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经历
我本人刘智保,(原名记宝、珠宝,小学时改名为智宝,意为智慧的宝库),于1933年农历癸酉年正月十八日卯时(公历1933年2月18日)出生,现年67(虚)岁(1999年),高小毕业。现有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职称。我在这一部分回忆录中,分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进入老年五个时期作一回顾。
1、 幼年时期(8岁之前),
全家五人(父母,大姐,二姐,本人)。有草屋7间,(其中2间半租级刘小妹父刘成又家居住,2间塌掉),共有2亩多宅基地。
草房朝南,门前一片大场,屋东屋西两边是竹园。有燕竹、象竹、篦竹等竹子,农历3——5月三个月可吃竹笋、卖竹笋。竹园里还种有榆树、连树、桃树和其他杂树,草屋在四面绿化之中,环境比较优美,空气比较新鲜。
我家紧靠西阳塘航道,当时西阳塘是常熟直通西阳港、西阳港通长江可达江北南通各地,来往船只川流不息,坐在家里可见南来北往、北往南来的各种大中小船只(那时还无机动船,都是撑、摇、拖船),令人赏目。我家是在常熟虞山之正北约36市里(18公里),只要天气晴朗,在家能见常熟山一天之内18变(晴天变青,少云时变绿等)的山景。所以,我在幼年、少年时期,很爱我家。
但是,我家很穷,虽有10多亩地,因父亲不顾家,还在金童子庙庙会当社,种种原因,把田大多卖给了人家(一般是活契约,期满有钱可赎回),记得我幼年时全家卖剩了九分地。
为了活命,父亲在西阳街上帮茶馆——打工,大姐到常熟城里当保姆,我和二姐主要靠母亲种田,卖竹笋,摇棉纱织布来维持较低生活水平。冬春日短时一天吃两顿粥或面条,夏秋日长时一天吃三顿,早饭是稀饭,中午是菜饭,晚饭吃粥或菜面。
总之,我在幼年时期,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菜粥汤,穿的是破衣裳。贫困生活中成长,直到临解放前(1949年前),赎回了二间半房子和四五亩地,家庭生活略有好转。解放后,1950年土改时,我家仍被评为贫农成份。
2、 少年时期(9——15岁)
仍在家乡妙桥镇欧桥村刘家巷我家居住。
9岁到10岁曾在私人办的土学堂读书,11岁到12岁停学在家参加一些家务和田间劳动。13岁到15岁又在公立小学(洋学堂)欧桥小学、妙桥中心小学读书。
在1941年——1948年我少年时期,经历了读书——劳动——边读书边劳动阶段,我的主要特点是三热爱:
首先是热爱劳动:我从小就热爱劳动,当时因家庭生活贫困,参加一些为解决家庭生活的劳动,如挑野菜、拾野柴、摸螺丝、捕鱼虾、提水、烧饭、家庭打扫等劳动,也参加一些简单的田间劳动,如锄地、种菜、车水、平田、拔秧插秧、耘耥、收割、坌地、种麦等农活。又因父亲很少回家种田,我主要协助母亲、二姐种田,多收获,以维持家庭生活。
其次是热爱读书:我在私塾和新式小学读了5——6年书,都能认真读书,功课很好,被先生(那时称老师为先生)和学校评为“品学兼优”,平时写的作文周记,先生批为“超”和“超+”(那时先生批学生作业分为“超+、超-、超、上、上中、上下、中下、劣”八个等级),我在欧桥小学妙桥中心小学读书时,学期考试基本都是全班级第一名,只有一学期是第二名。我当选为班级级长、儿童团团长。
班长的主要任务是:一是点名,一天早、中两次点名,同学是否准时上学或迟到早退等;二是上课下课向先生行礼,上课喊‘起、礼、坐’,下课喊‘起、礼、退’;三是每周一开晨会,每周六开晚会;四是组织课外活动,负现上操站队,文体娱乐活动;五是辅导同学读书,互教互会,共同进步;六是搞好班组清洁工作,学生轮班批扫课堂和指定场所,包括擦黑等。当全校儿童团长的职责是带好同学,遵守校规,整队上操,升旗降旗;办好墙报,组织课外活动等等。
再是热爱祖国,我在五岁时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日本鬼子来到了西阳,母亲带我和二姐逃难到了金家村、周家院,直到我13岁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接着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在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1949年4月27日常熟人民获得了解放。
我在这一段时期,经历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也听到传闻有“毛泽东、共产党、新四军”等是人民的大救星,我在欧桥小学读四年级时,一次写毛笔字时,我曾写了“拥共、打鬼、蒋倒”六个大字。被先生批阅时发现了,找去训了一顿,并把我写的字也撕掉了。
1947年我15岁时,从妙桥中心小学毕业,第一次拍了一张照片,贴在高小毕业证书上。当时,妙桥没有中学,只有塘桥有中学,如到塘桥中学读书,离家较远,只能吃住在学校,这就增加了伙食费住宿费,再加上学杂费,家中贫困,读不起中学,就停学在家做家务务农,到1951年3月正式成为乡干部(民兵队长)后,才停止务农,当了革命干部至今。
1、 青年时期(1949——1957,16——25岁)
也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头八年,根据我在八年中担任的职务,简录如下:
一是农会会员,解放以后,西阳乡建立了农民协会,是由贫雇农组成的农会,我家是农会会员,当时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主要任务是向地主富农开展“减租灭息”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
二是民兵班长。我参加了民兵,当了班长,主要任务劳务结合,白天参加劳动生产,晚上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维持社会治安。
