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反复看了几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缘故,每每思及张震,总不免浮现小四的面庞,那个稚气未脱的纯真少年。直到真正与张震面对面,坐下来谈杨导,犹不自觉地在他脸上搜寻那个昔日少年的踪迹,也许是笑起来的样子,也许是某个一闪而逝的神情,都能成为重要的线索。起初张震在父亲张国柱的游说下,答应接演《牯岭街》,正值青春期的他,对于演戏其实没有太具体的概念。
《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截帧
开拍前,剧组人员做了一份拍摄期表,很大一张,上头注明了每一分场以及各场次参与的演员。他家里头也贴了这么一张拍摄期表,看着那份期表,只觉得好玩,密密麻麻的,写上所有演员的名字,还做了各式各样的符号以供识别。《牯岭街》约莫一百五十场戏,光是他的戏份,便高达上百场,逃都逃不掉。
《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截帧
张震描述,当年《牯岭街》重新配音的时候,因杨导对于声音表演要求甚高,他们在配音间足足琢磨了数个月,配音间里头黑蒙蒙的,若又碰上杨导发怒,更是叫人毛骨悚然。听人说,有一回,张震老配不好,杨导怒极了,冲到配音间去,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扬言要找他出去单挑,这时,旁人便跳出来相劝了:“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跟他单挑什么呢?”访问过程中,张震不只一次强调,他真的很怕杨导,所以大多时候都跟在制片余为彦身边;尽管与杨导的互动一直不多,却在他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杨导永远如此挺拔、帅气,且魅力独具。
张震与杨德昌导演在《牯岭街杀人事件片场》
张震说,杨导就是他的典范,他所追求的,就是成为他那个样子。对他而言,杨导始终是个很严厉的老师,非得做到他心目中的百分之百,才肯放你走。通过了《牯岭街》的试炼后,张震真正地走上了演员这条路,并先后参与王家卫、李安、侯孝贤、吴宇森等知名华人导演的作品,俨然是一位发光发热的国际巨星。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引领他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那个用胶卷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他的青春,将他的十四岁永远定格的人。
访问末了,张震笑言,怎么好似一直在讲杨导坏话,然而,对他来说,这些轶闻反而是有趣的,借此得以体现杨导的性格。最后,他不忘强调,“虽然他很凶,但其实他人很好。”
与杨导共处或拍他的戏,会一直不断收到的讯息就是: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代表有一点危险了。这句话时常会在我心里浮现。
张震:他就是我的模范
融入另一个时空
——在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前,你其实还参与过《三角习题》(1980)、《暗夜》(1986)的演出,可以先聊聊那两次的表演经验吗?
张震:小小的年纪,并不懂何谓演戏,对于工作也没有基础的认知,到了拍摄现场,别人怎么说便怎么做。直到参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拍摄,因长达七个月的工作,且又是饰演主要角色,才让我对电影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当初杨导为什么会找上你饰演小四这个吃重的角色?
张震:《牯岭街》本来很早就要开拍了,但那时没有找到男女主角,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女主角杨静怡是在美国长大的,有一年回来过暑假,那时杨导常去东丰街的一间咖啡店,杨静怡跟老板娘相识,杨导去咖啡厅时刚好看到杨静怡,觉得她很适合,便说服她出任小明这个角色。而我和其他年轻演员之所以会加入,是因为余哥、杨导及我父亲彼此认识,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有一回,他们在闲聊时,聊到了我父亲张国柱,思及他刚好有个小孩,差不多是这个年纪,而柯一正导演的儿子柯宇纶也差不多岁数,大伙儿就约了见面。那一次,正是约在该间咖啡店,几个小鬼都到场了,导演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跟导演见面。见面之后,杨导觉得可行,遂展开筹备工作,第二次再见到导演时,就是电影的试装了。
那年我十二岁,本来对这工作和角色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任何兴趣,而且刚升国中,学校课业压力较大,那段时期成绩突然掉了一些,希望能够加紧赶上,对于要参与电影演出其实还蛮排斥的,但我父亲说,拍个电影,一两个月就拍完了,而且第一次试镜就获得这么重要的角色,不妨去体验一下,最后还是被父亲说服了。
——在片场的时候,你跟杨导的互动如何?
