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无言 波有声
—— 胡石波先生采访录（一）
口述：胡石波
采访及整理：庄文全
我的学名叫胡明德，就是《大学》上的“在明明德”，知道道德、明白道德的意思。我喜欢画画，爱画山水，石头山水经常画，石无言波有声，取其义而改名，1947年在镇宁三民中学参加工作时才由胡明德改成胡石波。
我生的时候有八斤，所以乳名就叫胡老八。我是民国十五年腊月初八（即公历1926年1月16日）出生于安顺城南关厢。
我小时候家境贫寒。我的曾祖父是清末光绪年间从湖北麻城逃难来到贵州安顺的，以帮人为生；祖父也是帮人，帮人家做小工；到我父亲也是帮人，帮人家硝制皮革。因为一直没有家产，是佃房子住。我父亲开始也是在城里帮人，后来我们一家就搬到王衙街一个菜园的茅草房里住，就是今天的北街茶城后面小街，老九小双桥路那儿。
我父亲叫胡宝清，从未上过学读过书不识字。母亲是安顺新场场坝上的人，以织布为生，也是目不识丁。由于父亲是48岁了才生我，且我是长子，视我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由于父母的辛勤劳作，后来家境也稍稍变好些。父亲见我逐渐长大，想到我胡家祖辈都不识字，老人家便下决心，再苦再难也要供我读书识字。
全家福 上排：左起胡石波、徐萍、胡石波二弟胡静波；下排：左起胡石波大姐、胡母（怀抱者为胡静波大女儿）、胡石波小妹
就这样，在我满5岁时送我入学发蒙。开初我是在顾府街就是今天的民主路，任老先生家里读私塾，读的是一些发蒙杂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四字经》《养蒙俗歌》《孝经》《三字幼仪》《增广贤文》等等。这个任老先生只是教书识字，从不讲解。我们每天都是按老师的指定，照本宣科，熟读背诵，书都被翻破了，对内容仍是莫明其妙，不求甚解。
第二年，我们街坊上一些同年人，见邻居的孩子有在大箭道（现科学路）范先生处入学，听说范先生不光教读还讲解。为了有伴，父亲又把我送到范先生处就读，后来才知道范先生名希陶，范先生办的私塾名叫“廉让学校”。开始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后来才知道他能够办学创新，原来他在安顺四中任教过。范先生在办学上，一是每周对所学内容都要讲解一次，每天要用毛笔写一篇字交阅；读了《对子书》，要学写对联，每周要学写一篇周记或作文。二是私塾是不教算术的，但在廉让学校他还特别增加了新学中的算术教学。三是我们读书的地方，是范先生家的房子，那个一个很宽的大四合院，每到端午、重阳这些传统节日，全体师生都要搞活动，聚会一下，每年最少也要有一次。
与二弟胡静波合影
每年过年后，在给先生拜年时，就要交学费，原则上一次交完，我们家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分三次交，大概十块银元。每年没有寒暑假，每个星期的星期天学其他的。
在那儿我读了两年。除杂书外，《四书》《五经》《幼学琼林》也读完了。当时我已经9岁了，由于年岁稍大，与街坊邻居的同学接触多了，看到街坊上其他一些家境好的同龄人，他们在公办学校读书比读私塾更好，在公学读了，有校服，打篮球好玩，我就想去学新学。于是我向父母提出要到公办学校读书。父母得到同意后，我就和同街的肖天福、何其昌等到安顺第一男校（即安顺凤仪小学）报读三年级。由于我在廉让学校的基础较好，经过入学插班考试合格，被录取在三年级就读。当时一男校校长是王寅初，我们的班主任是唐老师。读到六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就换成把关老师谭玉龙。谭是贵阳师范毕业，教导有方，为我们能够毕业升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新学，是实行男女分校读书的。安顺一男校，就是现在的凤仪小学；二男校在文庙；三男校在同知巷。女校也是分开的，现在一小那点叫一女校；二女校在图书路，已经拆了；三女校在三小这个地方，现在的若飞小学，当时叫金匮街。
解放以前有一个民教馆，就在今天的老检察院宿舍那儿，与我们的一男校操场只一墙之隔。他们民教馆要扩大，要强行拆掉我们操场的围墙，需要占用我们的操场。这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不满，我当时是学生会员，为阻止民教馆的拆墙行为，我就组织了学校的童子军，手执童军棍去护校。由于人多势大，民教馆只得退走，隔了几个月，他们又来拆墙，有警察局的三个警察跟着来。我们同样冲上去，对方有警察偏要强制拆。冲突起来后，警察开枪了，枪一响，我们毕竟都是娃娃，绝大多数都被吓跑喽。
