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乡人乡贤 昌明法师 2019年第75期（总430期）
尚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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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法师即昌明和尚，是民国时期黔中地区著名的大和尚。昌明姓孙，俗名书香，江苏省涟水县人，于光绪二十四年（1900）出生在一户开设熬粮煮酒作坊的小康人家。其父娶一妻一妾，妻仅生昌明一子；妾生四子，其中两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子加入中国国民党。
昌明自幼聪颖，十二岁读四书、五经就能知其大意，进学为优等生，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留校。在校期间，思想进步，时常有对当局不满言论而为当局忌恨，派遣特务跟踪。一次与同学在郊外聚会，遭特务追捕。众同学害怕，逃跑。昌明审时度势，知道逃跑无益，便停下。特务追至，搜昌明身体。昌明趁特务没有防备，出其不意夺过手枪，连续开枪打死四个特务，离校避难；后来染病吐血，采用中医治疗无效，就到当地风景清幽的地藏寺疗养。在疗养期间，钻研医学，边学边治，久病成医。见寺内藏有大量佛经，便翻阅浏览。时值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阶级斗争十分残酷。年近三十仍孤身一人的昌明病体孱弱，感伤时事，联想到自己曾经被逼枪杀特务应当忏悔，顿生逃世之想，遂在地藏寺出家，取法号“昌明”；数月之后，昌明征得主僧同意，由地藏寺支持千元费用，到南京宝华山受戒。受戒期满，转往南京金山苦读藏经三年，佛学知识大长；再到毗卢寺依瑞生法师学习天台教义后，担当主讲。 民国二十四年（1935），贵州省贵阳富户华之鸿出家长女妙仙到毗卢寺听讲佛经，感觉昌明佛学高深，谈风绝伦，顶礼膜拜，邀请昌明到贵州讲学。昌明概然应允。民国二十五年（1936），昌明带上多卷经书到达贵阳，在华家谈经阁大觉经舍挂单居住，参拜天台宗高僧天虚法师，天虚法师为昌明再取法号“超寂”。当时天虚法师年岁已高，见昌明佛学功底深湛，仪表非凡，有心向昌明传授佛法，请昌明在黔明寺主讲《四教律》。昌明演讲清晰，立意新深，深得听众好评与喜欢。天虚法师喜出望外，决定向昌明传授衣钵。昌明拒绝，不肯接受。天虚法师无法直接传授衣钵给昌明，转而以出游老家湖北为理由，邮寄衣钵给昌明，并专条起名念一。昌明不得已，朝湖北方向遥拜天虚法师接受。民国二十六年（1937），安顺各界人士邀请昌明到安顺圆通寺主讲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昌明著作《心经客观谈》《极乐异方便谈》，深受地方知识界敬重。昌明讲经之余，广交社会各界人士，颇受众人爱戴。昌明与中共地下党有往来；回贵阳，遇到华蕴渠夫人去世。华家要求昌明为死者做道场，放焰火。昌明拒绝说：“我是渡人不渡鬼，只知讲学，不知做法事。”华蕴渠不满，加上当时国民党贵州省主委特务陈惕庐（陈惕庐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时期叛变，投靠国民党）往大觉经舍纠缠，华蕴渠对昌明更加疑忌。昌明也不愿意在华蕴渠家居住了。贵阳名士刘志荣邀请昌明迁移，住到贵阳永乐堡尖山坝，办“五众学院”，主讲佛学及文学，有师生三十人，学期三年，费用由刘志荣供给。民国三十年（1941），昌明在贵阳讲学期满，接受安顺社会各界贤达邀请，离开贵阳，来到安顺。先在戴子孺家和安顺东岳庙佛教会讲经，寄住戴子孺家。次年，安顺佛教界为昌明修缮清凉庙宇完工，山民牵着两匹马来接，安顺城绅和市民欢送；昌明带上行装和他喜欢的任可澄（任志清，安顺普定人，学者，民国年间贵阳风云人物，主修民国《贵州通志》）书赠的“华严世界，福地洞天”四字对联，到清凉洞寺庙去当住持，在清凉洞继续办其“五众学院”，传授佛学；同时兼任华严洞主持。安顺城东门外七眼桥镇夏官村（现并村后的清凉屯村）境内的清凉洞昌明在安顺期间，讲经传道，与人亲善，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与民众鱼水情深。昌明学识渊博，著作富有哲理，讲学揭示真理。昌明住持清凉洞期间，安顺职业中学、黔江中学、安顺中学等校学生每到清凉洞游玩，爱向昌明请教数理化和文学课题；昌明都一一回答。民国三十七年（1948）四月某天，安顺益生昌店员倪如锡（后任县级中共安顺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国柱（后为贵州省外贸局干部）、余世澄（后为安顺市服务公司干部）等人到戴子孺先生家听昌明讲解经，讲到他著作《心经客观谈》中“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惧”时说：“几多有钱人，不惜花费上千万金钱修筑碉堡防匪抢劫，我曾劝告‘何如以修碉堡之金钱施与附近穷人，则为构筑活碉堡矣。何用构筑死碉堡为？死碉堡将不可恃者也。”有人见戴子孺家挂着一帧官宦人家和富家大户人家常挂的和尚印象，觉得眼熟；问那印象上的人是什么人。昌明回答：“此乃蒋介石之御用和尚——太虚。”众人没有见过太虚和尚，更不知太虚和尚真相；而当时的报刊上经常有写太虚和尚的文章，太虚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佛教人物了。