张震:我跟杨导的互动一直都不是很多,他留在我心底的,比较像是一种印象。其实我很怕他,因为他个子很高,当初拍戏时脾气很不好,为了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常会骂演员。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本省帮去弹子房找外省帮的人,打算杀人,后来,我和王柏森跑进弹子房,一进去便看到死人,导演一开始就要先拍那个镜头。那天吃完饭,尚未开拍,导演便把我找去,狠狠骂了一顿,我压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接着就被丢到那个用老房子搭建起来的弹子房,在黑暗中面壁思过半小时。
待我一出来,摄影机马上开拍,原来导演只是为了要有那个效果。在片场,除了导演教我之外,很多时候,我都是跟着余哥,他是我师傅,很多东西都是跟他学,主要是由其言行举止当中,找出一些贴近那个时代的味道和感觉。再说,毕竟制片必须负责打理众人之生活,吃喝玩乐样样得找他。在我的感觉里,杨导很高、很帅,模样斯文,相较下,余哥就痞一些,所以他较常扮黑脸。他们俩常会互换角色,多半时候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
——这部片开拍前,做了长达近一年的演员训练,你还记得当时都做些什么练习吗?
张震:《牯岭街》从定装到开拍,期间又间隔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头,导演帮我们安排了一些表演课,由王琄和蒋薇华担任表演老师。印象中,我上了五十多堂课,约莫一百个小时,包含个人及群体的课程。表演训练多是一些基础练习,表演老师会设定一些情境,如想象你是一棵大树,或是做一些游戏,借此认识你的身体和情绪,以及如何运用方法将情绪带动起来。
——《牯岭街》想呈现的不单单是小四杀人这起事件,而是去回溯在那样的大时代底下,为何会被逼迫出这样的杀人动机。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你,如何将自己置入那个时空背景?在拍片现场,你所感受到的气氛又是什么?
张震:导演拍戏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他那时在台湾艺术学院教书,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去带动整个摄制组和演员的气氛,例如:当时的演员群,有一批比较有表演经验,如杨顺清、王维明、王柏森等人,他们也是杨导的学生,同时在现场担任助理工作;而我们这一批演员年纪比较小,都才十三四岁,也没有什么演出经验,导演并不会特别跟我们说什么,而是请这些有演出经验的演员指导我们。此外,也会找一些上一辈的同行外省朋友,如徐明、余哥,给我们上课,教我们黑话怎么讲,讲述他们儿时玩在一块的氛围、谈论的话题,透过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较快了解那个时代,融入那样的气氛。
——拍这部片时,你才十三、十四岁,对于片中涉及的时代背景、人情义理乃至男女情爱也许都还处于启蒙阶段,不见得能够尽然理解角色的台词,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设法去创造比较有说服力的表演?
张震:导演非常注重剧本,台词一个字都不许更动,即便是逗号、顿号、问号和句号等句读亦然。对他而言,每一个字皆有其意义,你一定要理解他写这一句话的用意,才会晓得如何讲这句话,也才能真正掌握他对角色的设定。以讲脏话为例,“操你妈的×”在《牯岭街》这部戏里随处可闻,然而,我们那个年纪的小孩谁会讲“操你妈的×”?但这在他们那个时代确实是常见的语言。
此外,前辈们会反复陈述黑话的用法,譬如:“挡琅”意谓着叫对方把钱拿来;“叶子”意指西装;坐出租车则是“撇则轮”。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坐在下面,听那些老屁股谈天,光听一次不会记得,一旦大伙儿轮流讲,听多了,慢慢就会明白,且比较能够想象当时的情境。若遇到导演想要呈现的氛围并非是我们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他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作为引导,设法带出他要的情绪。至于很难理解的台词,就是把它讲出来,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对于我们这些小演员,导演要求的,倒不是那么仰赖语言去传达思想,反而是透过一种氛围去传达他所设定的对白。
那一刻,我分不清是真是假
——当年你又是怎么理解小四这个角色?你曾说,小时候你挺多话的,拍完《牯岭街》之后就不大讲话了,小四的人格特质有影响你吗?
张震:我自认本来是蛮活泼的,拍摄期间也是,跟剧组人员的互动也挺融洽。然而,小四这个角色比较压抑,拍完之后,可能是习惯了一个人物的节奏,久而久之,便自然变成他那个样子。那是不自觉的,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小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个性。
除此,我觉得小四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这也是我拍这部戏所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那个年纪的小孩,每天就是去学校上课,等着老师交代功课,跟同学聊天,也多半是聊些很没有营养的话题,基本上对很多事情并没有想法。然而,拍戏却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很多人超越了你的年龄,想法上比较成熟开阔。每次拍完戏回到学校,总会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衔接不太起来;而当你突然离开了原先习惯的节奏,告别学校生活两三周,再回来时,别人看你的眼光似乎也不太一样了。
——在演出的过程中,何时让你觉得你就是小四了?
