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痛与世俗情结
——读潘玉陶的《安顺世像录》
丁武光
很早就有一种习惯，闲时读点书，倒不全在于求知，更多的是消遣。无论日子过得如何的琐碎和繁忙，以书掩面，似乎就与外界隔离，进入另类状态，心绪也变得简单了许多。
在阅读中与智者思维灵光的相遇，是一件让人快慰的事。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读到高行健的《灵山》，书中描写安顺的那一节至今难忘，当时真如做梦一般，一下子就走回旧时的老安顺：路边吃食店、晃眼的电灯、猜拳喝酒的汉子，大十字邮电局门前石阶上挤满的抽肩缩背的老头老太……而他笔下那条“屋檐伸到了街心，越走街还越窄，两边的房檐都快要接上”的南街，又让他想起“过世的外婆好像曾经带我走过”，是去买陀螺。提到陀螺，这让他有些动情：
“我真好久没有抽打过这下贱的东西，你越抽它，它转得越欢。”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情节，平淡的文字，却让人过目难忘。这是高行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深秋的晩上来到安顺，留下的从火车站到老大十字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给我的感受。
高行健的《灵山》 图片来源网络
这位“慢吞吞，卷着烟丝过日子，内心丰富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独行者，从北到南然后从南到北，一路走去，这种被不少人誉称的“神游”注定要与他一生结缘，很多年过去，他以一双冷静的眼睛将身外的亊物收集、贮存、酿化，然后合盘端出。
世界震惊了。2000年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破天荒颁给了这位冷静得超乎寻常的中国人，尽管他并没有出席颁奖仪式留下什么感言之类。但他发出的缘自东方的声响，足以令世间无数人去思索。
高行健身上有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东西，他进入现实又从现实中走出来，以“自己”的眼光关照社会，从充分个人化的立场出发，带着现代意识和哲学思考，迳自去找寻一种人类感知的文字表述方式。
当然，写《灵山》时高行健还不是名人，在安顺至今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尽管他用一节写过安顺）。我之所以要如此提及高行健及《灵山》，是他给予我的那份感觉：冷眼静观，不疾不徐。那寻常文字竟然能给人以如此长久的撞击力！
之后，表述安顺和安顺人的文字屡见不鲜，也不乏颇具灵气或朴实冝人的文章。我却很少有读《灵山》时的那种感觉。
由此我在想，文章大概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人性中的某些意识又是共通的，因而成功的作品可以通过个体思维以文字感染他人。
时隔多年，当潘玉陶的《安顺世像录》以“习安故人故事”之名在《贵州作家》“高原视野”栏目以头篇推出时，这篇被编辑称之为“多年少见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并没有引来人们更多的关注，尽管就在此之前，安顺刚刚被授誉为“贵州历史文化名城”不久。人们热心并习惯了各类光鲜的文化运作，这种透着灰暗的东西自然很快就被冷落掉。
《安顺世像录》 潘玉陶 著
《安顺世像录》送到我的面前是2008年冬至之后的事，读着读着，感觉有些异样，隠隐约约，让我想起了高行健的那双“冷眼”。
且看“大炮章公”中那位曾任“国民党少将参军”的老人同全城的地富反坏右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的场景：
他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一手拄着那根拐杖，一手扶着一辆木板车，努力地挺着胸行走。板车上放着他的棺材，拉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五类分子。
那50多岁的五类分子看章公这般年纪，停下车来对他说老人家你上车来吧，我拉着您走。章公没有说话，瞪起眼对着拉车的举起拐杖，但他没有打下去，而是慢慢放下。拉车的五类分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游完四大街，章公被送回管训班，一进屋就昏倒在地。章公被人抬回家两天后就去世了，享年九十三岁。
读到这样的文字，真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这种感觉倒不全是有感于章公之死，而更多的是来自作者那种冷静的笔调。在生离死别，一波三折，需要大煽其情的看点上，作者波澜不惊，并不硬挤进充当角色，而是平静地如实记述，这种情感的节制表达，恰恰构成了一种别样的质感，留给人深刻的印象。
说实话，取材于街闾坊巷，化腐朽为神奇，我历来不喜欢。在“俗”与“庸”之间只隔一层纸，稍有不慎，很容易捅破。这次则不同，用心读下去，你不能不感叹：取材于街坊小事，却又能将文字锤炼得如此简捷，读之真切，思之有味。文章做到此等程度，着实让人敬佩。
《安顺世像录》是一组纪实性小说，以人系事，独立成篇。主要以民国安顺社会为背景，时间跨度大，作者将那些浸润着老安顺气息的人物，一个个从市井推出。在灰色背景下组合成一幅世像图，通篇弥散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
本文作者丁武光先生（右一）与潘玉陶先生（左二）在文庙 武贵琼 提供
