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安列传
（为《安顺城记》撰稿)
杜应国
杨庆安（1880—1961），苗族。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安顺北郊柴家苑人。幼读私塾，因家贫辍学。青年时代巧遇在安传教的英籍牧师党居仁，受其导引而入教，成为安顺苗族第一代基督教布道员。平生以提高苗民文化教育，改善苗民社会地位为己任，是安顺苗族在现代社会谋求自身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之先驱，也是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黔滇川一带）深孚众望的苗族民间领袖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1884年，基督教内陆会派遣传教士白德礼到安顺传教，此为基督教（新教）进入安顺之始。白氏在安顺东街租铺面三间作传教所，然应者寥寥。不数年，内陆会又派英籍牧师党居仁赴安，协助白德礼工作。1894年白德礼返国，安顺教务即由党居仁主持。党氏在水洞街购得赵姓私宅数间，先后修建教堂、住宅，办起教会学校。此前，内陆会鉴于在汉族中传教阻碍极大，已计划将传教重心转向少数民族，要求相关人员注意学习所在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此背景下，党居仁把眼光投向穿着奇异而生活贫苦的苗族同胞身上。
清末的安顺基督教堂 博雅相馆 提供
1897年某日，适逢赶场。党居仁见街上苗族众多，即随着来到安顺北郊柴家苑。此为苗族聚居村寨，几乎无人通汉语，唯上过私塾的杨庆安能够与之交谈，邀入家中，相谈甚欢。党氏获知杨渴望继续学业，即允其进入免费的教会学校学习。杨氏大喜，随之入教，时年十七岁，由此带动大批苗族子弟入学入教。不久，党氏携杨至上海圣经学校学习，后人誉杨为“苗族南迁后，重游江南之第一人”。[1]亦可视为近代苗族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未久，庚子之变骤起，基督教在华传播遭受重挫，处于全面停滞和萎缩状态。而地处偏僻的黔滇川一带苗族聚居区，却正在酝酿高潮。
庚子事变后，杨庆安中断学习，随党氏返回安顺，旋被党氏委为布道员，派往普定、织金、郎岱、平坝等地传教。在他和几位同仁宣传下，到安顺入教的苗民大幅增加。党氏不失时机，将传教线路沿苗区纵深推进，并在临近的平坝、普定（等堆）办起教堂。对此，后人称杨庆安为“创办各地苗民学校，奔波宣传，不遗余力，凡黔西、水城、毕节、普定、大定、郎岱、威宁一带苗区，无处不在，故今黔西一带苗人对杨君的功绩，莫不钦敬。”[2]
石门坎
1903年，一批因长途狩猎而饥渴交加的苗族猎手，在等堆受到在此传教的党居仁热忱接待，亲切交谈，向他们宣讲上帝福音。苗人长期惯受歧视与欺凌，如此的尊重与礼遇令他们惊喜铭感。不久，通过他们之口，有关“拉蒙”（即耶稣）——一位新出世的“苗王”的传言，如野火般迅速漫延于滇黔边境、大山深处的苗人聚居区。越来越多的苗胞，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来到安顺。除了信教，强烈要求读书识字。党氏闻知其中有些来自滇黔边境，离安顺远而离云南近，要背负干粮，跋涉七八天长途方能抵达安顺，就修书介绍他们就近到昭通去找同道柏格理，由此而引发1904年滇东北地区苗民寻访“拉蒙”的热潮。柏格理后来造就的石门坎奇迹，其起点或曰触机却来自安顺，来自等堆。
柏格理像 图片源自网络
此后，内陆会党居仁所发动的这一波传教热，沿普定、织金、大方、黔西、毕节、赫章一线，与由循道公会柏格理所推动的另一股热潮，在威宁交会，出现二十世纪初叶基督教在滇黔川传播的兴盛局面。前者还形成了等堆与葛布（威宁）两大中心教区。其中杨庆安等人的努力与劳绩不言自明。为此，经党居仁向当局举荐，杨庆安一度被任命为安顺城北府廓联保主任，后又担任北门外某区区长。此乃破天荒之举，以致有人张帖攻击：“好个安顺城，苗子管汉人。”苗人则奔走相告，“苗家有人作官啦”“有为我们作主的人啦”云云。可见其影响之大。而杨庆安见教会势大，官府也畏惧三分，也有借教会之力来为苗胞谋利益的意识，尝与人言：“幺们，要会借虎威来为苗家办事。”后人流传：柴家苑某苗民用自家牛犁自家地，却被几个汉人诬指偷了他们的牛，强行把牛牵走，还动手打人。不想那苗民懂些拳脚，将其打跑。次日乡公所就来人将这位苗胞抓走。杨庆安闻讯找到党居仁，党氏交给他一张名片去找知府。知府不敢怠慢，赶紧放人。普定硝洞苗民张顺祥，被当地团总诬为土匪关押，等堆信徒向杨庆安求助，杨带他们找到党居仁，用同样方法使之得释还家。