在昌明口中，太虚和尚竟一文不值，直让人惊异不已。昌明慈悲，关心民众疾苦，常向弱者施医送药，救助困难群众。戴子孺与开设益生昌商店的帅灿章关系密切，往来频繁。接受邀请常到戴子孺家讲经的昌明和帅灿章便有交往，自然成为帅家的客人。昌明来往帅家，认识在帅家做工的店员后，交为朋友，对店员朋友们关心备至。店员倪如锡患结核病进入二期，虽吐血不止，却为生活所迫，仍勉强支撑做工。昌明知晓后，代倪如锡向帅家请假，并要求帅家支付工资，然后接到清凉洞治疗调养，不收伙食费，亲自步行进城购卖药品煎服，给倪如锡讲解历史和文学。清凉洞附近的农民生活贫困，生老病死听天由命。昌明见贫者生病，就无偿为其看病治疗，亲自熬煎药济送服；供养孤贫老人；六十岁以上老农死亡，家庭贫穷殓葬的，施赠棺材。每年五、六月庄稼青黄不接时，昌明向安顺城富家大户借粮借款调剂，帮助贫困人家度过难关；秋收后，无息收回，转还城里富家大户。昌明冬季进城，常购多顶毡帽，回凉昌洞途中，见到放牛干活无帽御寒的，无偿送给一顶。有一年寒冬，昌明遇见一位无衣御寒的病痛者，直接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送给。昌明热心公益，积极支持教育事业。昌明在清凉开办讲解佛经的“五众学院”的同时，还开办儿童识字班，专门招收贫苦子弟入学，免费教育。时有安顺三一小学负责人胡坚和秦元明等教育界人士想筹资开办中学，苦于资金见绌。昌明主动提出从其主持的清凉洞和华严洞两处寺庙庙产收入中，每年拿出五石稻谷支助。民国三十八年（1949）大古月四月十二日十时许，昌明与圆通寺和尚敏觉在安顺城西门外马场上（今安顺赵一曼旅社一带）等汽车去省城贵阳，被人开枪杀害，同行的敏觉也同时遭枪杀。杀人者扬长而去，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申明对此负责。安顺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没有官方出面、无罪状、不明正典刑名的黑杀事件。消息传出，全城震惊，人心惶惶。互相探听，县政府不知；最后通过保安司令部探悉，是国民党八十九军特务头目刘伯龙认为昌明“有共党嫌疑”而指使人暗中所为。当时国共内战形势紧张，白色恐怖猖狂。但仍有包括上层人士在内的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昌明尸骸抬至华严洞，安顺佛教界出面举行追悼活动，许多人痛哭。有人敬献花圈，有人写輓联悼念。曾经获得昌明救助和教育而与昌明亦师亦友的倪如锡撰写的輓联是：“五浊恶世出现比丘色相，舍皮囊幼影释去诸疑随缘散；三界内中再示清净法身，忌冤亲平等携来妙理解孽情。”传说昌明死时两掌摊开，火化后骨灰雪白，有舍利子；敏觉死时双掌紧握，火化后骨灰微黄，无舍利子；说是两僧道行深浅不同，结果不一。安顺人一直把昌明事迹当佳话传，有人说昌明是中共地下党党员，有人说不是。“地下党”，顾名思义就是不宣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顺县人民政府后来查获杀害昌明的凶手张俊才，公审判决其罪状：“解放前夕，杀害我进步人士昌明和尚。”昌明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没有定论。让人难解的是，倪如锡和干部张广志1974年到当时的安顺县孙家庄公社调查一个案件，必须通过当地一位姓杨的少数民族同志作材料证实。问公社负责人：“杨同志作材料证实是否可靠？”公社负责人回答：“杨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无依据，解放后又重新入党。”倪如锡惊疑一个没有文化的少数民族普通人竟能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姓杨的少数民族同志说，是清凉洞昌明和尚介绍他入党的，同时入党的还有七眼桥的一个石匠，“昌明和尚在地下划镰刀斧头，我与石匠同时对旗宣誓，但七眼桥之石匠于解放初期死亡，无人为证，是以重新入党。”倪如锡和张广志亲耳听闻，认为有待厘清。曾经担任中共地下党安顺县工委书记的谢速航在其所写党史文献《征途》中说，昌明与安顺园通寺僧尼多有往来，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还帮中共地下党做掩护工作。昌明的言行确实很象当时诚心诚意为劳苦大众争自由求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员，但无人认真去调查考证找出依据；时至今日，昌明是否为中共地下党员仍然是迷。倪如锡写作《我所知道的昌明和尚》文史资料记载，昌明每天起床，常念其自作之偈言：“烦恼深无底，生死海无边，渡苦船未办，安得乐睡眠。”据有幸见过昌明的安顺籍著名作家戴明贤老人著作《一个人的安顺》书《信徒》文章回忆，昌明身材魁梧挺拨，广额深目，络肋胡须，皮肤油黑，眼光炯炯，活活一幅一苇渡江、九年面壁的达摩祖师像；说柔和的下江口音，容貌却象燕蓟汉子。爱听昌明讲经的人很多，每次开讲，听者甚众。不久，昌明威猛的仪表、飘洒的风度和温蔼的神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迷人的魅力，令安顺原来的大和尚们黯然失色，受到善男信女虔诚礼拜，当面背后只称“法师”，不提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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