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时,南京出土一批铭文为“五铢”的陶范(图1),据传来自老门东地区。
图 1 南京出土梁五铢陶范
南京地区历来出土六朝钱范,其中以南朝刘宋“四铢”陶范、萧梁“公式女钱”陶范、萧梁“铁五铢”陶范等为代表,这批出土“五铢”陶范与以前出土六朝铸钱陶范明显不同,应是未披露过的新品种铸钱陶范。
一 新见“五铢”陶范形制特征
该批“五铢”陶范为双面叠铸陶范,都不完整,呈残片状,残片有阴文“五铢”(图2)、“五”(图3)、“铢”(图4)字样,共计11枚。
其中,9枚为正背双面型腔(图5),一面为钱币正面型腔,有阴文钱币文字,一面为钱币背面型腔,有铸造钱币背部外缘和内郭的凹线,背内郭为标准的正方形,无四决纹或四出纹;2枚为单面型腔(图6),应是叠铸范包最底部的一层范片,都是钱币正面型腔,带阴文钱文。
陶范多以单枚钱腔为单位呈碎片状,有个别范片上显示两枚钱腔靠近在一起,钱腔最窄距离约0.7mm。由于陶范都成小片破碎状,没法确知完整范片的信息,如范片上有几枚钱腔?浇道如何设置?陶范质地坚硬,为细质泥沙料,应该经过严格的淘洗澄选,质地均匀无明显颗粒。陶范的颜色有变化,5枚为青灰色,2枚为砖红色,其余4枚范片都呈现灰红两色。这与南京出土的南朝刘宋“四铢”陶范都为青灰色,萧梁“公式女钱”陶范、“铁五铢”陶范都是砖红色不同,在烧制陶范火焰气氛的工艺操作上似处于变革中,具有过渡色彩。
测量了几枚钱腔相对完整陶范片,钱腔直径都是25mm,根据青铜钱币铸造热胀冷缩原理和以往铸钱实验研究成果,该种钱范铸造出来的钱币直径会缩小到24.5mm左右,如果继续锉边修整,制造出的钱币成品直径应在24mm左右。陶范钱腔所示的方穿部分,长度和宽度平均都在9.5mm左右,所铸造出的钱币穿口应大于9.5mm,接近10mm。
陶范钱文皆为篆书。“五”字交笔缓曲,字形似两个对顶的炮弹头;“铢”字左右对称结构,偏旁“金”为“大三角头”、“四竖杠点”,“朱”为“圆头朱”特征。文字风格特征与主流东汉五铢钱非常相似。钱范钱文“五”字一般高8.5mm,一般东汉五铢钱“五”字高10mm左右。
从该批陶质钱范呈现出来的钱币信息看,该种陶范铸造出的钱币直径约为24mm,穿广接近10mm,“五”字交笔缓曲,“铢”字偏旁“金”为“大三角头”、“四竖杠点”,“朱”为“圆头朱”特征,文字风格接近小一号的东汉标准五铢钱(东汉标准五铢钱直径约25-26mm)。
经研究比对,目前尚没有确切的出土存世钱币与之对应,其特征却与史书上记载的萧梁“天监五铢”钱较为吻合。
二“天监五铢”的学术史回顾
《隋书·食货志》载: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1]
这是关于梁武帝初年铸造五铢钱的最重要的记载,
萧梁初年应在天监(502-519)年间,只是未能确指某年。现存最早的中国钱币学著作是顾烜的《钱谱》,顾烜是萧梁时人,他记载了萧梁初年铸造五铢钱的准确年代及相关信息:
“天监元年铸,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应为'絫’—作者按)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两。”[2]
后世研究者遂以顾烜《钱谱》为准,订梁武帝铸行的第一种五铢钱为天监元年铸造,直接称其为“天监五铢”,并依《隋书·食货志》记载的“肉好周郭”为其主要特征。
综合以上信息,典籍记载的“天监五铢”具有以下特征:面文“五铢”,“径一寸”,“重四铢三絫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两”,“肉好周郭”等。
关于“径一寸”,根据度量衡史的研究,“梁表尺”折合23.61厘米,“梁法尺”折合23.26厘米,“梁朝俗间尺”折合24.74厘米[3],不能确知顾烜用的是哪种尺度,但大致萧梁一尺在24厘米左右,天监五铢“径一寸”,即十分之一尺,约为2.4厘米。
关于“重四铢三絫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两”,衡制“南朝之宋、齐、梁、陈依古”[4],萧梁衡制依循古制,当是沿用东汉两晋之制,东汉衡制“每斤单位量值合222克”[5],依此折算天监五铢枚重约为2.5克。
关于“肉好周郭”,字面理解为钱体和穿孔周边都有外郭,但没法确定是指钱面部位有内外郭,还是钱背部位,或是钱币正背都有内外郭,因历史上的五铢钱钱币背面一般都有内郭和外郭,钱币正面则一般仅有外郭,后世钱币学者理解的“肉好周郭”大多指的是钱币正面具有内郭和外郭。
