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深察细勘、寻踪探源的铸钱工艺史力作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历史的深度参与者，也是博通中西，纵贯古今的史学家，他对于史学研究目的和方法的观点对历史研究很有启发。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吾尝言 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之一部分之 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任何一个历史事实必有其发生的原因，也会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原因，历史事实不会是孤立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追求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最重要的是要阐明历史事实发生的因果联系，“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有因果，梁启超借用佛教的因缘果报来说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事实的发生有其本身的原因，是为因；其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为缘；事实本身，即是果；历史事实对后来事实的影响，是为报。历史研究既要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更重 要的是要阐明历史事实发生的前因后果，不仅要知历史事实之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果因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切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 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10）。 

一部好的历史研究论著，绝不是众多事实的堆砌，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能够搞清事实的来龙去脉，揭示事实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发生？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后果等等，从而形成对历史事实的客观、科学认识，形成自己的理论核心。古德哈特说：“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核心，历史和制度方面的知识则仅仅是冗长、模糊和通常是错误的文字表述。”（《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就这个标准来说，周卫荣《中国古代钱 币铸造工艺研究》（以下简称《周著》）在文献、考古实物和模拟实验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分析，阐明了中国古代铸币工艺发展的来龙去脉，对中国古代钱币铸造技术史作了全面的体系性的论述，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历史研究论著。 

我们知道人类生产力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金属工具制造技术的进步，因此研究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史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的青铜铸币延续了两千多年，货币的铸造技术也在不断传承中取得进步，大量铸币实物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的铸造技术提供了连续的、丰富的材料，而且如《周著》所说，中国古代金属铸造技术上的发明和突破是在货币铸造行业发生的。所以说研究中国古代的货币铸造技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关于中国货币铸造技术的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迄今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科学的研究论著，可以说《周著》是一项填补空白的著作。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自成体系，有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古代为什么采用青铜货币？为什么采用铸造工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铸币的起源，《周著》指出 ：中国青铜 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青铜器上，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青铜价值 观念，树立了青铜价值体系，这是中国古代选择青铜铸造货币的原因。中国古代从青铜时代伊始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范浇铸工艺体系，这与其土地、气候和资源等自然条件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青铜货币的范铸技术和工艺也继承了商周时代已经成熟的范铸技术工艺。《周著》指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要求钱币在重量和成色上不断提高标准化， 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大对货币数量的需求要求货币制造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国古代钱币铸造技术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步的。

中国古代的钱币铸造工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块范竖式浇铸（春秋－汉代）、叠铸（西汉－南北朝）和翻砂（北朝 －民国）。其中块范铸造阶段又经历了陶范铸钱、石范铸钱和铜范铸钱三个时期。 

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的难点在于弄清每个新技术是如何发生的、何时发生的？因为缺失文献资料，《周著》作者通过对钱币和铸范实物铸造痕迹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 分析每种铸造工艺的技术特征，提示了技术演进的详细路径，特别是作者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析了新技术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澄清了此前的诸多错误认识。在块范铸钱阶段，在基本工艺不变的情况下，石范铸钱优于陶范，铜范优于石范。钱范材质的变化不仅是技术进步使然，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关。作者指出， 汉初至汉武帝专铸三官五铢之间的 90 年间，大量使用石范铸钱，除了石范铸钱本身适合铸造这种薄小、大量、简单的铸件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钱币铸造权分散，币制多变，石范铸钱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随着汉武帝加强铸钱管理，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专铸 三官钱，石范因不能满足铸造高标准钱币的要求而被放弃。因此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 对铸币的质量和标准有了更高的要求，是铜范铸钱逐渐取代石范铸钱的动因。叠铸是较为先进的铸造工艺，是中国古代范铸工艺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在传统铸造业上产生过革命性的作用。

关于叠铸工艺的起源，曾有学者根据清人收藏的齐刀范母，提出叠铸技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周著》通过仔细辨析，指出该范不符合叠铸范的工艺特征，且考古出土没有发现当时叠铸工艺的相关实物，否定了先秦时期已有叠铸工艺的结 论。《周著》通过对工艺原理的分析，提出汉代圆盘式半两范是叠铸的初始阶段，叠铸工 艺起源于西汉的半两钱。而叠铸技术的产生是汉初的放民铸钱政策的产物，这项新技术在王莽时期成熟并得到大规模推广。六朝时期，单面子范的叠铸工艺进一步发展为双面子范叠铸工艺。大量出土资料表明，六朝双面叠铸工艺的发展脉络清晰，它萌芽于孙吴时期， 到刘宋已经基本定型，到萧梁完全成熟。 

