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明代建筑的余晖
——圆通寺大雄宝殿
吴忠兴
散处安顺城乡四野的各类古代寺观、庙宇、宗祠,不可谓不多,虽然大多建自明代,然而留存至今的已基本为清代建筑,真正为明代实物的已是寥若晨星。地处市中心区的圆通寺大雄宝殿的主体构架,是我市仅存的历经四百年尚在使用的构架之一。
圆通寺大雄宝殿遗存的明代建筑技术与装饰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四百年前安顺先民的建筑水平与艺术审美。这一重要遗存,不仅在安顺,就是省内也是一个翘楚。
圆通寺大雄宝殿
圆通寺大雄宝殿年轮之鉴
从建筑的历史价值来讲,能留下确切明代题记的木结构建筑,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贵州这个空气潮湿,不易木质古建筑长久保留的地区,就更是稀少;再经历近几十年来城市大拆大建的冲击,能幸存下来的,就实属不易了。安顺圆通寺大雄宝殿就是幸存建筑之一,其在地方建筑发展史的意义不可小觑。
明代大木梁架(局部)
我国现存的古代建筑多为近百年间之物,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受“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着重布置之规制;建筑活动受道德之制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的影响。为此,我市现存的国家级、省市级的文物建筑,如文庙、武庙、崇真、玉真山寺等,虽都始建自明代,但现存实物均为清中后期。惟有圆通寺大雄宝殿的七架梁上至今仍清晰留有阴刻“崇祯柒年季春吉旦安顺营信官欧伦士善施大梁一根庀叁仟”的题记,且整个构架与这一大梁风格统一、有机结合,真实地留下了安顺明代建筑的“血脉”,这是难能可贵的。
明代题记
我国文献对古代建筑的描绘,留给人的印象,常常是“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明清学者,虽有专门之著述,——然亦不过无数殿宇之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中国建筑史》)。文字记载总不如实物能让人得到直观感受,这就是文物古建筑的历史价值,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学术上讲,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明代遗构,为我们了解安顺乃至黔中明代寺庙建筑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依据;从建筑发展史上讲,填补了安顺明代建筑史料的空缺;从地方历史文化发展上讲,对我们宣传安顺建筑文化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圆通寺大雄宝殿所用柱顶石均为硕大的素面覆盆式柱顶石,形制古朴。按照已故中国古建大师罗哲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的描述:“从十五世纪以前的一些建筑遗物看,柱顶石上的线脚不是古镜,而是《营造法式》所称之覆盆。”看,圆通寺石柱下之覆盆柱顶石应早于现在梁架部分。这是否是清咸丰《安顺府志》中记载的圆通寺“元至正十一年建。明万历二十年,僧戒章等重修,后毁于兵”的遗证呢?如果是这样,1903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在考察圆通寺后作出如下记录:“此寺二天门的斗拱,其构造手法甚为鲜见,或果真是元代建筑亦未可知,与镰仓初期传入日本的所谓天竺建筑手法,二者必定有某种相关联系。天王殿的膜股与虹梁,亦属别具一格,想必此亦属元代建筑。”(杜应国《百年前的贵州风貌》 2021年10月《贵州文化遗产》)就无足奇怪了。只可惜我们的城市发展未能给后人丝毫印迹。
圆通寺大木梁架实测图
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月梁之制具有重要意义。圆通寺大雄宝殿的三、五架梁极具风韵与流线之美。我国最早的建筑专著宋《营造法式》有专门的“造月梁之制”,由于标准较为复杂,明清时北方建筑已不再使用月梁,为此梁思成先生说:“月梁偶见于江南,官式则例已不复见此名称矣”。“偶见于江南”足以说明圆通寺大雄宝殿现存月梁,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月梁实物补充的重要性。其是否仍合符于宋代《营造法式》中的“造月梁之制”,是值得有关建筑专家进一步研究的。
