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4月25日，以《安顺城记》的出版为契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联袂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有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来自贵州的学者、嘉宾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历史、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书写问题。经《文化安顺》编辑部转辗联系并征得作者同意，本公号将陆续刊发部分与会学者的书面发言，敬请读者留意。谨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诸位专家深致谢忱！
从安顺到东北：区域文化研究的主体视野
刘东
《安顺城记》
因为跟随设计师参与了这份海报制作的全过程，我想不妨就先从海报谈起。拿到会议题目以后，在经纬线上标识安顺是我脑海中跳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最开始我们想把视觉中心就放在安顺，看看这样会呈现出怎样的视觉轮廓，后来发现很有趣，当你把视点凝固在安顺这一点，地球在视觉效果上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之后，我们的想法就变成了看向安顺，我和设计师真的算是把地球“玩弄在股掌之间”，利用软件，东北、西北，各个角度都试验过，最后发现从印度洋看过来，把安顺放在视觉边缘，会呈现一个比较新奇的效果。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当我们一心一意想在安顺“发现”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形成期待中的视觉体验，反倒是，借用葛兆光老师的概念，当我们“从周边看安顺”的时候，终于还原出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涵。这刚好包含了我今天想讲的两个要点：海报上的视觉体验及其带来的意义诠释（比如异常大的中南半岛，缅甸应有的国土面积，中国其实一直也向西南敞开），背后其实有着明确的印度洋视点。视点的有无（视点背后是主体问题）对于一个文化制品而言，可能相当重要。而另一个要点是，安顺这个主体的意涵，其实是“从周边看”的意义杂凑的结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吴晓东教授主持会议
我先说第一点。我前面说视点有无对于文化制品来说相当重要，其实，“安顺城记”这个项目其实也不是“无视点”地看向安顺。在我心目中，钱老师是很善于组织大型学术项目，尤其是民间学术项目的当代学人，《安顺城记》是他的又一次成功实践。这样的话，我就很想举钱老师之前组织的、在我们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另一个项目——“广告文学史”来做个参照。“广告文学史”是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编纂条目，以编年为线索整合在一起，目的是要“解散叙述，回到现场”。而“安顺城记”借用《史记》体例，呈现出很明确的史传意识。历史一统，自然难于喧哗。我认为不同编纂策略体现出了不同的文化诉求。如果说“广告文学史”是要把现场的复杂性带回已然凝固的文学史论述中去，“安顺城记”的目的则是要在当代文化场域中首先塑造出一个“主体”来。借用钱老师自己的话，就是描述出安顺作为“一个完整的地方文化生态圈”。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杜应国老师在第一册“本纪部分”如此关心“城”的建立的深层原因。
我自己开始对钱老师塑造文化主体的实践有意识，感兴趣，其实是与自己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水区走有关。我自己处理东北的时间段落相对比较特殊，1930年代到1950年代，讨论东北作家群围绕东北的文学表达和形象变迁，这刚好是一段“不在地”的东北。但不在地的东北也是东北文化研究的一部分，1930年代至195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文学、文化生产，无法脱离国族和国际的大背景，也都是在关内与关外具体互动当中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形象的变迁，文学写法的改换，都可以看成地缘格局、社会形势变化的症候。所以，反倒刚好是这种“不在地”，显示出地方形象与整体文化网络之间的深刻依存关系。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刘东
而“不在地”的原因也众所周知，文学与文化因此天然与政治脱不开干系，所以，讨论这段落的文学特别需要强调其中的“实践”意涵，东北人在不同政治、社会形势下对东北的言说，对东北形象的塑造，都是有意为之，包含了政治选择，抑或政治困惑。而伴随形势变化，他们的位置也呈现出滑动的状态。1930年代至1950年代也是东北在国际舞台上被特别高亮出来的时期，东北问题是国际性的，围绕“东北”的文学表达也是多国、多族群参与的——日本、朝鲜、白俄，以及中国内部的多个政治、文化群体，我所处理的东北作家群，只是这浩瀚的文学生产中同时呈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纠缠交叠特征的一小支。他们的每一次文学表达，其实也都可以看作塑造（重塑）东北文化主体的实践。
因为“不在地”，东北在这里虚化为一种符号，但围绕地方文化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其实不都是在符号的意义上展开的文化实践吗？而我心目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就是要在历时的线索和共时的关系中，还原、梳理并考察地方符号的象征资本的分配问题。而我们每一次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又都会变成又一次操演地方符号的文化实践。就比如“安顺城记”是对既有安顺文化和安顺形象的一次重新梳理，但同时也就成了当代文化场域中新的“安顺”形象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塑造主体并不意味着忽略主体复杂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典型的、王明珂教授意义上的“华夏边缘”，安顺的历史是在反复的族群势力拉锯和角力中演进的，因此也势必呈现出历史的断层。正像封面上的白塔过去在高山上，但今天就在市井中，当“刘顺发世家”中“波波糖”成了商业传奇的时候，其实也就戳破了戴明贤先生后记中提到的自得安逸的“安顺性”。我认为这正是“全球化时代”这个定语对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我们要将地方文化还原为一个关系中的、进程性的产物。至于要放到怎样的参照系里，是不是一定要命名为“全球化时代”，倒不是重心所在。
刘东参与设计的“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研讨会”海报
还是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东北为例，虽然以民族主义史学思路描述东北的著作会上溯到肃慎、靺鞨甚至到大、小凌河流域古文明，但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东北，是在近代，以让人咋舌的速度兴起的，这一兴起的背后折射出了东北亚地缘格局的改换。这意味着从“龙兴禁地”到“共和国长子”之间，是一个短时间内沉积下来的文化地层，常常呈现出断裂的形态。比如有清一代，东北通古斯语族群在政策引导下逐渐归化为旗人或者叫“新满洲”，但到了清末东北弛禁以后，旗人文化就伴随着大批闯关东的汉人的到来，被迅速压在了汉人主导性的生活方式当中，需要特别辨识（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会不自觉地用旗人生活用品“大扁方”[其实是一种旗人妇女梳特定头型用的簪子。]来打比方，说明这种物品已经深入了她的日常生活。萧红的这种不自觉的运用，刚好呈现出旗人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尚未归化完成的通古斯语族群也停止了旗人化进程，这种区别为后来民族识别中赫哲族等族群划分提供了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讲“延续性”，也应该放在一个参差错落的文化地层的基础之上。我因此很喜欢《安顺城记》中写到物质文化的部分，比如器物志部分（“筲箕”），比如方言志里规范摹写的屯堡音，比如二我照相馆的摄影，比如艺文志中现代文人游记里反复提到的盐、煤和鸦片。物质文化提供了实感，都曲曲折折地隐藏着重新打开安顺城历史的黑匣子，使我们在本纪的延续性脉络的基础上，看到了其他进入历史的触角。《安顺城记》也因此在建构文化主体的作用以外，也构成了“储藏罐”的功能——得益于这种科学的整理，我们得以打捞、储存然后记忆，因应不同的历史时机与契机，拿出不同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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