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是记者节,我又怀念起我在县上当土记者的日子来。那时侯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早早就指示文书在宾馆定下包间,置办几个扛硬菜,闹上两瓶尘封多年的隋唐美酒,互相敬酒,猜拳行令,酒足饭饱,打出的咯能挂到星星上。
在延安各县,都有个单位叫县委通讯组,干的和正式记者一样的营生,却一辈子也拿不到新闻记者证。俗话说“跟上宣传部,年年犯错误“就泛指这一群体。主要的工作职能是一边写新闻稿件,一边接待和配合上级媒体记者采访。还有时被叫做“灭火队员“,处置负面新闻。有次来了个小报记者,进门嚣张的要死,给我放录像,说桥镇山上发现羊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退耕还林成果,我看的出了一脑水,紧张,等桥镇的同志来了之后,指出这片林子是志丹永宁的,不在甘泉地界,虚惊一场。
曾经有个县的同行给我说过,他们县上从不给土记者过记者节。进了宣传部长的门,说马上要过记者节了,要简单庆贺,部长脸一沉,拉长了,大声斥问:把记者证拿出来,吓的脸成土色,灰溜溜地出来,两个人各自要了两个菜,整了几杯小酒,各自祝贺各自节日快乐。说起通讯组的人很辛酸,起早贪黑采写稿件,鞍前马后伺候领导,却不一定能落下好,经常挨头子,被各方责难。任何一个单位在开会时都可以说,我们工作今年搞的不错,就是没宣传出去,导致到会的领导立即把矛头指向宣传部和通讯组,认为工作不力,拖了全县的后腿。
上级来的记者,大部分很正规,轻车简从,基层接待压力小。但总有一些来找事的,要挟有关部门给赞助,订报纸。有次来了两个女的,长的挺勾人的,本来我心情挺好,闻听她们是来搞负面报道的,就闷闷不乐,有了压力。一不做,二不休,上酒,排队敬酒,劝酒,让她俩招架不住,等彻底瘫软,不醒人事,叫了辆出租车,让司机送到富县通讯组,并把组长家的小区单元号及电话号码给叮嘱到位。第二天富县的组长急的直骂:亏人了,昨天半夜来了两个怂女记者,又找事了。我心中暗喜:不是说你富县人鬼吗,这下正好检验一下你们九曲连环阵。
土记者难当,除了乐于接受别人指责和批评之外,还要有过硬的才干。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写的还行,就是不会照相。那天在雨岔乡开垄沟玉米现场会,书记县长看示范点看的很高兴,突然提出个要求,让我给他俩合个影,我忐忑不安地举起相机,都拍了好几个角度了,才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又推说逆光,让换个角度,咔嚓咔嚓,声音老好听了。过了几天,照片洗出来了,竟然发现这两位领导后面伸出一个驴头,这下坏了,光顾拍了,没注意往地里送粪的驴套架子车。领导让办公室要了几次照片,我都说延安凤凰冲洗中心洗去了,还没拿回来。再后来,干脆请了几天假,玩起了失踪。
土记者写的稿子难发,一般都要在前面署上正式记者的名字,上稿的可能性才大。报社版面有限,这就有了竞争,常常攀比谁上的头条多,谁发的版面好。那时候为了表达通讯员的难处,还编了个顺口溜“延长胜军有办法,为了发稿送西瓜,黄陵同志没办法,黄帝陵前把香插,吴起志丹占头条,又狂轰又乱炸……“。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每每提起又记忆浮现,终生难忘。在府谷县召开的全省通联工作会上,我代表所有土记者发言,从细节处讲一名土记者不平凡的心路历程,掌声不断,并不是我讲的多好,而是我说了实话,真话。
从一九九四年至二零一四年,我整整在土记者岗位干了二十年,从副组长到组长,再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委通讯组长,外宣办主任及政府新闻办主任,一步一步走在这条崎岖的路上,当时感觉很苦,现在蓦然回首,又是一种深刻的幸福。
今年的记者节我已经不是土记者了,也不能与我的旧同事一块欢度,心中唯有默默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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