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国明式家具被西方艺术家誉为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结晶体，其工艺浓缩的文化内涵、简洁流畅的线条，都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公认为当之无愧的艺术品。明式家具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文人情结从各种家具类型中脱颖而出，成为高雅文气的一种家具形式。它以简洁的造型，挺拔的线条，秀丽素雅的身躯为世人赞叹！由文人参与设计和制作的这类家具在明中后期风行，故称为“明式家具”，流传至今。但为什么晚明文人要参与家具设计制作呢？晚明文人为何有如此的艺术修为并运用到家具设计中呢？
本文所探讨的即是此问题，此篇博文将借鉴现有的明代社会与艺术研究专著，并通过这些专著的学术论证来阐明观点，可谓是站在前辈的肩膀来探讨这一问题。
晚明的社会背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俘虏。次年，景泰帝朱祁钰继位。持续数年的战争，加重了明王朝财政开支压力。景泰四年（1453年），山东、河南等处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临清县生员伍铭等愿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参见《英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由此开启了明代捐监制度。捐监，即向政府捐纳钱物换取入学资格,属于变相的卖官。明代捐监制度包括对捐纳者身份、物品等规定。降及明末,捐监制度向各领域渗透,对明代中后期教育、学风，乃至吏治造成恶劣影响,为清代捐监之渊薮。（参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海妍《明代捐监制度研究》）
明初，生员名额有定额，之后增广名额，不拘定数，称为“增广生员”。之后又额外增取，称为“附学生员”（明史六十九卷志第四十五）。晚明人口激增，形成大量的生员，遂造成科举下层大量拥塞的现象。晚明顾炎武估计，明代全国生员50万人，进士三年一试，一试也只录取两三百人，30年后也只有两三千人。（参见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之《生员论上》）
日本中国史学者宫崎市定估计，晚明时期生员到举人的乡试录取率约1%，举人考进士比率约是三十取一。生员成为进士的可能性约为三千分之一。（参见《宫崎市定全集》之《科举》）
根据巫仁恕《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中的分析：“明初生员大约只有3-6万左右，大约占全国人口0.1%弱。到16世纪增至31万余，晚明则至50余万，占全国人口0.33%强。”
《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明代各地乡试录取率略表
结果导致明中叶以后，生员原本可以任官的途径呈现大量滞留的现象，使得即使是举人，都难以补到官职。为此，60-70%的生员只能以生员的身份终结其生涯。（参见台湾巫仁恕《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
一方面，士子人数快速膨胀，另一方面捐监制度的泛滥，国子监生却可以通过捐监得之，使得士子举途又多了一竞争者，科场仕途拥塞之景渐显。
“然宣德、正统间，监生惟科、贡、官生三种而已，故此辈得以次进用。景泰以来，监生有纳成钱粟及马助边者，有纳粟赈荒者，虽科贡之士，亦为阻塞。中间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职，余至选期，老死殆半矣。”（参见明后期邓子龙《国朝典故》之《蓬轩类记》）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县官。近年富儿入银得买指挥者，三品官也，县官岂能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驺呵属路,金紫煌赫,与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见之,敛避不暇。因询于人,始知其为纳银指挥。虎而翼之,无甚于此… …近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既得冠带，称义官。”（参见明中期王锜《寓圃杂记》）
以上引文描述明中叶以后纳捐盛行，许多商贾富户，通过纳捐取得政治地位后，其身份也威胁了士人阶层，同时也更加导致科举仕途的拥塞。因此，大量的文人在仕途不畅的情况下，由轻视商人阶层，转而“弃儒经商”（参看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商人的社会地位此时则出现了提高的现象，冲击了原有的传统社会等级观念（参看《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之森正夫《明末社会秩序的变动再考》）。而晚明文人士大夫这类群体，其地位正面临着新兴经济阶层商人的挑战。如此社会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反应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之上。商人阶层为了显示自己地位，推动了晚明的奢侈消费行为。而文人士大夫利用自己的特殊消费行为与模式，强调品味与格调，来分类社会地位，以与商人阶层作区隔。因此，文人士大夫在住宅、旅游、服饰、饮食、交通工具（乘轿）、家具等各方面消费趋向上展示自己的特殊性。（参见巫仁恕《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之《第一章：消费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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