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这是《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的引言，作者是原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
白介夫于1957年7月至1958年5月和1959年3 月至1964年8月担任化物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当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知书达理的白介夫因此结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其中就包括萧光琰。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科技人才，国家专门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当时，萧光琰正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刚刚与甄素辉结婚。他和甄素辉为是否回国有过很多次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国干什么呢？我们没有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他说：“如果你不想回国，我就自己回去”。甄素辉只好做出让步。1950年12月，他们带着对我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祖国。最初，萧光琰被分配到石油部（当时是燃料部）工作。因为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研究所，就把他派到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化物所）代培。萧光琰非常喜欢中山路161号这座大楼，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存在很多争论，有人主张使用钼做催化剂，因为钼比铂便宜，而且不需要进口。从最终的效果看，铂虽然昂贵些，但是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照萧光琰做出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令萧光琰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回国9个月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正逢抗美援朝，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是很自然的事。萧光琰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他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摔碎。这场运动结束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但萧光琰却变得少言寡语。“化物所”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毫无根据，立即向他道歉，派专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一个非常真率的人，不计前嫌又开始了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萧光琰回京工作，他还是选择留在大连。
白介夫是萧光琰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他在白介夫的保护下平平安安，白介夫也在他的帮助下对化学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白介夫受萧光琰的影响，还喜欢上网球。当时，劳动公园有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他们经常相约打球。偏偏又来了一场运动。大连工学院、大连海运学院频频向市委报捷，每隔几天都要抓出几个“右派”，唯独“化物所”没有动作。白介夫知道如果再不抓右派，自己就要成为右派。无奈中，他只好召集党委会，随意决定了右派名单。这是白介夫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那份右派名单中没有萧光琰，这也是白介夫对萧光琰的无声保护。但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又开始了，萧光琰再次成为某些人的攻击靶子。大字报铺天盖地：“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虽然无中生有的批判、侮辱令萧光琰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催化剂的研究。1964年，化物所承担了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课题攻关任务，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证明，萧光琰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已经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文革”开始后，萧光琰成为被打倒的对象。虽然他不参与政治，远离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但根本没有办法躲避。工宣队进驻化物所后，萧光琰遭受到从未有过的折磨。当时，工宣队里有一个来自大连电瓷厂工人，因为他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这个人心毒手辣，在他意识里，认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教育”都不过分。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把萧光琰抓进了牛棚。工宣队希望抓出美国特务，于是萧光琰被捏造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他们还用大连土话“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一个充满侮辱的外号“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后，“八角帽”就开始实施暴力，每天拳打脚踢，甚至使用特制刑具“三角带”。残酷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1968年12月6日，“八角帽”再次对萧光琰实施了酷刑。萧光琰面目惨淡，喃喃自语：“政策是给出路的……”12月11日晨，萧光琰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工宣队却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院。“化物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11个单位26人。
萧光琰自杀后，甄素辉和女儿萧洛莲于12月13日选择了自杀。当人们发现母女俩的尸体时，她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科技人才肩负着国家的未来，但化物所因为“文革”致伤、致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约有300位，更有甚者几十名科研人员被迫害致死。“左”伤害了一个又一个善良的人，破坏了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家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左”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重温历史，洗涤污垢是人们的必然选择。
2011年8月5日，萧光琰生前的俩位同事及论文合作者李文钊和陈怡萱撰写了《忆萧光琰先生》。这篇文章总结了萧光琰的学术贡献：“萧先生带着在美国石油工业部门和高等学府从事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宽厚的专业知识，积极投身于当时大连化物所的重要发展方向——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学科的创建工作。他亲自开设和领导了催化叠合、催化裂化以及硅酸铝固体酸等研究课题，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初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9篇，是我国在石油催化裂化和固体酸催化剂研究领域的一个先驱者，对大连化物所后来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石油研究基地做出了积极贡献。”至今，萧光琰被赞誉为“中国石油之父”。今天，化物所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人才的摇篮，从这里先后析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兰州分所、中国科学院煤炭化学研究所、七机部42所，培养了张大煜等30多位院士，约有800名科研人员从大连走向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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