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篇”时代背景“一文中曾经谈到，晚明文人士大夫这类群体，地位正面临着新兴经济阶层商人的挑战。社会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反应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消费上。商人阶层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其模仿和购买等商业活动推动了晚明的奢侈消费行为。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则竭力通过自己的特殊消费行为来强调品味与格调，分类社会地位，以便能与商人阶层有所区隔。因此，文人士大夫在住宅、旅游、服饰、饮食、交通工具（乘轿）、家具等诸方面的消费趋向上充分展示出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牛津大学中国美术史学者柯律格指出，晚明士商地位的变化以及物品商品化之后，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所需商品，造成了社会竞赛。当时曾经处于较高地位的文人士大夫独有的消费活动，却被富商甚至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油然而生。文震亨所撰写《长物志》这类书籍的出现，呈现出文人士大夫眼里的精品分类，形成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流行时尚，而这种“时尚”观念，正反映出明代文人士大夫对物品的一种焦虑感。
我们在阅读明末清初的史料笔记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信息。当时的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接待方式、服饰、舟车，甚至使用的家具器物等所呈现的社会上下级关系的变化极为敏感。他们观察详细，批评辛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这些“烦琐的阶层性象征“十分在意，说明这种社会身份问题在当时的社会中孕育着紧张与摩擦。
对文人这个群体，书房是他们极为重要的环境，它是文人精神的家园。清高的文人自认为只有他们才需要书房，书房是他们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他们拥有渊博知识或先进思想的财富形式，也是用来支持他们身份和地位的物化所在。 明中叶，不少文人著书立说，描述他们理想中的书房模式。如《遵生八笺》之《高子书斋说》；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30中也有描述文人书房的场景。
而到了明中后期，却出现了另外一番场景。明末史料笔记《云间据目抄》有记载：”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畜盆鱼杂卉，内列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金瓶梅》34回有描述西门庆这类暴发户也设有他自己的书房，名为”翡翠轩“：”里面地平上安着一轧钢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 ... 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稍并送中秋礼物账簿。“此外，明代小说《喻世明言》卷12也有描述高级妓女也有书房。由此可见，包括书房这类曾经处于较高地位的文人士大夫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被富商甚至平民所模仿，造成了社会竞赛，而文人士大夫对这类恶俗书房嗤之以鼻。在明末史料笔记中，还记载当时身为文人士大夫所叹忧的问题——庶民开始模仿文人士大夫之间”某老“的称呼，甚至俳优也开始使用文人士大夫所特有的字号。
随着商人与皂快这类低地位群体的社会地位改变并逐步抬头，这类的模仿行为涉及面就越来越广，包括住宅、旅游、服饰、饮食、交通工具（舟车）、家具等等方面。在此种情形下，文人不得不寻求实现特殊化，来作为抵消商品化的一种方式，通过消费趋向来展示自己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种竞合关系，便促进了晚明时期包括家具在内的多行业的蓬勃发展，从苏州扩展到整个华东，乃至全国。反映在家具上，由于文人优雅的鉴赏力以及文人参与改良制作细木家具，便诞生出了为后世所瞩目的“文人家具”（即王世襄先生定义的明式家具）。
以下史料笔记即记载了这一变化的历程。
万历初年张瀚所书《松窗梦语》载:“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
万历十九年刊印《遵生八笺》之《起居安乐笺》有记载：”靠几 ... 吴中之式雅甚，又且适中。“”藤墩 ... 吴中漆嵌花蜔圆凳，当置之金屋。“
万历丁酉年刊印《广志绎》卷二《两都 》有记载：”姑苏人聪慧…，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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