我们四个为头的，被他们抓到民教馆办公室，警察局带队的一个副局长也来了，教训一顿、唬吓一顿。吓我们：“我们拆，如果你们几个再带领童子军来阻止，你们几个跑不了，我们要全部抓起来。”等等如何如何的。最后还要我们写了保证书、悔过书。后来他们拆了墙，占了我们操场的部分后又重新起了一堵墙。学校领导、老师都怕得罪人不出面、都不管，我们还管那样呢？
我们是六年级，一个多月后我们就毕业了。那个时候没有教育局，只在县政府设有一个教育科，而各个学校自主招生。当时安顺有四所中学，一所是安中，当时已经改为安中；一所叫黔江中学，在七三医院那点；第三所叫豫章中学，现在的实验学校那点，这一所是私立的，是江西会馆办的；第四所县中，现在的地区二中，今天实验学校初中部那儿。
安顺黔江中学旧照
先是安中出招生广告，我们同班同学都去考，我的考试成绩还可以，笔试没问题。笔试过后要面试，是校长亲自面试。当时安中的校长叫于玉岩，是个外省人，喊到我的名字我就进去。他说：“哟哟哟，你就是胡明德啊！组织学生攻打民教馆，我这个学校不收你，收了你以后你是不是要攻打我的校长室啊？滚出去！”我心想，拐喽，得不到书读喽！这对我的打击特大，以为没有机会读书了。
我当时在想，为什么这个校长会晓得我组织护校的事？后来才知道，这个校长与民教馆是老乡，把警察局的人叫去，就是这个校长出的点子，后来喊我们写坦白，我们都写了，所以他们联合整我们。
谁知不过几天，国立黔江中学贴出招生广告，我立马去报考，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没过多天，他们在黉学坝文庙转弯那儿放录取榜，上面有我的名字，这样我才放下失望之心。我们班只有五个人被录取，考取安中的要多一些。
黔江中学是1938年才开办的，由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办的。这个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攻打中国时清政府割地赔款，英国政府得的这一部分，给中国办三所大学三所中学。1938年中国是什么状况呢？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华中都已沦陷，只有西北、西南没沦陷，当时就决定三所中学分别在甘肃办一所、在青海办一所、在贵州办一所。当时本要办在贵阳的，但当时我们有个机会，我们安顺有个人叫张廷休，后来是贵大的第一任校长，当时他在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当司长，他自己不好出面，就叫安顺各界人士组织一个请愿团，到陪都重庆请愿，上下合力，千方百计要把这所学校办在安顺。
当时去的几个人，一个叫黄瑶承，他是与孙中山一起闹辛亥革命的，他是驻京议员，长驻北京。后来他回到贵州任贵州省参议院的议长，相当于现在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二个叫周伯超，老家是南门外头玳瑁山的，他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京政府工作，但他非常喜欢教育，特别希望地方教育能够振兴发展，后来他就辞职回安顺办教育方面的事情。他回来安顺后有两大功劳，一是兴办了女中，当时小学已办女校。在县府路那点有一个很大的庙，女中就办在那点。另一个就是他出资建了图书馆，就是现在图书路那点，所有书籍都是他买的。第三个人叫吴晓耕，他当过县长，后来教书，是安顺的教育家，他算教育界的代表。商界有帅灿章、戴子儒两大富商参与。这几个人到重庆反映请愿后，上面确定开办地点选在安顺。
开办的时候，委任的首任校长叫曹刍。这个曹校长是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曾任镇江师范校长，是中等教育专家。接到委任后，1937年他就到安顺来选校址，选在了金钟山七三医院那点，要修建房子（教室、宿舍），学校又要及时开学，安顺是承诺过的噢。当时黔江中学设计规划是一条龙齐全，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幼稚园办在今天大梨树七星街七小那点；小学办在从文庙到水库的大路有个岔路，皮鞋厂隔壁下去的四川会馆里面；文庙的旁边让出点地方来办初中；高中呢，是民教馆和一男校，一个腾出点地方办高中；师范呢是县商会和县党部（今天的武庙）那两个单位腾出点地方来办师范。最先只招一个班，因为一个班好解决。