后世学者一直在寻找“天监五铢”。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钱币学者翁树培著有《古泉汇考》,对“天监五铢”做过早期的学术史回顾:
“顾烜曰:天监元年铸,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玉海》作'三’)黍,每百枚重一斤二(《通考》'二’作'三’,误)两。张台曰:五铢钱皆无好郭,惟此一种有之。又曰:肉好有郭者名梁钱。李孝美曰:按此钱多见之,复有一种径八分,重三铢,形制惟肖,而面漫薄恶,疑当时所盗铸者。《唐六典》曰:梁武帝置二种钱,内有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又除内郭谓之'女钱’。”[6]翁树培在按语中称:“此钱有郭,《泉志》所图颇大,郭与他五铢无异,误矣!今所见一种,径七分弱,重一钱,孔较他五铢稍小,制甚精好,肖'太货六铢’;一种径六分,重四分,颇轻小,'铢’字之'山’较下'巾’长短相等,不若他钱之上短下长也;一种径六分者,背穿左有凹文'十八’二字,极分明。倪迂存云:'梁五铢有肖面之有郭而差薄者,背四面有星。’”[7]
翁树培是清代有名的钱币学者,对古代钱币文献和实物都非常熟悉,他关于天监五铢的按语很有价值,翁氏在“此钱有郭”的前提下,指出了三种可能的天监五铢钱:第一种,“径七分弱”,依清代民间通用的裁衣尺一尺约合35.56厘米[8],则该钱直径约为24.9毫米;“重一钱”,清代权衡标准“以一两合37.3克”[9],则该钱重3.73克;再综合“孔较他五铢稍小,制甚精好,肖'太货六铢’”等特征,翁氏所指该种钱应是今天普遍认定的“北周五铢”钱[10],北周五铢(图7)直径约为25毫米,重3.7克左右,钱面有内外郭,铸造精美,穿口宽度较小,约8.5毫米,特征与翁树培所指第一种有郭五铢钱吻合。
翁氏所指第二种,“径六分,重四分”,依清代度量衡换算为:直径约21.4毫米,重量约1.5克,是一种轻小的钱币;另一重要特征是“铢”字右部“朱”上下部分长短相等,不像其他五铢钱上短下长。根据这些特征,与其对应的五铢钱是“蜀地晋五铢”(图8)。
《中国钱币大辞典》“晋五铢”词条云:“面背具内外郭,……背有光背,……或阴文纪数……。钱文'五’字与蜀汉直百五铢的'五’字风韵相似,背阴文格局相仿。但不属蜀汉的直百体系。且较严重减重后的直百五铢钱还要轻小。一般钱径在2.1厘米,钱形千枚一式。未见西晋以前三国时期的墓葬或窖藏出土,最早出土的是西晋早期墓葬。”[11]翁树培所言第三种钱币,其实是背面带阴文的蜀地晋五铢(图9),与第二种光背蜀地晋五铢其实是一种钱币。
翁树培依据史书记载的“肉好周郭”特征,以钱面都有内外郭为标准,找到了他理解的可能是天监五铢的古代钱币,虽然今天的钱币研究证明翁氏找到的是北周五铢和蜀地晋五铢,不是天监五铢,但他找到了最符合钱面都有内外郭特征的古代五铢钱。
继翁树培《古泉汇考》之后,清代学者对天监五铢的探究没有突破,到民国时期,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时,完全照搬了《古泉汇考》的内容,仅增加了民国时期钱币藏家方若《言钱别录》之“五铢钱考”的有关内容:
“梁五铢,武帝内郭五铢,'五’字两画离郭有微伸,有竟不伸。……今颇有以大者疑北周铸,谓类似周武帝'布泉’,其实与陈宣帝'太货六铢’'铢’字更丝毫无异,则又何说?!况内郭五铢所见大小不一,皆精小者,间有面星,或且背决,同为武帝时铸。”[12]
以上可见,方若把钱面内外郭五铢钱都归入了萧梁天监五铢的范畴,仍属前辈钱币学者“按图索骥”般的探索。丁福保在其《古钱大辞典》(图10)[13]和《历代古钱图说》[14]中,都将北周五铢厘定为萧梁天监五铢。
民国时期罗伯昭曾在《泉币》杂志发文,专门探讨天监五铢,罗氏认为:“所谓'天监五铢’宜改称'天嘉五铢’”,虽然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罗氏文中质疑北周五铢不应是真正的'天监五铢’,又指出“《隋书》之不足尽信也。……可知其言'肉好周郭’者,称其备有轮郭,以别与其时通用之剪凿'女钱’'对文’等之无轮郭也。而张台竟泥之,遂定天监五铢独俱好郭,其他无之”[15]。罗氏认为的所谓“肉好周郭”的天监五铢,其实是区别于没有外郭的“女钱”“对文钱”而言的,仅指轮郭完整,并非确指钱面都具有内郭和外郭。罗氏所论是难得的真知灼见,对后世探寻真正的天监五铢有指导意义。
