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
历史上对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贬损，其中最令人诟病的就是用吕惠卿。关于王安石误用吕惠卿，国人已经评说了千余年。我们姑且不论“君子”与“小人”究竟如何区分，单说一下王安石为什么会误用吕惠卿。
古往今来，社会发展中最难的肯定是体制变革。今天尚且如此，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无疑更是阻力重重。变法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遭来利益集团的拼死反抗，不要说没人支持无法变，就是上面有人支持而没有人去执行变法的政令，变法能不能进行下去都是未知数。王安石决心变法，必定要广罗人才，投奔他的人中难免龙蛇混杂。当变法遭遇强大阻力时，为确保变法顺利推进，只要抓得到兔子的鹰，都应该用，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吕惠卿是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的主要干将之一，因其在变法运动中的种种作为而成为一个争议人物。一方面因为参与制定、推行新法，而被时人尊称为“护法善神”。另一方面又由于其攻讦王安石的龌龊行为和借改革以营私的不良行径，而被列入《宋史奸臣传》。青年时代的吕惠卿，无疑是非常有才学的。早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年仅24岁的他已经高中进士了。其后，吕惠卿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欧向仁宗皇帝推荐说：“前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才识明敏，文辞优异，善于汲取前人经验而能反躬自省，可谓端雅之士，应当让其任馆阁之臣，作为国家养育贤才的储备。”后又经欧推荐，吕结识了王安石。王安石在同吕的交往中，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王向神宗皇帝进言，“学先王之道而能真正运用于实践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而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也四处宣称，“我吕惠卿读儒书，只知道仲尼之可尊。读佛经，只知佛之可贵。而至于今天，只知介甫（王安石的字）之可师！”正是由于学术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基本相同，使得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熙宁二年，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进行商议，然后才实行。吕惠卿遂成为变法运动中仅次于王安石的二号人物。
在吕惠卿和王安石交往异常火热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人提醒王安石提防吕惠卿之流。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王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在论语中，颜渊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有“放郑声，远佞人”的话，劝诫人们远离郑国的音乐，疏远小人。因为郑国的音乐淫靡，小人危险）。司马光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阴险狡诈，并不是什么好人。可惜王安石虽然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宋神宗为吕惠卿辩白说：“吕惠卿进对明辩，也好像是很有才学的人啊。”司马光连连摇头道：“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辩聪慧，但却心术不正。”宋神宗听罢无言以对，默不作声。司马光还亲自告诫王安石说：“阿谀谄媚的人，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可是，假如您失去了权势，他必然会反戈一击出卖你。”王安石以为这是旧党人士在蓄意挑拨变法派内部的关系，变法心切，没有在意。
熙宁七年，王安石首次罢相。吕惠卿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但此时吕惠卿野心开始膨胀，他想彻底搞掉王安石，以取代其地位。他采取了两个办法。其一，借郑侠上《流民图》之际，唆使自己的党羽诬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他罗列王安石兄弟的所谓罪行秘密上奏宋神宗；其二，他把王安石给自己的私人信件拿给宋神宗看，内中的“无使齐年（暗指反对变法的参知政事冯京）知”和“无使上知”两句自然引起了宋神宗的极大反感，造成两人君臣知遇裂痕的产生。据说，此后宋神宗才开始对王安石有很大的不快。王安石复相后，认为吕惠卿人才难得，故而对其不计前嫌，照样信任有加。但为权力和野心所腐蚀的吕惠卿，不但排挤王安石亲自任命的官员，还处处排挤王安石本人。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评价吕惠卿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羽翼覆卵的恩德，就像父亲和老师一样。吕惠卿求进之时，则附之若胶。及王安石罢相之日，则化为仇敌，不遗余力辱骂诬陷。猪狗都不屑去做的事而吕惠卿却能去做。”王安石退隐后，每天必书写“福建子”三字数次，以泄心头之恨。因为离间他和皇帝的吕惠卿正是福建人。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王安石回信说，“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表示“不如相忘”。
由此可见，王安石是一心为国，误用小人并非出于私情，且自食了苦果，因此，王安石仍然不失为真君子、伟丈夫。
来源：荆门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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