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观念”理论

文献来源：Sheri Berman，“ Ideational Theoriz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 26, No. 2(April 2013)pp. 217–237.

作者简介：Sheri Berman，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政治科学（比较政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政治发展、欧洲政治与政治史、民主与民主化、全球化与左翼历史等。个人介绍见https://polisci.barnard.edu/profiles/sheri-berman。

在经历了多元主义、行为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多年统治之后，政治学界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了政治行为和发展的新路径——重视国家的作用。部分学者开始认为国家及其附属的政治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力量的传送带或工具，相反，它可以对政治结果产生独立的影响。彼得·豪尔（Peter Hall，1993）认为，仅仅提出国家是重要的还不够，还需要解释国家为何重要和国家怎样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理论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中心论中的“国家”具有模糊性——谁是相关行为者？ 一旦确定了相关行为者，国家理论者需要确定他们做了什么、为何这样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豪尔转向关注作为社会学习的政策制定。作为社会学习的政策制定的概念，强调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因为国家行为者对过去和当前事件的解释以及对信息的选择性甄别对政治结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自《政策范式》一文发表以来，从国家中心论到（历史）制度主义再到观念的学术研究存在明显的逻辑延续性。但是，《政策范式》提出的问题和缺陷依然存在。本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观念分析中的主要变量和行为者是什么？它们最初是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观念研究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与其他理论相区别的？观念转向能为政治科学贡献什么？

定义

当前观念研究中的观念变量往往存在模糊性，作者认为观念变量的定义必须是可辨认的、独立的、与特定行为者及其行为相联系的，同时应该被其他学者所接受。继而作者分别讨论了最常用的观念变量：信念、规范、文化和意识形态。

信念是最简单的和最基本的，是政治行为在相对有限的范围或政治领域中的意见或看法（对特定的政治议题的信念：控枪、移民、自由贸易）。信念可持续多年亦可随风而变。与信念相反，其他三个观念变量——规范 、文化和意识形态——是集合性的和相对持久的。

其中，规范是最受限制的。它们与一群特定的行为者有关，但该群体可能仅仅是共享着规范本身——特定政策领域或行为类型的坚定信念。知晓某一个人或群体所坚持的规范并不必然告诉我们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政治行为或态度。规范是一种集体持有的信念，它支配着某些特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思想和行为。

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更广泛的现象，二者都能对个人生活的不同领域产生深远影响。那么二者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它们可以也应该被区分。文化与具有特定和可辨认特征的群体联系在一起，通常具有归属性质（ascriptive nature）。个人通常不会加入或转换文化，而是属于文化。文化没有目的性，文化的存在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它提供的是对基本的社会活动（也许还有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一般性准则。意识形态在这两点上与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共同体——由信仰意识形态本身的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意识形态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和政治运动无关是毫无意义的。

与其他变量相比，文化在研究中似乎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它可能比其他变量更加难以明确定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模糊，甚至它的基本信条也难以确定。其次，与文化相关的行为者也是难以确定的。再次，因为文化通常不具有目的性，所以分析者不得不通过外推甚至是猜测来研究它对特定政治结果的潜在影响。最后，当学者试图将文化的特征与某些特定群体的行为或决策联系起来的时候，文化往往被视作固定的部分。但是如果缺少对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细致考察，那么文化在特定的分析中是否是自变量或因变量通常是不明确的，这导致文化的因果分析甚至过程追踪比其他观念变量困难得多。

检视变迁和持续

个体、群体或共同体为何放弃旧的观念而采取新的观念？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作者分析了观念起与落的两个阶段：1.既有的观念被质疑，政治空间开放，新的观念得以进入。在该时期，统治观念的失败或缺陷创造了对新观念的需要（demand）。2.由于政治行为者支持替换既有的受到质疑的观念，各种各样的新观念出现。在该时期，新观念的供给（supply）开始出现并为了获得统治地位而相互竞争。

新的观念不会自发获得优势地位，而必须获得具有说服能力的个人或团体的支持。因此，这些行为者的特征和权力地位可能在解释为何某些观念相对于其他观念取得优势地位时非常重要。同时，观念本身的特征也值得关注，它需要具备吸引聪明和强大的拥护者的能力、适应既有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能力并提供对于当前问题的容易理解的解释和解决方法。因此，研究观念的变迁，需要检视需要和供给两个方面，即政治空间的创造和新观念的出现，同时关注结构变量和非个人力量与特定案例的因素和力量。

一种观念如何以及为何取得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并不必然揭示其是否以及为何将成为政治生活中持久化或制度化的一部分。此外，导致一种观念上升到突出地位的因素可能与导致其持续的因素不同。这里所研究的问题是，观念如何嵌入到特定的群体、组织或结构中，从而比塑造它们的初始条件持续得更久。一旦制度化，观念便可以作为独立变量影响政治生活。如果没有对自由贸易和马列主义的信念，对WTO或者20世纪早期欧洲的共产党的出现就很难理解；新自由主义深刻影响了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运作。需要重点关注的不仅仅是观念变量和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就是前者在塑造后者的形式中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只有制度化观念才能获得独立影响政治生活的能力。一旦制度化，观念能够通过重塑行为者的身份、目标、对世界的理解、面对的奖惩来影响其思维过程和行为。

观念变量如何塑造政治生活

政治科学中解释政治行为的基本趋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关注行为者的利益和目标，将物质利益作为推动政治行为的关键因素，行为者为了实现自身收入、财富和资源等的最大化而采取行动，政治生活被理解为行为者实现各自目标的竞争或战斗；另一种是关注行为者所处的环境，理解政治行为和结果要求首先认识行为者的（物质）利益，然后在既有的限制和机会中找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对于利益，观念理论和理性选择与公共选择不同之处不在行为者利益和目标的重要性，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利益和目标的内容。观念理论采取更广阔的视野看待行为者利益和目标，其多样性远超最大化收入、财富和资源等的欲望。行为者往往具有非物质性的利益和目标，而且其非经济身份（例如，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等）常常胜过经济身份（例如，工人、资本家、出口导向的企业主、小农场主等）。这些非物质利益、目标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他们对不同行动方案的评价。同时，许多观念理论者将观念，尤其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现的观念视为重要的环境变量。观念能够通过影响行为者的动机和塑造特定情境中的限制和机会来影响政治行为和结果。

自从彼得·豪尔1993年发表开创性文章《政策范式、社会学习和国家》以来，观念的研究议程已经大大扩展，目前囊括了从建构主义者到理性选择理论者的所有人。本文评价了自《政策范式》一文发表以来学界已经了解到的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分析了社会科学家如何应对《政策范式》一文提出的挑战和质疑，并探讨了目前观念研究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观念理论者的前进之路必须包括提出更清晰、更容易达成共识的观念变量的定义；更加广泛地研究观念制度化并随着时间影响政治结果的过程；更加细致地考察观念塑造行为者的动机和情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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