彭信威是兼通文献和实物的著名钱币学家,也对钱币学难题的萧梁天监五铢极为关注,在其《中国货币史》中,彭氏曾困惑地指出:“天监五铢到底是哪一种五铢,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16]他虽然做出了一些推测,但在其《中国货币史》图录中没有列出天监五铢。
改革开放以后,钱币学研究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2003年11月,中国钱币学会“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掀起了六朝铸币研究的热潮,一时间,六朝铸币的考古出土资料、博物馆藏文物信息、铸币模拟实验成果等被汇集和关注。天监五铢的研究在此期间仍被关注。
1997年镇江出土的一批萧梁陶范,曾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梁五铢与公式女钱的范片”[17],其实,被认定为“梁五铢”陶范的“面、背皆有外郭,背有内郭,并多见四出文和四决文”[18],而萧梁五铢陶范带四出文或四决文(图11)[19]的,都以1935年南京通济门外出土的五铢陶范(图12)[20]为代表,已经被普遍认定是萧梁普通四年(523年)铸造“铁五铢”(图13)的陶范,不是天监五铢铜钱陶范;
图 11 铁五铢陶范拓片
图 12 上海博物馆藏铁五铢陶范
另,镇江此次出土所谓“公式女钱”陶范形制变化大,甚至有严重缺肉的“对文”形制,与南京出土的“公式女钱”陶范(图14)[21]明显不同,因此,该批镇江出土无外郭陶范可认定是地方铸造“女钱”和“对文钱”的陶范。
目前,钱币界还没有找到令人普遍信服的“天监五铢”钱币,也没有发现确切的铸造天监五铢的陶范。
三 以叠范铸钱演变为视角的审视
所谓“叠范铸钱”,即以青铜等质地的金属阳模(俗称“范母”)翻印出众多泥质范片,层层相叠成范包,并在烘干后共用一个直浇道垂直浇铸的铸钱工艺。笔者曾撰《汉代叠范铸钱发展历程考索》[22],对叠范铸钱工艺的发轫期、发展期和繁盛期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两汉时期的叠范铸钱基本属于单面陶范叠铸工艺范畴,南京新出土“五铢”陶范所呈现的铸钱工艺已经是双面叠铸的特征,是汉代叠铸工艺的继续发展。值得研究的是,该批新出“五铢”陶范处在双面叠铸的哪个历史阶段呢?整个两汉时期的叠铸基本未发现双面叠铸的情况,双面叠铸的起源是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仅在南阳市博物馆见到“大泉五十”双面叠铸残范片)。
2000年,在杭州疏浚西湖工程中出土了“大泉五百泥范(图15)、铸芯、钱树(图16)和未铸成的大泉五百铜钱,……钱范 34块,泥质。分双面范和单面范两种。其中双面范24块,单面范10块。双面范,一面有反向阴刻'大泉五百’四字、另一面为钱纹”[23]。
从中可知这是三国时期东吴铸造“大泉五百”铜钱的叠铸遗存,其中的陶范普遍采用了双面钱腔,部分单面钱腔的陶范应是叠铸范包最顶部或最底部的范片。
其实,早在1975年,镇江博物馆就在句容县发现了一批孙吴叠范铸钱遗物,出土了直浇道残枝,以及未修整的“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钱,只是没有发现铸钱陶范[24]。《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嘉禾)五年(236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25]此次出土信息表明,至少在东吴孙权统治时期就开始了双面叠范铸钱。三国之后,西晋和东晋时期铸钱信息匮乏,当前尚没有发现确切的属于该时期的叠范铸钱的文献或遗物。两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北朝从北魏开始就发展出翻砂铸钱工艺,南朝最后的陈朝也采用翻砂铸钱工艺[26]。根据出土资料和钱币学研究,南朝的刘宋[27]、萧梁[28]两个王朝采用了双面叠范铸钱工艺。中国历史上的双面叠范铸钱是叠范铸钱工艺的晚期类型,是叠范铸钱效率的顶峰阶段,后被翻砂铸钱取代。