总体看，小说覆盖的类型是那些奔忙于衣食住行、养儿育女、生老病死的俗市人物，有小学校长饭甑大爷与盐锅盔，有开饭馆的龙大，轿子神医、大炮章公、盲医曾公……这些人物或有特殊的个性，或有离奇的经历，自成故事，各自演绎着短暂的人生。在这些人物身上，既有对韧性生命力的展示，又有对于残缺陨落生命的关切。但不管是哪种生命形态，一种表达生命自尊的个体方式和生存的痛感却是贯穿始终。
聚焦平凡庸常的人生，表述生命与生存之痛，这是小题材做大文章。小说中，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一一加以表现。“五味居”中，以卖“英雄大碗饭”起家的龙大一家在世事翻覆中的挣扎与无奈，令人印象深刻。盲医曾公在终于明了了西医也可以诊病救人后的颓丧死去，同样让人感叹。而小说中大炮章公和教书先生范参的命运起落更具沧桑感。作者以自己的冷静，对生命、死亡和命运中蕴含的痛感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生存之痛最终积淀为一种沧桑，痛楚也因此而由萎琐成为一种庄重。
读《安顺世像录》另一个感觉，是取材的传奇性。阅读中你会感到作者是一位很能把握分寸的讲故事者，他不追求形式上的思维表情与怪异的文体，而是以传统的小说形态与故事情节来打动人。传奇溶于日常生活形态，这又是小说《安顺世像录》特殊吸引人的地方。
传奇叙事首先来自人物的传奇。《安顺世像录》中的人物，整个被现实社会边缘化，现实生活平平淡淡，但他们的先前的历史又都十分耀眼。大炮章公、饭甑大爷、轿子神医……这些人物的经历、性格和命运在小说中都离奇曲折，他们的存在与现实的人生构成了一种对照和呼应，而推动情节戏剧性发展的往往都是能够改变命运和生活的事件，这些构成小说发展的情节点，意味着人生的某种缺失和生活平衡状态的被打破，正是这种缺失和平衡的瓦解，故事的传奇性有了延伸的空间。
前面所述的章公之死，发生在“文革”那个畸形的年代，让人感到人的尊严的保持是何等艰难，甚至得付出死的代价。五味居的厄运来自乡巴大爷，而乡巴大爷靠的又是社会权势，个人在社会权势面前的又是那样弱不禁风。轿子神医的自傲，在驻军营长面前的跌落，意味着原有生活常态的终止。凡此种种，当人生从一种惯常的生活状态跌落下来，进入另一种生存状态时，以此为起点，作者进而由一种外在的传奇引向一系列人性、情感、意识、心理的内部冲突。轿子神医的尴尬、愤懑与表情的漠然、盲医曾公一辈子的信念连根拔起时的彷徨、大炮章公硬挺着最后的尊严最终倒下时的疑惑和不解……将故事向深度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情节的传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人性的传奇。
由此我想到，文学与生活的话题虽然古老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每一个写作者都会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建立起与生活的关系。如果说人生的经历往往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的话，潘玉陶无疑是一个对生活有独到之处的体验者。
潘玉陶先生（前排左三）七十大寿与众文友合影，前排右二为本文作者丁武光先生 武贵琼 提供
我很早就认识潘玉陶，他是地道的安顺人，数十年来他对生活充满宽容和感恩之心。无论生活是怎样的形态，也无论人生面临怎样的缺陷，他总是勤奋而执着的行进在人生道上，向人间的温暖处寻觅，在《家有人瑞》中他这样写道：
“我这大半辈子坎坎坷坷从不得志，但祖母却说我是个有福气的人。
细想起来老人家的话有道理。我未能加入好的工作单位，也没有想过当官发财的好事，我的福气是什么呢？是逢凶化吉。”
这里隐含着玉陶的处世方法，任何境况下善待自己，同时更加善待别人。生活的历验，人生的曲折，唯保持一种超然拒俗的心理和状态不易。这是做人的本质，也是我敬佩玉陶之处。
2004年，他参与《安顺晚报》“安顺老照片”栏目的图片搜集和撰文，这种不拿薪水的“文化志愿者”干了两年，栏目易名《黔中旧影》之后，又是两个年头奔波。累计下来，经玉陶采集并撰文刊出的图版竟有25期。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单靠写文章连口都糊不上的现实社会，玉陶付出了怎样的精力和代价。这种对安顺历史文化的责任感应令不少人汗颜。
生活磨炼人，却又造就了玉陶对世俗社会有很强的敏感性。他多年来执着关注那些不被人重视的群体和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一旦发现，不惜走街窜巷，寻根问底。他对发生在安顺城的陈年旧事有极好的记忆力，大事小情如数家珍，对小城生活的伦理与道德体味独特。《安顺世像录》之所以触动不少读者，正是玉陶多年来将根须扎在世俗社会从中吸取养分的结果，他将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体验和疑惑，在进入小说后转换为一种存在与批判的力量，进而始终保持一种对待生活的人文向度和世俗情结(关怀)。
当然，读《安顺世像录》，不可避免的会想到玉陶创作的局限性。文学从来就是复杂的、混沌的、多向度的，作者显示的世俗情结，能贴近生活，易于触动读者，但对生活与人的解读却存在很强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文学”其他品格或向度的流失与被遮蔽。这种单向化的表述，不仅有模式化的文体倾向，而且会阻碍作者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深度。作者行文时情绪节制，这是小说的特色，但同时也使作品失去了一种“温暖的感动”，弱化了悲剧的力度。不唯玉陶如此，这大概就是此类创作方法的限度吧。
2009年12月2日写于安顺银泉街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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