关于翻砂工艺起源的时间，学界存在北宋、五代、唐朝等不同的说法，作者通过分析出土实物和南北朝时期的钱币铸造工艺，指出将叠铸和翻砂两种工艺解剖开来分析，就会很容易发现翻砂工艺与叠铸工艺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周著》认为，翻砂工艺的起源与 北魏时期民间铸钱有关。民间铸钱因陋就简，采用以流通钱替代范模的方式，经过反复尝试掌握了泥沙比例，创造了新的铸钱技术。这与叠铸技术发韧于西汉的铸币权分散时期是 一样的道理。因为在政府垄断铸钱的情况下，官设铸钱作坊中严格的管理和技术传承，很难有技术上的突破，而只有在放任民间铸币的情况下，才更容易出现技术的创新，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 

特别要提到的是，《周著》虽然是一部关于工艺技术史的研究论著，但其研究方法仍然主要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的研究。作者在研究中坚持了他一贯强调的三重证据法，即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验验证。关于造币工艺的文献记录很少，但铸币延续二千多年，传世和出土的钱币实物、钱范实物和遗址众多，作者对大量实物资料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分析，并进行了去伪存真的辨析，如 对所谓齐刀币叠铸范的鉴别，澄清了战国叠铸说。对于每一种铸造技术，作者都进行了模拟实验，对于技术史的研究来说，实验证据非常重要，没有实验过程的重复，仅有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终究是不完整的。同时，作者的实验验证严格按照古人的技术条件进行，这 大大增加了结论的可靠性。

 史学界素有“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史料固然重要，但是史料绝不是史学的全部。研究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对历史发展深刻和整体的理解，才能对史料作出正确的解读，才能透过表象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性是存 在的必要前提，反过来说，不合理的就不可能存在。校勘学上有本校、它校还有理校，对于古书中出现的歧异之处，版本上的依据是一方面，但还必须证之以理，就是要以是否合理来决定取舍。历史研究也要首先判断史料的合理性。研究历史与司法判案有相通之处， 它们都是离开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要依据相关的人证和物证还原事件发生的真实情 况。文献记载有如证言，考古实物有如物证。证言未必可靠，物证也须辨明。对证据的判断取舍和根据证据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历史研究首先是为了寻求历史真相，而不是其它，解读史料不能存有预设的目标，如果研究者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就会有意无意对史料作出错误的歪曲的解读。如此前有学者 根据所谓齐刀叠铸范提出叠铸工艺产生于先秦时期的观点，因为研究者有叠铸技术出现越早越好的心理，希望将这一技术出现的时代提前，所以忽视了工艺技术进步的一般规律， 即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工艺技术的进步一定是在不断的技术积累基础上循序渐进的，而且一般来说，新技术的出现会有导致其产生的社会需求这一动因，就如同法官审判案件一 定要找到合理的动机一样。钱币铸造技术从块范到叠铸、再到翻砂技术，技术上的演进是 循序渐进的，仔细分析铸钱实物就可以发现工艺改进的线索，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而不是突然发生的。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铸钱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有其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驱动下发生。《周著》在研究石范铸钱、  铜范铸钱、叠铸技术和翻砂技术演进的过程中，不仅完整细致地还原了这个过程的技术路径，还分析了这些技术之所以出现和得以推广的社会经济原因，使其论证更加有力，结论更加圆满。 

关于黄铜冶炼史的研究是《周著》的另一个亮点，也是对本文开头梁启超先生史学观点的一个很好注解。有考古报告根据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黄铜制品，从而提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经发明了黄铜制器，认为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此，作者根据自身对于黄铜冶炼史的研究指出 ：不管我国史前的黄铜是怎样获得 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种技术并没有被认识和掌握，更没有得到发展并流传下来，这些早期的黄铜只是一种偶发性的产物，并不是作为一种冶金技术积累、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态度。史前黄铜的出现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 皆非史的范围”，完全不具有历史学研究的意义。

学术研究在当代既高度专业化，同时也是职业化的。职业化的历史研究者难免带有某种功利性目的，有人为了工作量，为了职称，或者单纯为了哗众取宠，以管窥豹，盲人摸象， 而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周著》作者二十年孜孜以求，在铸钱工艺研究领域上下求索， 体现了作者的科学精神。 

（原文刊于《中国钱币》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