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一个大多数人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西洋岛国，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外海，2017年人均GDP高达16145美元，居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前五位。从Polity Ⅳ来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是“完全民主国家”（10分），同时该国识字率高达95%，也是全球婴儿与孕妇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传统的发展理论强调结构约束以及殖民遗产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但资源诅咒理论与殖民遗产理论均无法解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一案例。一方面，该国并没有因丰富的石油而陷入腐败与落后，另一方面欧洲殖民者羸弱但具有攫取性的殖民机构也未能形成阻碍该国日后发展的历史遗产。为此，Zophia Edwards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她强调组织化的劳工运动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作者提出的这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路径”（a postcolonial sociological approach）是对三种既有研究的结合，它们分别是：后殖民学说，将分析的焦点从殖民者转移到殖民地的行动者；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社会运动对国家发展进程的作用。作者的论证逻辑是比较清晰的：在1919—1920年以及20世纪30年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爆发了由石油工人牵头的跨种族、多部门的社会运动，此时石油开采已经是国家的主导产业，而此时该国的殖民机构能力低下无法对运动进行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抗争推动了殖民地政府改善劳资关系、生活工作环境以及增加了政府的包容度，劳工组织在殖民地独立后依旧存在，为国家的经济健康增长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另一篇文章中，Edwards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加蓬进行了比较：在刚刚独立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两国均拥有相对丰富的石油，国家对经济介入较少且发展较为落后，但为什么70年代以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加蓬却依旧在贫困中徘徊？作者的回答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言：无工人阶级，无后殖民发展（No Colonial Working Class, No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力量，而工人阶级运动在国家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发展原因前文已经简述，相比较而言，加蓬的工会组织缺乏独立性且不具有跨部门的特性，而殖民政府的镇压能力较强，这导致工人运动的能力和规模都十分有限，从而使政治精英大肆攫取石油资源，国家羸弱无能而陷入资源诅咒。
作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资源诅咒与殖民遗产两种理论的检视基础之上的，但是笔者认为她与这两个阵营的对话并不充分。一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为什么好的资源禀赋形成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我们还可以再举两例：Benjamin Smith认为，时间很重要，如果资源的发现在国家成立之后且建国时刻精英面临严峻的反对与威胁，那么统治者将会建设强大的国家与政党，这样当资源被发现之后它们更有利于统治的持续，而在那些资源在建国之前就被发现的国家，统治者们则更乐于攫取资源而陷入资源诅咒；Thad Dunning认为并不是所有资源丰富的国家都会成为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反而在那些资源部门占政府开支的比例较大但占整体经济比例较小的国家，自然资源会具有民主效应。而殖民遗产也汇集了巨大的作者群，除却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既有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解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发展：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早期为西班牙殖民地，由于无矿产且人口稀疏而被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忽略（James Mahoney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的殖民体系边缘可以避免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地主精英的出现），而之后该殖民地多次易主，181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且受到宗主国直接统治（Matthew Lange区分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方式，认为相较于间接统治，直接统治更有利于行政体制、基础性权力和包容性社会的建设，从而获得好的发展）。
除了案例内研究和跨案例比较外，在另一篇文章中Edwards还利用1984—2010第三世界的36个资源依赖型国家的面板数据，以检测资源诅咒理论与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假设。以上研究均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这篇毕业论文进一步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揭示了国外投资与外债的消极影响，同时劳工运动对强大国家机构的正面作用。这无疑体现了一位左派学者面对世界不平等状况的热忱思考。Rueschemeyer等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强调了工人阶级之于民主的作用，Edwards的研究则表明，工人运动及其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转型学的民主研究将精英放在分析的核心位置，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均认为民主化（尤其是在“第三波”中）的关键是英明领袖的出现。这种观点推演到极端，便是盲目的推崇所谓“德性”、“优良品质”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德国学者希尔斯认为，现代西方自由社会能够正常运行“赖以生存的是别人的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的德性遗产”。国内也有学者呼吁将“德性”带回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心，强调精英自律在政治转型与民主质量中的积极作用。但那些被精英们编织的“德性”在现实中是什么呢？是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无情杀戮，是自由主义大师一边高谈自由民主一边却在贩卖黑奴，是《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洛德的道貌岸然与蛇蝎心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历史社会学解释了斗争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显然是那些鼓吹“谈出来”的国家比“打出来”的国家“更可爱”的学者所不愿承认的。
Edwards在2015年取得了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如今任教于普罗维登斯学院（Providence College），主要研究涉及比较历史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后殖民理论、劳动运动等。其博士导师为Julian Go，研究主要包括帝国与殖民/后殖民理论、比较历史社会学等，导师组成员还有擅长第三世界劳工研究的Susan Eckstein以及擅长案例研究的John Gerring等学者。政观之前编译文章大都来自于最顶尖的期刊，那些作者要么追随过最顶尖的学者，要么曾在最顶尖的大学就读，或更多情况是二者兼备，但这实属凤毛麟角，大部分“青椒”的学术历程则暗淡很多：在一个不错的学校读本科，考上了知名大学，有幸见过一些知名学者，将博士论文作为第一本专著出版（而国内的学生在读博期间还要思考论文发表），毕业后去了一所虽逊于博士学校但还说得过去的大学任教，上课、写文章、开会，在学术的道路上踽踽前行。
编撰：释启鹏
审读：何家丞
编辑：吴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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