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Migdal, J. S. (2009). Researching the State. in Lichbach, Mark Irving, and Alan S. Zuckerman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pp. 162-192.
作者简介：乔尔·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华盛顿大学政治系Robert F. Philip荣休教授。
引言
国家是比较政治分析的绝妙对象，不论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是富是穷，是古老抑或新兴，关于国家性(stateness)的标准使得我们可以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同时，国家的比较也给比较政治研究者带来了诸多棘手的难题。今天世界上存在将近200个国家，国家的实然状态相差如此之大，国家之间几乎不可能基于某一标准而进行比较了。尤其是所谓瓦解国家、失败国家、犯罪化国家的出现，一些国家甚至丧失了提供安全环境或汲取税收的功能，这样的国家连国家性标准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都削弱了国家对其民众的统治能力以及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这也让许多国家看起来缺乏国家性。本文将探讨在这一情形下，学界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国家研究的困难与希望。
应然与实然：单一模版与多元实践的张力
国家的应然图景：两张面孔
关于何为国家的单一模版虽然受到了冲击，但简单放弃国家的应然概念仍然是不可取的。不论是有效国家还是所谓的失败国家，国家仍然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所有国家都有外交部、财政部、议会和法院等机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区中，国家结构的相似图景是被广泛共享的。这也显示出了国家的第一张面孔，即在一个广阔且有清晰边界的领土范围内，一个连贯且胜任的主体制定并执行管理人们生活的主要规则。如果第一张面孔凸显了社会控制，第二张面孔则更加柔和，包括代表、忠诚和动员。在这里国家不是高于民众，而是来自民众并嵌入民众，成为民众集体意志的代表。因此，关于国家的应然图景是存在张力的。一边是硬性的、社会性、控制性的国家，被韦伯界定为“在给定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是“人统治人的关系”；而另一边是柔性的、代表性的国家，来自涂尔干和卢梭所表达的社会团结和公共意志。
国家的权威既要求民众的服从，又要求民众的忠诚。对所有国家而言，行使权威和获取忠诚都带来了相似的挑战。一是如何治理高度异质性的民众？民众通常由多重、甚至相互冲突的宗教、族群、部落、文化、语言和经济群体所组成，这些群体和其中的个人又具有大不相同的偏好、观点和需要。二是国家如何获得所有重要群体的忠诚来动员民众为维护国家保卫边界做出牺牲？国家标准图像和国家所面临挑战的相似性，使得在不同时间、空间和情景下的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相同的，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国家实然实践的多样性
尽管国家间有相似的制度结构，但其最重要的功能性、内在性因素则可能有很大差别。早在19世纪初期，国际法律秩序就将欧洲国家与其他“未开化的国家”区别开来。在21世纪，学者依然对那些偏离了欧洲现代国家模式的国家贴上“准国家”或“失败国家”的标签。这种排除法或许让我们可以简洁地使用某种范式来概括国家，但也会让我们忽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在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
国家的数量在20世纪有了大规模的增长。国家在数量上的增长大致可以归为三波。其中，第一波来自于一战后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第二波来自于二战后英法等殖民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瓦解。第三波来自于苏联的瓦解，在较小的程度上还包括南斯拉夫以及埃塞俄比亚的解体。在第一波浪潮下出现的国家，其领导人有强烈的动机去建设那些获取物质和非物质支持的制度。在一战后的国际和区域环境中，对于各个国家而言，入侵、征服、领土变更甚至国家灭亡都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国家存亡取决于领导人能否建立统治、征税、构筑国民的忠诚以及动员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一战后兴起的国家走过了与早期欧洲国家在现代国家形成阶段相似的道路。但一战后的新兴国家并不符合标准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一战爆发时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一战后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失去了将土地上的所有民众构建为国族的最佳机会。二战后，从1947年印度的独立开始，世界掀起了长达20年的独立浪潮，世界历史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广阔的领土范围内以及高度异质性的族群基础上建立有效国家绝非易事，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也不再像之前的国家那样面对领土变更和生死存亡的威胁，因而国家的领导人也缺乏足够的动机去构建一个有效国家。冷战时两个超级大国对新兴国家的争取也削弱了这些国家从民众中汲取资源的动力。外国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贷款大量投入到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中，这让新独立国家不必经历从其民众中汲取资源的痛苦过程。这也使得这类国家的国家能力相对较差。苏联解体后产生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面临着几乎相同的问题。