张震:在《牯岭街》片中,小四杀小明那一场戏令我非常难忘。当时,小四跪在小明身旁痛哭,紧接着,就被带到警察局去。演出时,我处于相当忘我的状态,因为太过沉浸其中而分不清是真是假。当然我知道杨静怡并没有死,且那把刀是假的,然而,在拍摄当下,我真的觉得她死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并非出于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而是我真的随着这个人物去过他的生活,被他牵着走,融入到他的情感里。我头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事情会分不清是真实或虚假,演出的当下,我确实觉得它是非常真实的,那份感受让我深受感动。而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我会去演戏的原因。
——在拍这场戏的时候,你有事先做了什么准备,借以酝酿情绪吗?
张震:当时的我根本不懂这部电影在讲什么,也无法理解小四为何要杀小明,也许他只是一时激动便动手了。我倒觉得比较难的不是这场戏,反而是在杀人之前—小四站在门边,心里有几分忐忑,这时,刀子又突然从裤管掉下来。难的地方在于,必须设法让刀掉下去,同时又要顾及表演。要诠释他在那边等待的心情是很困难的,哪怕现在叫我去演,也未必可以达到那时候的感觉。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哪几场戏对你来说特别难掌握?
张震:事实上,我觉得整部戏都很难。为何后来可以拍得很顺畅?主因在于,多半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多是跟柯宇纶、王启赞等人一起的群戏,一方面人多胆大,另一方面,比较能够自然地创造出一种氛围。看《艋舺》(2010)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姑且不论演员表演得如何,导演起码把那个氛围带动起来了,如此便能说服观众,跟着一起进入剧中所设定的情境。
钮承泽《艋舺》 (2010)
尽管《牯岭街》片中人物庞杂,但看完剧本后,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很清楚,打从片子一开始,小四和小猫王偷偷去了片厂,随后溜回学校,又碰到打架的事情,班上哪些人与自己交好,哪些人是不同挂的,一切都心知肚明。前期上表演课时,某些课是大家一起上的,也许他们事先跟导演商讨过了,所以一开始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已经照着剧本来了,有人会刻意将彼此的界线划分出来,以致一旦双方碰上,我们自然会往一旁闪。我觉得这就是导演运用方法,让演员在真实的环境里去培养戏中的感觉。
——你的父亲张国柱本身亦是资深演员,在《牯岭街》一片中出演小四的父亲,跟自己的父亲对戏,感受如何?他会让你比较安定吗?
张震:我几乎每天都待在现场,其实跟整个剧组都很熟,形同家人一般,反而是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我父亲,因为他只有几场戏,并不像我长时间待在片场。跟他对戏,其实并没有想太多,就做该做的事情;不过他的存在确实会让我比较安心,从我答应接演这出戏到完成拍摄,父亲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也会教我一些基础的表演方法。如今回想起来,拍杨导的戏,他自己应该压力也很大吧(笑)。
每一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
——这部片虽是同步录音,但事后你仍被叫到录音室重新配音,是只有部分桥段吗?据说配音时吃足了苦头?
张震:我重配了蛮多的,记得光是配音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初配音时较少看画面对嘴,多是一直反复听现场录下的原音,抓住说话的节奏后,再重新导入情绪,依着同样的节奏将话复述一遍。比较大的问题在于,我那时正值变声期,所以很多都得重配。导演对于配音要求相当严格,尤其是在情绪的掌握上,幸而配音时每一场戏都还算记忆犹新,仍留有余温,透过想象,可以很快回到当下的时空。
相较之下,为杨静怡配音的人就比较辛苦。因为杨静怡是ABC,口音很重,所以后来是找曾演出《鲁冰花》(1989)的李淑祯重新配音,由于我大多是跟杨静怡对戏,所以几乎每天都得在录音间跟他们一起配音。李淑祯没有参与演出,纯粹负责配音,声音表情要做得很好并不容易。
——当年,你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的感受如何?能够理解影片所要传达的意涵吗?看片时会特别留意哪些部分?