黔江中学第一任校长曹刍先生
我去读书时在文庙那点修了三座楼，我初中就在那点读。这个学校好，有奖学金分三等。甲等奖学金领取对象为逃难来到安顺的难童，学费书费等等费用全免，衣食住行全包。乙等奖学金对象为外地逃难来的，虽有家但困难巨大，加上是蒙古和新疆来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这两类人包吃包住，但生活需自理。丙等叫“清寒优秀奖学金”，本地的家庭贫寒、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我家境贫寒，幸入成绩优秀者之列，门门80分以上，评得丙等奖学金，得吃，早中晚三餐免费。我家在王家街老九小那儿，离学校本不远，但我都是住校，我们就住在今天的文庙对面的安顺旅游商品展览中心那一片。我吃住都在学校，礼拜天休息才回家。为了保住这点奖学金，必须得要十分吃苦、努力学习才能保持。
这所学校教育特别棒，设备特别好。第一任曹刍校长把校址选好，学校建好正常教学后，他就被调回了教育部中等教育司任司长，原来的司长张廷休到贵大当校长。另派一个叫陈达夫的校长来。这位老先生留学法国，回国后任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是国内有名的生物学专家。当时聘请的教师如教务主任张通漠，训导主任樊星伯及许多科任教师如徐达五、张婕先、徐仁斋、房文芹等均系大学毕业及江浙一带的名师。陈达夫接任后，师资力量更强。陈校长来了还聘用了一大批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到校任课，如冯达夫、甘毓津、陈志晃、吴汉民、吴荣兰、孔贝玺、赖炳生、包崇山、徐仁斋、吴乾惠等等都是博学多才，教学有方，敬业精神极好的老师。我们本地的老师只有两三个，80%都是外省来的。黔中的师资力量，当时在安顺也是首屈一指的，是其他学校不可比的。
抗战时期创办于安顺的国立黔江中学校门
设备呢，在安顺当时也是一流的。当时我们的各种实验室，就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设备多是进口的。比如生物实验室，我们有各种动物、植物的标本，甚至人体的解剖标本。我们黔江中学有30架台显微镜，做实验时每人一台；他们安中也有实验室，但是综合性的，显微镜只有一台，大家实验课时学生们只能轮流看下显微镜的样子，这还是议员黄老先生从香港卖来送他们的。
我们的陈达夫校长是除了是生物学家外，还是金石篆刻专家。他来了后，动用大笔资金，买了30箱图书，《四库全书》等等什么名书全部都有，且是线装书居多。今天的七三医院后面有个红太阳幼儿园那儿，还有最后一座老楼未被拆除，这就是我们黔江中学原来的图书楼。
条件好了，特别是那些流浪来的难童，学习特别好，特别刻苦，老师也教得好，所以那个时候学习氛围特别浓。教师也多是外地来的，受了很多苦，所以专心专意地教。
除了学习外，外来的老师、学生受了日本人的烧杀掳掠，所以我们学校当时有进步组织，我就参加过。当时我们有一个高中同学叫岑元熹，黔江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后来是宣武区的书记。以这个人为首组织了中国青年联谊会，外省、本地学生都有参加的。他觉得外地来的比较苦，本地来的也有一些苦学生，组成后大家在学习生活上互相帮助，为了避免国民党来查，对外宣称是姊妹团。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地下党，叫田曙兰，她是湖南人，专门骑单车游遍全国，她教地理不用课本，象摆龙门阵一样。我们在她的家里曾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社会发展史》《新华日报》等等。所以师生民主氛围特别浓。我们高班有一个同学叫李鲁莲，后来考到云南大学。云南在解放前夕搞了一次影响全国的学生运动（1948年7月15日，昆明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开枪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学生300余人，囚禁3个多月），他是为首者，后来他被国民党枪杀了，我们还在学校给他召开追悼会。
