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

            人老了，极容易怀念，记忆中很小的一个片断，就足以将心灵击穿。前天在安塞区遇见诗友米宏清，就想起过去那些美好的细节，那些属于文学青年的葱绿时代。

          在《延安日报》还不叫《延安日报》的时候，杨家岭副刊已经叫杨家岭副刊了，我发了第一首诗《胸鼓寄情》，高兴得差点背过气，沿着报角小心翼翼地剪下来，珍藏了几十年。一发不可收拾，几乎天天投稿，几乎月月发诗，盼望着从这张党报的副刊上亮相，那种自豪，那种无法控制的冲动，实在难以形容。那时候，米宏清也热衷于创作，我们经常同框，在同一个版上发表作品。那时候，我知道了安塞，知道那是一片沃土。

        那时候的杨家岭副刊有稿费，虽然捉襟见肘，却也是对精神生产的一种补偿。那时候，许多好诗、好散文都出自这里，引导着一个方向，一种情怀。那时候，文学是多么神圣，文字是多么干净，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清澈见底，茄子一行，辣子一行，少了阿谀逢迎。

          那时候，我认识了杨葆铭老师，顾秀榆老师，孙文珍老师，这些人认真负责，功底深，以编辑的担当扶持培养了很多延安的文学青年。那时候，诗就是诗，散文就是散文，是有标准的，是高贵的，是不容亵渎的。那时候，我捧着一张延安报的激动犹如捧着一碗红烧肉，巨大的颤栗发自心底。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各种报纸和文学期刊的发表欲望降低，索然无味。有一个省刊的诗歌特刊，名义上发的全是诗，又大都与诗无干。成为著名诗人让一些人不惜道德情操，利益交换，虽然是捧着奖杯和荣誉证书，站在领奖台上却像小丑一样可笑，可悲。

        怀念终归是怀念，怀念代替不了现实里的尴尬和窘迫。在一座城市，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谈论文学这个话题的人已经很难。那些独居的灵魂，散落在阡陌，流浪在辉河，你不认真寻找，注定空手而归。

          山中有清气，不觉春已半。我压了压僵硬的骨骼，拉了拉萎缩的神经，在春天的面前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