圆通寺大雄宝殿的建构气韵
圆通寺大木构架简练而大气非凡。我国古代房屋建筑发展的规律是从简到繁与从繁到简的渐进变化过程,特别是梁架结构的发展更是这样。“柱梁构架在唐、宋、元为富有机能者,至明、清而成单调少趣之组合。……梁架与柱之间,大多直接卯合,将斗拱部分减去,而将各架槫亦直接置于梁头,结构简单化,可谓为进步。”(《中国建筑史》)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梁架结构虽然也有简化的东西,如梁架之间不用斗拱;但整个梁架又与后期直接使用瓜柱或者简易的柁墩支撑相区别,仍为“富有机能者”。其梁架的承托物为漂亮的角背或柁墩,角背、柁墩与梁架之间的关系又至为密切。圆通寺大雄宝殿使用的角背、柁墩外形敦厚、壮实、沉稳,不仅在分散受力上不比斗拱减弱,而且与月梁的曲线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协调,工艺也比使用斗拱大大简化。较之清代建筑上使用的瓜柱或简易的柁墩,圆通寺大雄宝殿梁架上的角背柁墩更为科学、合理、美观。
明代柁墩
虽然唐宋以来作为梁架承托物的斗拱在圆通寺大雄宝随殿中简化为角背与柁墩,而斗拱退化的过程在脊檩承载、五架梁随檩枋支持上仍留下了一些痕迹。一是承托脊檩的角背制作为斗拱外形,斗拱上施穿,利用拱形角背与穿承托脊檩。二是五架梁随檩枋的支撑,仍延续了斗拱对随檩枋受力的作用,沿随檩枋制作了斗拱形挑,使其缩短枋的受力。这样的结构在后期的建筑中已不复使用。
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梁架用材大气,制作讲究。由于楸木质坚、轫好、耐久,在黔中地区,为古代建筑大木架制作的最佳选材。大雄宝殿明间的三、五、七架梁以及脊檩的用材都采用楸材,所用楸材非常硕大、壮实。各大梁头卷杀(制作)的如意云纹,较之清代蚂蚱头更为美观。七架梁下施大雀替,该雀替虽然已失去了承重功能,但也不像清代建筑中的完全退化为装饰构件的雀替那样瘦弱、花俏。它照见了雀替功能的演变。
大雄宝殿抬架、角背、雀替相互承托,形成屋面主要荷载结构,整个结构敦实、稳定。
圆通寺建筑台基低平,明、次间各施独立的三级踏步,形成三阶三级踏步的形制。这样的踏步之制较为特别,后来的清代建筑中已不存在。应是早期阶梯之制的一种遗存。
覆盆柱础
圆通寺面阔五间,通面阔约22.2米,进深15米,六榀梁架立柱为28根方整石柱,每柱边长约0.38米、四棱倒角,最高石柱高达10.4米。高竣的立柱与适度的面阔、进深关系,彻上露明的内部建造法,形成了大雄宝殿宏敞的内部空间结构。
圆通寺的明代雕刻美
因材料与历史的原因,圆通寺大雄宝殿遗存的雕刻信息已非常有限,不过透过仅存的雕刻构件,也能窥见安顺明代建筑雕刻艺术的概貌。
明代艺术虽然不像唐宋那样有较高成就,但总体来讲呈现出质朴、简洁、明快、张扬的风格,犹如古玉玩家常用“粗大明”来形容明代玉器的风格一样。其实“粗大明”不是其雕工不好或者是粗糙,“粗”是指一种不表现细部的刀法,“大”是指一种厚重,浑厚的感觉。因此,“粗大明”是一种风格,是给人的一种浑厚的整体的美感。
如果我们通过文字描述难以理解“粗大明”的艺术风格的话,那么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明代遗存就能把意象变为实在,以可感的实物形式诠释明代艺术风格。应该说圆通寺大雄宝殿明代构件的艺术风格对“粗大明”诠释是非常合理的。
大雄宝殿梁架上使用的角背、柁墩、雀替其敦厚的外形、流畅弯曲的线条与抬梁、月梁大气的用材、曲线融为一体,形成圆环贯彻梁架流线,使整个梁架曲线统一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的大木梁架流线美。与清代建筑中注重局部细节的美不同,这是一种大气、奔放的大美。
明代雀替
在独立构件的雕刻上,采用大写意的技法将卷草、动物情态表现出来,刀法上或减地或浮雕,技法娴熟,大开大合。尤其独特的是动物形态的表现,如明间门槛上的小狮子呈现出的顽皮态,与清代雕刻的动物总是憨态可掬的造型完全不同。
明代小兽
圆通寺大雄宝殿的雕刻艺术展示的是“粗大明”的时代艺术之风。
结 语
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明代建筑遗物,为我们欣赏明代建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展示了安顺明代建筑的辉煌。在渐趋远离真实古代建筑实物的今天,圆通寺大雄宝殿的存在,为我们留下的是一抹明代建筑的余晖,它炫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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