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安顺城记》特稿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第42期（总639期）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祎家 杜应国

《安顺城记》出版以后，逐渐引起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021年4月25日，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联袂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有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来自贵州的学者、嘉宾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历史、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书写问题。

 

研讨会会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主办方认为，洋洋二百三十余万言的《安顺城记》，堪称一套地方和民间修史的大书，也是地方文化书写史上令人瞩目的实绩。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与地方性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判断，会议针对性地提出如下论题供与会学者探讨：

1、地方文化研究：问题史与方法论；

2、全球化、地方性与多元化；

3、地方史写作：体例与史观；

4、历史书写与文学叙事；

5、多民族文化的书写问题；

6、中国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7、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问题；

本次会议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室举行。会期虽仅一天，安排却十分紧凑，上、下午的会议共分四场，每场发言嘉宾四位；除主旨发言30分钟外，所有嘉宾发言均限定为15分钟。

上午的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应邀到会并致开幕辞。王博副校长提到，《安顺城记》提供了一种很新的修史眼光，让学者的眼光下移，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存，让读者感知到这个世界里每一个鲜活人物的生命历程，让地方上的小人物能够出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这是洋洋七卷本的《安顺城记》的核心人文关怀所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教授主持会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致词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安顺城记》主编之一钱理群先生首先作主旨发言。钱先生向大家分享了他与贵州、安顺的朋友关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实践，从“自己来描写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对贵州文化的重新认识”三个方面，概述了自己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者展开地方文化研究的开端及过程。进而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具体问题，将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提出，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追问全球性文化危机下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钱先生同时指出，今天我们研究贵州、安顺文化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意义时，还必须强调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即我们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提出和建构，不是出于他者的眼光，而是来自内部的一种自我阐释冲动，是源于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一种自我审视、自我描写的诉求，是为了寻求自我的生命之根，为了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需要。由此，“自我—贵州、安顺—世界、全球”，形成了一个统一、有机的思想、学术、生命的网络。在此设想之上，钱先生致力于组织构建一个多学科、多层面，协同努力，互补递进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其知识体系的架构有着内在的逻辑结构、学科构成与充足的学理支撑。在项目组织和撰写方式上，钱先生提到《安顺城记》的一个特别之处，乃是此套丛书的编撰是一次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修史的自觉尝试，其撰稿者都是来自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并非学院里的专业研究人员，这样，在《安顺城记》的整个编撰过程中，汇集了从“三零后”到“八零后”六代非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热情和智慧，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文史爱好者和富有梯队结构意义的地方文化研究队伍。

钱理群先生签到 杜应国 摄

钱理群先生作主旨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安顺城记》总纂杜应国先生以安顺地方方言直接触及了此次会议的“地方性”议题。杜先生用两则小故事打开了有关地方性研究的问题与思考，根据他提供的书面发言，这些思考包括：“从安顺文化到文化安顺”“内部眼光：自己描写自己”“内观与外视的悖论”“边缘与中心，外卷与内趋”“小地方与大历史”“传统与现代”等等。杜先生谈到安顺的地方文化研究，从钱理群先生所倡议的“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出发，到“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命题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散点聚焦”到“整体观照”的方法论转换，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学术意识的启悟，《安顺城记》就是这种自觉努力的一次集大成的集体成果。即便如此，他仍注意到，作为一个在地的“文化持有者”，当他以所谓的“内部眼光”来“自己描写自己”时，也同样会处于“内”与“外”的悖论，即相对于描写对象而言他也是一个“他者”，这是一切地方志书写都需要注意的问题。根据安顺一地的历史沿革，杜先生从边缘与中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考察了历代边疆治理所出现的两种现象，即外卷化与内趋化。每当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弱化，以各部族首领统治为特征的地方政权，往往在尽量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情况下，与中央政权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依附关系，表现出较强的外卷化现象；反之，一旦被置于严格的统一行政建制之下，王朝政权往往会通过强大的权力杠杆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强力推动边疆地区不断沿着趋近于统治中心政治秩序、社会结构和文化风貌的方向转变，最终达到与统治中心同质、同构的一体化，是为内趋化。这是历代边疆治理最值得注意的两大趋向。

《安顺城记》总纂杜应国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九十高龄的乐黛云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告别家乡贵阳，负笈北大求学的情景。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学术著述，特别强调地方史的修撰应该顾及主流历史叙述中未被彰显的、被挤压的、甚至是负面的历史信息。地方史的书写不能只写大家都知道的、光荣的信息，而应对地方上的负面历史和负面人物的生活都应有所顾及。