张震:第一次看到是试片时,片长四小时,因为先前配音时便看过无数次了,已经麻木了,再者,那个年纪其实看不大懂,所以看完并没有留下太大印象。而且看片的时候,我不断出神,回想着这一场拍柯宇纶时我在干吗、那一场戏又是在哪里拍的、那晚后来去吃了什么,净是想这些跟电影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笑)。
我几乎未曾看自己演的戏超过两次,《牯岭街》算是比较多的了,可能有三四次。长大再看,跟小时候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几年前,金马影展曾播映过一次,明显转速有误,放映时频频中断,我们都说是杨导显灵了,因转速不对,惹得他生气了。最近一次,是2011年台北电影节时看了数字修复版,那一次重看才发现,其实每一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不光是自己的台词,别人的台词亦然,几乎都知道下一句对白会是什么。当下猛然惊觉,原来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俨然是刻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很害怕这件事。
事实上,我很不习惯在大银幕上看见自己,重看《牯岭街》时,比较会留意的多半是肢体动作,譬如为什么当初杨导要我把手放在口袋、为什么非得要那样站,如今看来,不免觉得年幼的自己不懂得变通。
除此,还会特别关注我喜欢的几场戏,尤其是在弹子房那一场—某个雨夜,台客帮杀到弹子房来,我注视着他们,一面挥舞着手电筒,胡乱照射,从他们进来后,杀掉嘴子(刘亮佐饰),一直到群起攻之,相互砍杀,整场戏我都蛮喜欢的。我着迷的是导演的处理方式,包括透过手电筒去窥探现场,手电筒代表的正是你的眼睛,在随意的晃动之间,尽管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有声音、有光影,整体营造出的恐惧感较之看得一清二楚要来得大。跟小明告白那一段我也很喜欢,彼时乐队正演奏着,小四冲到小明跟前去,当着她的面大声说:“小明,不要怕,要勇敢一点,有我在你永远不需要害怕,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这场戏拍了很多遍,每一次听到那段音乐都觉犹如魔音穿脑,虽说我老觉得那一场戏我演得不好,但那一场戏确实拍得很好。
场面调度上的功力,是杨导最可展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尤其是看大场的戏时,感觉特别好看。杨导有其独特的生活品味与美学,透过电影这样的媒介,得以将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要求、对人的情感包容在内,看他的戏总觉得特别饱满,兼具视觉与听觉的张力。
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相信接演小四这个角色对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你来说,这算是一个开启自我的重要契机?你觉得认识自我对表演来说是重要的吗?
张震:认识自己其实很重要,认识自己愈多,愈能掌握自己的情绪,比较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把情绪带出来。当你比较有自己的看法之后,看剧本时,也较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剧中人物,且在与人沟通时,才有办法讲述得更清楚。我自己的性格趋于稳定,是要到二十六七岁以后。此前,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深,仍处于寻找的过程,尚未确立下来。包括演戏这件事也是,从《牯岭街》《麻将》《春光乍泄》,一直到退伍后拍了《卧虎藏龙》,仍然觉得演戏并非我的专业,似乎美术方面才是。不过,慢慢地会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才觉得这份工作某方面很吸引我。
——你真正喜欢上表演、从表演当中得到正面的回馈是什么时候?
张震:拍《牯岭街》时,其实就已经喜欢上表演了,但不是说“我很喜欢表演”。举例来说,我很喜欢吃各式蛋糕,跟我突然吃到一种蛋糕,觉得它很好吃,那感觉不大一样。《牯岭街》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突然吃到一种很好吃的蛋糕。真要很喜欢表演,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可能要到《爱神》之后。
拍《爱神》时,难得有机会跟巩俐一起对戏,她让我回到那种很扎实的表演,就像我过去碰到王琄的感受,她们的表演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足以带动全场。巩俐除了用心,技巧也非常纯熟,她的表演是很完美的,令人深感佩服。我希望未来可以做到像她那样,尽管很难,但至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那次跟她合作过后,深受其影响,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够影响别人。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会表演,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表演场域,差别只是在于,作为演员的我们,必须在镜头前表演。
王家卫 /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 史蒂文·索德伯格《爱神》 Eros (2004)
——你有没有想过表演是如何牵动你的生命?如果你当初没有接演《牯岭街》,没有踏上演员这条路……
张震: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表演?不知道耶……没有想过这件事。事实上,我会做这份工作,并非因为表演很有挑战性,纯粹是我很喜欢看电影,也很喜欢拍电影的过程。自《牯岭街》之后,我就喜欢上电影了。一开始,觉得拍电影的过程很有意思,许多来自各处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有各自的功用,一一上紧之后,开始运转,群策群力,便能够将电影拍摄出来,带给观看的人一些感受。慢慢的,到了现在,享受的部分不一样了,目前会以把戏演好作为第一优先,不像过往在片场常会喜欢找人谈天。为什么我一直在做表演?那是因为我尚未达到自己渴望的目标,所以仍在持续努力中。
——当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杨导告别式时,你正在剧组拍戏,却坚持向剧组告假,飞去美国参加,对你来说,非去不可的理由是什么?
张震:若非当年杨导找我参与《牯岭街》演出,此时此刻,我就不会继续做着这份工作了,这出戏对我的人生至关重要。在我的人生里,杨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某个层面来看,他就是我的模范,我所追求的,正是他那个样子。我一直觉得,他除了思路敏捷外,同时也很帅、很不一样、很有魅力,老是戴着眼镜和棒球帽,穿那样的衣服,就像是卡通片里的英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你身边。尽管对他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入,但他的精神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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