三是村长。1950年3月,我经过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当了欧桥村村长(当时称为西阳乡第五村村长),主要任务是领导全村人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评成份、分土地”;当时全村120多户,评为小土地出租者1户,富裕中农15户,中农30多户,贫农70多户,雇农6户。我家评为贫农成份。此外,也领导全村农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发展农业生产(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土改、镇反、生产”三大运动的胜利。
四是团支部书记。我于1950年10月,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入团不久,就任西阳乡青年团支部书记,领导与组织30多名团员,在“土改、镇反、生主”三大运动中起先锋作用,成为全乡青年学习的榜样。
五是民兵乡队长。由于我在任村长、团支部书记时工作积极,不计报酬,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于1951年3月,提拔就任西阳乡民兵乡队长,是国家半脱产的革命干部性质,月工资为100斤籼米。
民兵乡队长的主要职责是搞好人民武装工作,抓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其主要任务,一是做到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落实、思想落实、军事落实。全乡有13个民兵分队,120个民兵班,1200多名民兵。二是成立了一个武装基干民兵班,有15个人组成,配有10多支步枪、100多发子弹、10多个手榴弹,每夜到西阳港口、乡与乡交界处巡逻,严防阶敌人破坏,维持全乡社会治安。
我们还加强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监管,每周五进行一次训话,只准他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造谣破坏。
那时正赶上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纠集所谓联合国16个国家侵略朝鲜,进而想要进攻中国,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国青年纷纷参军参战,我领导的以武装基干民兵班为骨干,有2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经体验合格后赴朝参战(我因工作需要未被批准参军上前线)。
六是党支部书记。1952年8月,我参加了中共常熟县委党训班(设在东张镇),通过一个月培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后,本人申请,顾金生、钱振芳二位同志介绍,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为1952年9月,预备期半年,于1953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当时,西阳乡共有五名党员:我、蔡小米、马关元、蒋三保、陆秀华,建立了西阳乡解放以后的第一个党去部,我由中共福山区委批准任党支部书记,成为西阳全乡人民的领导核心,完成了“抗美援朝、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秋粮征购、党抓武装”等各项任务。
七是区委秘书。1953年7月,我被调到中共福山区委做秘书工作,从此一直离开了家乡西阳。区委秘书工作主要是当好区委的参谋,一方面,通过电话,要20个乡汇报各项运动工作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供区委负责同志作为指导全区工作的依据,按月向中共常熟县委办公室作一次全区工作书面报告;另一方面,把县委、区委对各项工作的指示或文件通知等,钢板刻字后油印发给各乡贯彻落实。此外,还要负责改发文、接转党团行政关系,接待人民来信来访以及下乡调研等工作。
八是区委组织委员。1955年上半年,我调任中共福山区委组织委员,负责全区组织工作,主要任务是抓好党的建设,一是发展新党员,在20个乡中发展党员2000多名,二是开展整党,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员队伍,三是选拔乡区干部,调整乡区领导班子,四是抓好中心工作主要负责全村片五个乡(金村、杏市、四安、郑桥、周院)中心工作,办好合作神,粮食统购统销,完成农业社会义义改造。
九是区委副书记。1955年上半年,福山区同大义区合并为谢桥区,原2个区的30多个小乡合并为10个中乡,我被任命为中共谢桥乡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那时我分管的工作是,一继续抓好建党整党工作,二是办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全区农业合作化,三是推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完成粮食征购销任务。我除分工在汤桥乡、毛桥乡工作外,主要负责大义片三个乡的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十是乡党委书记。1957年下半年,县委决定撤区并大乡了,原谢桥区十个乡合并为四个乡,即大义乡、妙桥乡、谢桥乡、福山乡,我被县委任命为大义乡党委书记。从此在大义工作了八年。
(第二阶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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