根据对中国古代叠范铸钱历程的梳理,双面叠范铸钱普遍出现在三国时期(不排除最早的起源在两汉时期),结束于南北朝,时间范围主要在六朝时段。南京出土的“五铢”陶范新品也应是六朝这一历史时期内的遗物。对典型的六朝双面叠铸陶范信息进行整理和比对,建立一个古代双面叠范铸钱的坐标系,可以为南京新见“五铢”陶范寻找到大致的时代节点。
叠铸陶范的厚度和颜色是反映叠范铸钱工艺演进的重要内容。
关于陶范厚度。叠范铸钱由单面陶范发展到双面陶范,用料越来越省,陶范的厚度越来越薄,这是技术发展的自然要求,是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的必然选择。从存世陶范实物看,南朝刘宋四铢陶范(图17)厚度在一般在3-7mm,且在这个区间内的变化较大,均值大致在4mm;新见五铢陶范(统计双面型腔的标本)厚度一般在3.5-4mm,变化区间较小,均值约在3.8mm;萧梁公式女钱陶范厚度约在3mm,从存世实物看厚度变化不大。
从陶范厚度的均匀度和绝对厚度来看,南京新见五铢陶范代表的铸钱阶段,应处于南朝刘宋铸四铢钱之后和萧梁铸公式女钱之前。上表所列大泉五百陶范和铁五铢陶范分别是铸造大钱和铁钱的陶范,其陶范厚度不具有直接的比对意义,仅作为参考。
关于陶范颜色。陶范的颜色是其烧制气氛的反映。烧制陶瓷的火焰气氛可分为:氧化气氛和还原气氛。其中,氧化气氛是指燃料完全燃烧,窑中的氧气充足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火焰气氛,该气氛烧成的陶器多为砖红色;还原气氛则是陶瓷坯件在高温阶段的某一温度范围内处于缺氧中加热烧成的状态,这时窑中所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氢气多,没有或者极少游离氧的存在,还原气氛可使陶瓷坯体内的高价铁(Fe2O3)得到充分还原变为氧化亚铁(FeO),烧成的陶器呈青灰色。据此,刘宋四铢陶范表面和范体都呈现青灰色,是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萧梁公式女钱表面和范体都呈现砖红色,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而新见五铢陶范有的呈现青灰色,有的呈现砖红色,或是一侧呈现青灰色而另一侧呈现砖红色(图18),或是陶范的表面呈现青灰色而范体呈现砖红色(同图6),说明了该陶范在烧制过程的高温阶段没有经过充分的还原气氛烧成的。
考虑到,萧梁公式女钱陶范和再晚些的铁五铢陶范都是完全氧化气氛烧成的砖红色,可以推测:南朝时期陶范烧制工艺趋向简单,由南朝初期刘宋烧制四铢陶范时,在高温阶段转化成还原气氛烧成,发展到在南朝中后段的萧梁时期,烧制公式女钱和铁五铢陶范采用氧化气氛烧制,在高温阶段不再严格转化成还原气氛。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京新见五铢陶范的烧成气氛处于由高温时严格转换成充分还原气氛烧成,过渡到采用不充分的还原气氛烧制的时期,晚于刘宋铸造四铢钱,早于萧梁铸造公式女钱。
南京新见五铢陶范是铸造某种五铢钱的,不是刘宋铸币,其后萧齐王朝仅留下了一段在蜀地短暂铸钱的记录:“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29]是否在都城建康(今南京)铸钱?是否铸“五铢”钱?都无文献记载和确切出土证据。萧齐之后的萧梁,在铸造公式女钱之前,仅有铸造“肉好周郭”的天监五铢钱记载,而典籍中留下的天监五铢信息与新见五铢陶范信息非常吻合。
四 结语
种种信息都把南京近来出土“五铢”陶范新品指向了萧梁天监五铢钱。据此,初步推定该批南京新见“五铢”陶范是萧梁时期铸造天监五铢钱的陶范。根据新见萧梁天监五铢陶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可以在存世和出土实物中找到可能的天监五铢。
南京出土公式女钱陶范后,钱币界一直没能找到该种陶范铸造出来的钱币,直到近来,南京土场偶有发现和公式女钱陶范形制(图19)一样的钱币,终于寻找到了真正的“公式女钱”(图20)[30],这一钱币学难题终于尘埃落定。