还有就是比较活跃。我们黔江中学的文化活动当时在安顺是跺得起（数一数二）的。文化方面第一是黔中，第二才是安中。光讲球队当时安顺只有两个球队，一个是黔江中学的双十球队，另一个是军医学校的克克球队，当时安顺有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都是从上海迁来安顺办学的。
抗战时期内迁到安顺的原陆军军医学校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军医学校全名叫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在北兵营，当然那儿是主校，它在各地还有分校点。兽医学校呢在南街八大公司那点，那儿也是主体，在其它地方也有一些教学点。这两所学校在当时的安顺也算是高等学府，这两个学校组织得一个球队叫克克球队。我们黔中的球队叫双十球队，大概是应国民党双十节成立的球队这个意思。每个星期都有篮球赛，在大府公园的背后有一个大操场，当时安顺城头也只有这一个操场最大。
组织文艺活动上，我们黔中有专门的话剧队、歌舞队，反正都是专门的组织，有专门的老师、有专门的导演，在安顺西街的京戏院演过好多，都是进步的，如《家》《风雪夜归人》《兄妹开荒》等等，此外还经常外出作慰问演出，所以说我们黔中很活跃。
好多事我在《黔中抚育我成长》一文中写得有。
我从小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书画，在书画方面，得到好几位名师的指导，我才有今天。
在一男校时有一个教美术的老师叫付文艺，得这个老师启蒙教导，我对书画的兴趣更浓。到初中来，我在读黔中初中时，教我们美术、劳作的两位老师都很有名望。美术老师徐仁斋是徐悲鸿的大弟子，中画、西画、素描、写生技艺很高，很有名望，他除课内教画外，还经常带我们外出写生。因我从小喜欢画，基础较好，完成作业好，徐老师喜欢我并对我经常亲切指导，我也常到他家请教，因此，画作进步很大。
另外教劳作的付廷彦老师，不仅在劳作工艺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国画功底也极深厚，由于他特爱画虎，又画得活灵活现，人们称他为“付老虎”。由于在劳作工艺方面得到付老师的指导，这对我后来从教这门课的帮助很大。当时班上我的作业是最好的，我画好了还要帮助老师指导其他同学画画。这个老师不光是在室内学，还经常带我们出去写生，初中就出去写生，可想他的教学理念是很新的。
读到高中后，有一个老师叫刘式型，当时是唯一一个在黔中教书的安顺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接触，师生关系非常好。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高中时候就举办过书画展。
陈校长本身就是篆刻专家，我们的校印“中英庚款董事会黔江中学”就是他刻的，“校长陈达夫”印也是他刻的。他买的书籍里面就有很多印谱，他也晓得我会篆刻，我也从其他老师那儿知道他是篆刻家，我就经常去请教他，他也悉心地指导我，所以我在篆刻方面才有些成就。
后来,在书画方面又得到两位老师的亲切指教，令我终生难忘。这两位老师，一个是吴乾惠，另一个是胡楚渔。吴老师是专教美术的，他是岭南派画师关山月的师弟，中西画都极佳，在美术教学上，他循循善诱，指导有方，对学生画技提高很大。我除课堂学习外，经常到他家请教，他曾有书法绘画作品赠送给我。另外吴老师对金石篆刻也很有研究。此人性格开朗，语言诙谐，不拘小节，记得有一次他根据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貌特征给我们安顺文化名人蒋旭英先生刻了一方印，名曰“洋叫花子”，众皆称好，蒋先生则视若宝贝珍藏。对篆刻我也好学，但无门路，后常去吴老师写篆书刻印章的手法，又得他细心指引，才渐渐入门。在校时，我先后刻了30多枚印章盖好后，吴老师还为我题词落款，可惜“文革”被抄家，书画及印章都被洗劫一空，好在当年所学，而今尚能用上，也常有作品参展和在报刊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有两所大学我是考上的。一所是浙江大学，一所是贵大。抗战期间浙江大学搬到湄潭，1946年搬回去了。其年我的家境虽稍有好些，但仍困难窘迫，没有余钱给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读大学，所以只好在贵大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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