乐黛云先生签到 杜应国 摄

乐黛云先生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贵州学者、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前馆长顾久先生在发言中，强调人在历史叙述中的主体性地位，他认为人的存在是一切的基础，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浓缩于地方历史上具体的人，因而含情入理、情景交融乃是一种很好的地方史叙写方式，从中可以将天、地、人有机地统合在一起。

 

贵州文史研究馆原馆长顾久先生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充分肯定了《安顺城记》对《史记》体例的借鉴，认为这是一部较成功的纪传体地方志，或可将之称为“纪传体的安顺通史”。张先生总结了《安顺城记》的三大亮点：一是体例上有所创新；二是五体俱备，结构合理；三是语言叙述较好。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认为题目可以商榷，《安顺城记》实际上写的是区域史，其内容远远超出了一个城市的承载体量和限域范围，或许改为“安顺通志”或“安顺纪”更为合适。二是《职官表》有欠缺，可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再增加两个表：《安顺古今人物表》和《寓旅人物表》，三表均应置于《大事年表》之后。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认为，《安顺城记》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支撑起来的地方志，也是一部容纳了多学科、跨领域视野的现代新方志，是一种“新史学”著作。《安顺城记》从各色小人物折射大历史，折射历史发展的内部逻辑。该著见人见情多，民情学术积累多，而以传记叙述为主的修史方式，则使整部书稿的文字洋溢着属人的生命气息和情感动势。邓小南欣喜地看到，《安顺城记》恢复了学科化以后的历史学叙事中那个长久佚失的“人”的视点，它给人的启发，既不限于安顺，也不限于方志。如果有机会修订，她建议：1、增加一份州县布局图，以及水系图、重要遗址图等等；2、碑记部分应注明现存何处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来自复旦大学的葛兆光先生区别了国别史写作与地方志书写之间的观念差异，认为地方志的功能是要加强一个国家里地方的多元性，这和民族国家修史强调缩小地方差异而加强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认同的书写方式不同，由此彰显《安顺城记》特殊的修撰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系葛兆光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远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通过视频，以线上的方式参与了本次研讨会。他别具只眼地将他的观察追溯到当年民间思想的源头，以满含深情的目光细腻地考察了钱理群先生与杜应国等贵州朋友的往来书信，勾连起一条跨越了学院与民间、中心与边缘、权威与后进的友谊的情感纽带，而这构成了修撰《安顺城记》背后的那个深沉的情动力，令在场的与会者无比动容。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通过视频线上发言 杜应国 摄

 

