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居是夫妻双方申请离婚的理由之一。在马来西亚，分居两年后单方面可申请离婚。但是，在新加坡，情况则不同，只有在分居三年后，双方同意离婚，才可申请离婚，在这意义上来说，马来西亚的离婚程序，比新加坡的较“先进”。
现在的问题是 ，分居的日期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若双方曾签下分居合同，这份分居合同有什么作用呢？
新加坡高庭在九四年二月间审理了一起离婚案，其案情对了解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一、案情：90年赴英国留学，91年签下分居合同
1986年一对男女，在新加坡婚姻注册局注册为夫妻。男方是工程师，女方是秘书。婚后，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但，“膝下犹虚”。
隔了四年（1980年8月）男方赴英国求深造。在这段时间，他们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双方没见面，只靠电话互通消息；或用书信来往。1990,1991,1992三年的圣诞节，他们也通过长途电话交谈过。
好景不常，1993年，双方意见分歧，男方以分居三年为理由，申请离婚，女方也呈上同意离婚文件。双方都在有关文件确认他们由1990年8月22日就开始分居。
二，问题症结，何时开始分居？
法官关心的问题是：双方是否已正式分居三年？本案所出现的难题是：虽然双方确认，他们在1990年就已分居了，但是，他们1991年曾在英国签下一份分居合同，法官同意，分居了的夫妻双方互相联络，那是正常的事。
可是，由于男方聘有律师代表，应该知道，分居合同应当呈堂证据，却没把分居合同呈交法庭当证据。一般而言，应当呈堂的证据却不交法庭当证据，法官将认为，这份证据对有关方面（指不把文件呈堂当证据的一方）不利，所以没呈堂。
因此，在本案中，法官也这么认为，转而怀疑他们双方没在1990年开始分居，而倒认为，当年男方是在女方同意下到英国留学。这不算分居。
在审批此案的过程中，法官曾要求男方出示来往信件，但男方却说他没带信件来。法官指出，如果分居合同是1991年签署的，那么它至少可证明，从那年起，他们就分居了，虽然它不能证明双方是从更早的1990年8月开始分居。
三，分居判例：申请者要有分居意愿
法官引述了几宗关于分居法律的案件，下举两例。
（判例一）：
1972年，英国一个判例中，上诉庭法官指出，男女其中一方，可使双方分居而不住在一起。重要的因素是他已决定这么做，或采取某种态度来表示他是分居。他不需要把他单方面的想法或决定告诉对方。这是证据的问题，法庭得决定他是否有分居的想法。
法官也举个例子说，如果男方长期卧病在床，留住医院，或长期坐牢十五年，法官要如何肯定女方仍然愿意长相厮守呢？（即仍旧愿意把婚姻维系下去）或者如何肯定她已决定结束婚姻，而探访男方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在这方面，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发觉出来，如信件，减少探访次数或完全停止探访，或跟另一男性生活在一起。
假使一路来从女方的态度显示，她仍愿意承认婚姻还存在，那么，万一她一改常态，举止行为和她一路来的举止行为不一致的话，必须要有佐证（Corroborated evidence）证明她确已改变态度，不然，法庭不应随意接受这类没有佐证的变化。
（判例二）：
1977年有另一判例，法官表示，只要配偶双方都实际上承认婚姻仍存在，他们双方的关系就还存在，环境的变迁，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环境变迁指的是，寻求专业知识（求学）或寻求生意发展所造成的分离，追求情趣或健康而分离等，双方有没有房事，是否住在同一屋檐下，社交情况，婚姻关系公开受承认，或私下被承认，分居期间的书信来往等——这些事物几乎可肯定婚姻关系仍然存在或不存在，要看个别情况而定。
四，对方同意离婚，不关紧要：
法官对整个案情的看法是：假设1991年有分居合同的话，在这之前双方显然把婚姻关系当作还存在，一直到1991年为止。女方曾到英国探访男方。他们宣称当时他们只是”朋友“。
因为，他们没出示或呈上分居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有权把分居合同的内容，当作对离婚申请不利，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没把分居合同呈交法庭当证据。
男方并不能说服法庭接受1990年是他们开始分居的日期。法官认为，分居始自合同签署的日期，即1991年，虽然女方同意离婚，那也无法改变正式分居的日期。分居三年期限未满，所以法官不批准离婚。
五，小结：法官重视分居的意愿是否存在：
这案件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一对怨偶已分居了一个时期才签署分居合同的话，必须注意两点：（一）在分局合同中，应写明正式分居的日期。这有助于法官判定他们正式分居的日期。（二）分居合同必须呈堂当作证据，不然，法官会考虑到申请离婚者是否真的有分居的意愿。如果，当时没有分居的意愿，即使双方实际上已分开住了，或不住在一起，法官不一定会判定分居已正式开始。法官将考虑其他方面的证据，以确定申请离婚者是否有意愿分居，只有肯定了分居意愿后，法官才会判定夫妻双方分居已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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