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下舟村的奶奶家和西河南村的姥姥家有五里远的路，从后下舟村出来到小杜家庄，再走一段大道，大道两边是一米多高的崖头，再走过侯镇果园、昌大公路，就到西河南村了。五里路现在半个小时就能走完，那时候全是难走的小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就是这样，隔三岔五地，我今天在奶奶家明天在姥姥家，后天又到奶奶家，两家都亲不够。
奶奶一生勤劳能干，无怨无悔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点。小时候奶奶住在三娘现在的院子里，那时有三间北屋，二间东屋，两间南屋，西屋应该是两间磨屋，在里面磨面。三间北屋一间盘着炕，一间垒着锅台，北屋的西间里有一架织布机。我还记得大人们在西间里织布的情景。冬天奶奶和三娘坐在炕上，奶奶做着针线活，三娘纺着线，我在旁边坐着听“皮狐子精”的故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奶奶爱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记得我十多岁时，奶奶在捣蒜。我过去帮她，喜得奶奶合不拢嘴，说：“能干活了”。好像我一下子长大了。她看我捣完蒜，说：“干的真好，我没这么大力气，捣不碎了！”那种看大孙子能干活儿的快乐无以言表。
还有一年夏天，我去后下舟村住下，和奶奶睡在一张床上，那一年大概十二三岁吧。奶奶住在二爷家西头的北屋，是一张大床。晚上奶奶拿着蒲扇给我扇着凉风，打着蚊子，说：“以后就捞不着搂着睡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啦”。听得出奶奶的失望和当时的珍惜。那天奶奶一直给我扇着蒲扇，直到我睡着了。
我还跟着三娘去我干娘家（三娘的兄弟媳妇）吃野兔子肉，干爷冬天就去垦利用土枪打野兔，我们回来时还能捎上一只野兔子。三娘很能干，她总是闲不住，干家务是把好手。三娘身材不高还是小脚，但她总是忙里忙外从不闲着，精力充沛，把家拾掇的规规整整利利索索。
在三娘家翻盖房子时，奶奶住到了二爷家直到去世。奶奶在二爷家做的最多的是烧火做饭，她那时快九十岁了，到做饭的时候她就坐在灶前烧火，任凭别人怎么劝也不起来，她说她能干的就是烧火了，直到去世前她都这样。
二爷在村里是一位极有威望的人。他是部队的离休军人，长得高大英俊，有一种天生的威严，我从小有一种惧怕他的感觉。其实二爷为人很好，他帮过的亲戚邻居不计其数。当时二爷的房子在村里应该是很好的，他有一台台式收音机，还在东屋山上立着一根天线杆子，天线连着收音机。冬天，二爷家总是有一屋子人，听着收音机，喝着茶水。二爷的茶壶外面是一个陶土的壳，中间是保温材料，用的什么材料记不得了，里边才是精制的茶壶。茶壶放在桌子上，就像一件古朴的装饰品，静静被欣赏。不知道景军现在还保存着没有。夏天，二爷经常拿个马扎坐在胡同口的大槐树下，和来往的人们谈笑着，很是和气。二娘则整天忙碌着，家务活都是她干的吧，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我在姥姥家住的比较多，上学后基本上是在西河南村度过的。姥爷家有三间北屋，两间饭屋，两间西屋，院子里有三棵枣树，西屋西边还有个小园子种些菜。墙外是下河底，从墙上就能望见自留地和庄稼了。对于姥爷，我的印象不深，他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只记得姥爷的身材比较高大，性格比较稳重。姥姥比较瘦，心情总是比较沉重，身体也不太好，经常吃中药。有好吃的她总是先给我，我们兄弟三人和姨家的姊妹四人都得到了姥姥的精心照料。姥爷家有些字画，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被烧毁了。
姨结婚后也一直住在姥姥家，姨忙家里的事情，农忙时还到生产队劳动。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家十口人的吃穿等全是姨的活计。姨夫在山东羊口盐场汽车队开车，经常把车停在昌大路上回家帮着拾掇拾掇。我们小时候跟着姨夫吃了些别人吃不到的好东西。姨夫经常把钓的鱼，拾的甲壳虫（我们叫“胖孩”）用水桶盛着捎回来，每次都半桶多。有时从昌乐捎回两个大西瓜，一个有二十多斤。只要姨夫回家，一般都可以享受一次口福，吃上一顿好吃的。那时真是些吃货，一个二十多斤的大西瓜，切开就吃光了。夏天晚上到昌大路公路沟底拾知了猴，一天能找二三十个，如果早晨能早起的话，还能拾到二三十个已经变成了的知了。
父亲一年也见不了几面。每次见到严肃的父亲，我总是有一种想见又想躲得远远的感觉。高中时，学校组织到山东羊口盐场学工，工人师傅们问学生的家庭状况，问到我时，我说父亲在潍坊上班，干什么不知道，惹得工人师傅很不满意，好像我隐瞒了什么，其实我真说不出来。现在和父亲接触多了，知道父亲是一个自觉、自律、低调、做事认真的人，他只想着别人，想着工作。母亲整天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参加大队管理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是自己解决，从不诉苦埋怨只是任劳任怨。这也让我们兄弟三人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童年生活。
这就是我对童年的一点记忆。长辈们在那个艰苦的时代，为了生活付出自己的汗水，得到了一点点的社会回报，也用在了我的身上，使我在较好的条件下成长。长辈们对我的百般宠溺只有他们知道爱的有多深，当我知道回报的时候，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些我将永远铭记，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受到这份无私的爱，时刻陪伴着我的生活。
我爱您们！我生活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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