下午的会议由北京大学“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任吴晓东教授主持。来自北大中文系的张鸣教授肯定了《安顺城记》在体例上进行的大胆探索，认为尝试以正史的体例来编写地方志，并能利用通志、地理志、图经等传统志书的资源，又根据现代特征新设了一些门类，非常全面，无论体例、内容都有一定新意。张鸣教授谈到，贵州虽在整个中国位处边陲，而安顺在贵州并非真正的边远之区，在诸多民族中仍是汉人居多的地方，因而在参照系的择取之间，更要注意到其文化地理之强势和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某种相对性和动态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主持会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与葛兆光先生相呼应，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同样比对了国家史写作和地方史修撰之间的诉求差异。国家史强调同一的一面，而地方史强调差异的一面。近年来地方史研究的问题在于，不少地方地方史的编纂和书写还是套用国家史的框架，并没有将地方的“地方性”真正给解放出来、彰显出来。国家史注重变，而地方史更大的特点是不变，越往底层，越往地方，变化越小。从过去的建制看，县一级是最稳定的文化单元，其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都很强，因而往往呈现出一种长时段的稳定和文化历史惯性变化不明显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现时代以一个县（或地级市）作为单元的地方历史、地方文化研究，在学理和操作上均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里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大家做的都是没有“故乡”的学问，而没有故乡就没有把自己的身心结合起来的理解世界的原动力。有关故乡的学问不仅在研究者的个人感情上有意义，还体现在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模式的塑造上。由此，《安顺城记》的出版让我们反思什么是“地方性”，地方性不是我们在校园里想象出来的地方性，地方也从来都不是那个作为原质的地方。“地方性”是把地方带到一个普遍的世界观念中来，地方是在传统中国的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间来来回回交错着书写出来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教授特别类比了周作人“十字街头的塔”这一象喻式的主体位置，认为《安顺城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向外观看活生生的民众和基层文化生态的中介性视野，而知识者恰恰可以借由民俗学这个中介性的视野，去考察和体验不同地区和社群的人是怎么活着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中国人民大学的姚丹教授敏锐地看出《安顺城记》里吸收了不少法国年鉴学派的史述思路，特别强调安顺地方的日常生活，《安顺城记》的书写因而突破了那个基于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性的空间性。但《安顺城记》在书写安顺地方的种种文化构成时，书写者作为多数汉人的那种民族内部的自我中心主义尚未破除，在书写姿态上仍然有一种居于中心城市文化心态的对普遍性真理的追求，这种普遍性真理也同时带来书写者与书写对象间权力关系的重造。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姚丹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贺桂梅教授由阅读《安顺城记》深切地体会到一条从家乡认识中国的感知路径。贺桂梅认为，目前学界有关家乡历史学、家乡人类学、家乡考古学乃至非虚构的“返乡体”写作，促生了种种热闹的“家乡学”范式，《安顺城记》的出版恰逢其时。在该著中，安顺既是一体化的中国之区域性的一部分，钱理群先生是从中国认识和安置安顺，而贵州朋友们是从安顺出发理解和把握中国，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新鲜的地方与国家关系的动态的构造。而从安顺本身的边疆属性和多民族文化生态出发的考察，它的多元性和文化上交互的流动性亦可以返照当下中国的一种症候性，也便是我们作为现代的都市人太忙碌于自我经营和观照自我，太忙于书斋里的知识生产，而很少有闲暇能够静心地、从容地观看田地里的劳动者，打量那些慢速生活的普通人，而这些“长时段”不变的日常生活史是忙于构建大历史、关注历史转折和宏大普遍性问题的学院知识分子往往忽视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教授强调了编撰地方志时也需有世界视野和世界意识，期冀《安顺城记》的出版能够同时带动相应的翻译工作，把这部七卷本的民间修史巨著的影响力带到西方和世界。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戴燕教授则比对了《安顺城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之间的关系，观察到《安顺城记》的编撰内含着如何在地方志的书写中含纳自己的生命经验，以及发出地方的声音的“真问题”。

 

复旦大学戴燕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在下午的讨论中，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学者和在读博士生也贡献了阅读《安顺城记》的心得体会。李国华副教授将《安顺城记》与冯至的《山水》相比较，看出两者在结构上的共同点在于一个外来者对“家乡”的重新发现。《安顺城记》有一种从全球看地方的叙事格局，而这其中显示的症候便是“地方”没有办法从地方自身加以确立，而必须借助地方之外的外来者、暂居者和匆匆过客的眼光，地方迫切希望外来者的认同，地方有着唯恐自外于世界秩序的普遍性的焦虑。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国华副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浴洋从三种“之间”意识来架构钱理群先生修撰《安顺城记》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依据，将《安顺城记》放在上层知识分子与民间思想者之间、新文学与民间历史书写之间、中心城市和边缘地方之间的动态位置上加以考量和把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刘启民和刘东则分别从各自研究湖南地方文化和“东北作家群”的经验出发，把对《安顺城记》的阅读放在多种进行时的建构性关系网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探讨《安顺城记》对各自研究和学术写作的示范和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博士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刘启民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刘东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提供

 

会议最后，钱理群先生对本次研讨会进行总结，并回应了部分学者的发言。他指出：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中心召开有关地方性研究的大型会议，意义重大，这是边陲贵州与北京大学的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在北大历史上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它表明，一向高居于象牙之塔的北大，也开始眼光向下，关注到边远之乡的学术动向，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钱先生接续渠敬东教授对学界整体上“做的是没有家乡的学问”的痛切关怀，同时观照到现行学术体制下青年研究生的生存处境，为未来学术领域的开掘提示出两个具有发展潜力、可供延展的空间：古代文学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钱先生勉励青年研究生应保有韧性和智慧，在现行学术规约下寻找可能的发展空间，扬长避短，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以上诸位学者意见，系根据个人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或不当，概由整理者负责。）

2021/4/26

· 作者简介

刘祎家：1990年生。广西桂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杜应国：安顺职院退休教师，贵州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安顺城记》总纂。

2020年5月

---

值班编辑：王辉伦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