20世纪的新兴国家与普通人对于国家的一般性预期相差甚远，二战后许多学者认为这类国家必须要经历一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以逐渐接近标准图景中的国家。随着新兴的后殖民国家陷入到接连的政变、无休无止的内战、国家职能犯罪化以及长期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中，许多学者甚至政策制定者发现他们关于现代化的理论遭受着严重的挑战。
比较政治分析中国家研究的新进路
较新的研究不再过度依赖基于欧洲经验的国家应然图景，而是吸纳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实践，即便有些国家与欧洲式的国家图景并不接近。学者们拓宽了比较政治学中对于国家的理解，不再根据他们与欧洲式的国家的偏差而用一种二分法来处理非欧洲的国家。本文将主要关注两类研究，一类研究关注“政治轨迹(political trajectories)”，一类研究属于"整合性的比较分析(Integrated comparative analysis)"。这两类研究都起源于政治学中已有的研究传统。政治轨迹类的研究主要起源于比较历史分析，整合性的比较分析致力于将大样本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
政治轨迹
在过去十年来，社会科学正在见证历史分析的复归，在方法论层面上，学者们比过去更加重视事件发生的时机、次序和情境。政治轨迹分析关注国家形成时以及国家发展中其他关键节点时的世界历史条件。他们关注那些关键精英、社会力量、制度以及环境以不同方式进行混合时对国家实践多样性的作用。对地方社会力量和普遍性的全球力量的关注使得政治轨迹分析与过去的社会历史研究和结构主义研究相区别，后两者都倾向于忽视边缘地带的行动者。
政治轨迹的研究关注制度是如何发展的，其发展方式可能和催生他们的历史力量相去甚远。Ziblatt（2006）基于对意大利和德国联邦制历史发展的分析，探讨了中央政府在其所宣称统治的领土上控制力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以及中央与偏远地区治理安排的多样性。Boone(2003)也基于对西非国家的研究，通过对中央权威与地方精英互动的分析来解释国家对其领土控制能力和控制形式的多样性。Mahoney利用关键节点这一概念，提出中美洲精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一自由改革时期所做出的种种选择，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基础。Slater则更加关注精英互动和关键事件发生的时机，他试图解释为何在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影响后(例如日本的占领），在相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政体稳定性和国家能力却有很大差别。他发现东南亚国家中，较为有效的国家往往在建立威权体制之前就发生过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冲突，这给了国内精英团结起来建设高效集权的国家体制的必要条件。而在内部冲突更为可控的国家，精英则不愿投入成本开展国家建设。在Slater的研究中，威胁性事件发生在政体确立之前还是之后影响了国家建设的结果。在这类研究中，单独使用个人理性或制度逻辑都不能解释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很多解释都来自于有不同目的的行动者的互动过程，而所发生的结果可能是这些行动者未意料的。
整合性比较分析
整合性比较分析致力于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连接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对于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整合有两种模式，一是“同线模式(on-the-line)”，用大样本分析来进行因果分析，再用个案研究来阐述和深化量化研究的发现。第二种是“异线模式(off-the-line)，致力于实现大样本研究与案例研究的对话甚至辩论，即用大样本研究来说明可能发生什么，再用案例研究来提出确定性的论断，从提出可能发生什么到提出必须发生什么。大样本研究可以提出宽泛的解释，而对具体案例的观察可以让我们修正甚至抛弃原有解释。Benjamin Smith就采用这种模式来研究石油财富和政治稳定的关系。Smith利用107个国家的数据来分析石油财富与政权失败、反体制抗议和国内武装冲突之间的关系。他发现，由于能够投入大量资源建设掌控强制权力的机关，样本中富有石油的国家有很高的政权稳定性。Smith还发现有一些统治者能对复杂的国家制度进行建设，而不仅仅是通过对强制机关的建设而维持政权稳定。他对印度尼西亚和伊朗进行了比较指出，印尼建国之初并没有大量的石油收入，统治者仍有动力推动国家建设来汲取税收，而伊朗起初就有大量石油财富而不具有建设复杂制度国家制度的动机。Smith的研究既没有让质性研究压过量化研究，也没有让历史制度路径压过理性选择路径，他的分析是融合性的。
走向多层次、多范式的国家研究
政治轨迹和整合性比较分析都没有采取单一、直接的分析路径，基于历史条件和时机去进行更具有开放性的分析，回避了那些早期结构主义作品中决定论的研究取向。这些研究正在重新将政治引入国家研究，关注国家和社会中的竞争性力量，尤其是中央国家精英和地方精英之间的竞争。对于国家的研究正在将国家作为一个层次、多目的的实体，其内部各个部分常常以相互冲突的目的进行运转。具有内部复杂性的国家运转于同样复杂的环境中，这一环境既影响着国家又受国家所影响。这种复杂性则来自于国家的两张面孔：控制的面孔和代表的面孔。这一复杂性也体现了国家在应然图景上的相似性和在实践上的多样性。这一复杂性中至少包括三种不同分析层次的力量在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发挥作用，一是全球性力量，二是区域性的力量，三是国内独特的社会文化力量。
国家的复杂性已经把国家研究变成了一个折衷的事业。它需要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等路径以及历史、案例和定量方法的混合。不同的视角强调了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国内、区域和全球环境的相互作用。许多研究国家的政治学家放弃了理性主义、结构主义或文化主义的单一研究路径，他们已经开始回避对国家进行高度的概括，这种概括使国家脱离具体情境，并且他们已经从线性的因果模型转向了面向过程的分析；从比较静态分析到历史分析，强调时间和次序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变化都为国家的比较提出了更有趣的问题，并提出了更丰富、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编译：赵德昊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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