再配上一根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以防止风将灯吹灭。有时,父亲会打着火把回来,那一定是马灯里的油燃尽了。
雨夜里,父亲披着蓑衣,戴着斗篷,提着马灯,极像电影里的游侠。再大的风雨都不会熄灭,加之它是父亲外出的标配,马灯于我而言是很神秘的,是谁发明的它呢?我总有一种冲动——我总想看看它的构造,但父亲一回家就将其束之高阁,不许孩子们碰它。
空闲时,父亲先用抹布擦拭马灯上的尘埃,随后便拉起灯顶上的拉环,取出雾雾蒙蒙的玻璃灯罩,从内到外仔细擦拭。然后找来一条纱带,取下灯罩内的芯柱,将纱带嵌入槽内,拨出灯芯,装入罩内,重新添上煤油。
实行包产到户前,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不分白天黑夜地丈量田土,我很乐意地成父亲的帮手,在田地里为他记账时提灯照亮。玻璃罩子容易摔碎,每次提着马灯我都小心翼翼,如果摔跤我会用身体来护卫它。
土地下户后,各方面条件渐渐好起来,家里用上了手电筒。电池得去10多公里的镇上买,翻山越岭走路、乘船,再走路,一个来回得耗上大半天。
晚上做家庭作业时,我们依然靠煤油灯,早上洗脸帕抹到鼻孔处便是黑黢黢的。有次,我偷偷拿了手电筒躲在铺盖窝里看小说,父亲猛然揭开铺盖后,瞪着我好一顿训斥。
买收音机前,手电筒是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和马灯一样,它也是父亲的专用物品。
家里有了余粮后,赶场天我常和父亲挑粮食到镇上去卖。尤其是夏天,新鲜的农产品才能卖个好价钱,天还没有亮就得赶路,父亲便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
院子背后是国有林场。有年夏天,林场招募附近的村民将木料搬运到湖边上船,为了避开白天的骄阳,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便人手一个手电筒,吹着习习的凉风行进在蜿蜒的山路上。
到了码头,回望星星般闪亮的的山路,再看看对岸别村闪亮的电灯,父亲一脸羡慕地说:“要是我们村也通电多好啊,有了电通公路也快了!”
其时,从中央到地方推行干部年轻化,父亲已不再任村干部,但遇到大事麻烦事时,村干部们总是向他请教。他带着村干部们进县城见了一个副县长,再去见了一个银行的行长,我们村通电的事情就有了眉目。原来,那位副县长和行长曾在我们村里当过知青,当年是父亲和村干部们推荐他们去城里深造的。
八十年代末,村里通了电,随后水泥路也修到家门口了,山泉被引进了一家一户,村里开起了煤厂、加工厂、养殖场。其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已离开家乡,父亲和母亲大量种植各种时鲜瓜果,将这些农产品卖给了煤厂、加工厂、养殖场。
父亲和母亲的时鲜瓜果都是当天天还没有亮采摘的,新鲜而且价格公道,成了煤厂、加工厂、养殖场的抢手货。这些年,父亲和母亲用的是矿灯,戴在头上劳作,不占用双手。矿灯是煤厂赠送的,他们这样“讨好”父亲和母亲,是不想要让父亲和母亲把时鲜瓜果卖给别人。
今年春节,在我们的劝说下,年仅八旬的父亲和母亲离开家乡,到城里享受天伦之乐。起初,他们觉得有些无聊,在城里还没有待多久就嚷着要回老家去。后来,我们教父亲和母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他们经常与身在其他城市的子女和孙辈们视频聊天。
从此,父亲和母亲的灯就是手机的手电筒。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在小区散步 ,那一束亮光泛着温暖,穿越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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