作为苗族先觉者，杨庆安更注重通过教育以提高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使之能接受文明洗礼，改良落后风习，摆脱无知与愚昧，培养适应时代潮流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在杨庆安等人的努力下，苗民文化教育一度呈现出蓬勃喜人的势头，一座座教堂和专为苗夷同胞开设的学校，在穷乡僻壤不断涌现。其中尤以等堆的“敬一学校”最为著名。在杨兴斋、杨锡光先后主持下（杨锡光治校时间达四十年之久），敬一学校培育出了一批批苗族人才，在苗族同胞中有口皆碑，影响深巨。
1910年，在党居仁的倡导下，由杨庆安、杨锡光、代岳忠、张雅各、李马太、张约翰、李约书亚等二十余人发起成立“苗族改良会”，意在对遗存已久的某些生活陋习和传统风俗进行全面改革。但由于党居仁等人对苗族文化传统的隔膜与偏见，改良会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和偏激行为，忽视了苗族同胞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和民族自尊心理，误将一些富于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当做落后习俗而予革除。诸如不准跳花、向月，不准吹芦笙，要求妇女改穿汉装，甚至婚姻也要按照汉族习惯由父母包办等等。这类不当行为，引起苗胞的广泛不满，甚至引发了几次规模不小的群体冲突。如杨庆安等人就因数度阻止安顺、织金等地跳花活动而几乎遭到捆打。改良会也因之名存实亡，渐趋解体。
柏格理牧师去世后，葬于威宁石门坎
1915年，党居仁因雷殛身亡，与此同进，远在石门坎的柏格理也患伤寒亡故。两位声名卓著的基督教传播人同一年去世，使势头迅猛的苗区传播潮大受影响，尤其安顺一带，开始呈现萎缩之势。但杨庆安并未因改良会失败和党居仁去世而丧失初志和雄心。直至三四十年代的石门坎极盛时期，安顺及周边各县的苗族子弟经杨庆安介绍而前往石门坎学习者仍不绝于途。1935年，川军杨森率二十军入黔。在安期间，杨森向地方政府谘询有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县政府推杨庆安向杨森当面陈述。此时杨庆安已年过半百，以其见识、谈吐令杨森刮目相看，当下决定请杨庆安担任苗区教育董事长兼苗夷风俗改进会会长，主持地方的苗族教育和风俗改革工作，并决定在柴家苑、南马店、汪官屯、下寨等苗族村寨开设四所苗民小学，经费由杨森拔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杨部奉命开拔，上述各校因经费无着而相继停办。
解放初期参加民族慰问团的杨庆安（前排右四，时任安顺专区民委副主任）；前排右五为安顺地委书记白潜。
随着年纪增长，杨庆安激情减退，逐渐退出传教活动，只维持普通教徒的义务，精力更多转向谋生之途。他修过公路，办过煤矿和砖瓦厂，还搞过盐务合作供销等，生活拮据。1949年以后，已步入晚年的杨庆安重又焕发活力，协助新政府调解各种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参与解决部分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为加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推进地方建设，继续奉献余力。曾先后担任安顺县民委主任、安顺地区民委副主任，以及安顺县政协及地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1950安顺专区农场协会委员会委员合影，二排中为杨庆安
注释
[1]王建民《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边声月刊》1938年第三卷第一期。
[2] 同上。
· 作者简介
2021年1月
值班编辑：洪惊涛
电子排版：王敏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