根据史籍记载,天监五铢曾短暂流通过,顾烜《钱谱》在谈公式女钱时,也透露了天监五铢行用的相关信息:“顾烜曰:天监元年铸,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称两如新铸五铢,但边无轮廓,未行用,又听民间私铸,以一万二千,易取上库古钱一万,以此为率。普通三年,始与新铸五铢,并行用,断民间私铸。”[31]根据南京新出土天监五铢陶范所呈现的信息,天监五铢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直径约为24mm,穿广接近10mm;重约2.5g;“五”字交笔缓曲,“铢”字偏旁“金”为“大三角头”、“四竖杠点”,“朱”为“圆头朱”特征,文字风格接近小一号的东汉标准五铢钱。
期待着,随着天监五铢陶范的认定,历史上真正的天监五铢钱也能像公式女钱一样,被人们重新发现和辨识。
注释:
[1]【唐】魏征等:《隋书》,“志第十九”,中华书局,1973年,第六八九、六九〇页。
[2]【梁】顾烜撰,邹誌谅辑《顾烜钱谱辑佚》,《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页。
[3]卢嘉锡总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4]卢嘉锡总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5]卢嘉锡总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6]【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之一),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五四〇页。
[7]【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之一),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五四〇、五四一页。
[8]卢嘉锡总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24页。
[9]卢嘉锡总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
[10]牛群生(刊物误为“牛群兰”)《北周内郭五铢钱》,《陕西金融·钱币研究》,2000年,2月号。
[11]《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07页。
[12]方若:《言钱别录》,戊辰(1928年)九月付印,第七、第八页。
[13]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上编),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一五页。
[14]丁福保原编,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六十二页。
[15]罗伯昭:《所谓天监五铢之疑问》,中国泉币学社编,《泉币》,上海书店,1988年重印,第一期,第二八页。
[1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17]刘建国:《论梁五铢与公式女钱——从镇江萧梁铸钱遗址的发现谈起》,《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参见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萧梁铸钱遗迹发掘简报》,《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18]周祥:《上海博物馆所藏萧梁五铢叠铸陶钱范——兼论天监五铢与公式女钱》,中国钱币学会古代货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9]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钱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401、402页。
[20]郑家相:《梁五铢土范图说叙言》,中国泉币学社编,《泉币》,上海书店,1988年重印,第七期,第三五、三六页。
[21]邵磊《梁铸公式女钱考述——兼论南京出土的公式女钱范》,《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22]杨君、周卫荣:《汉代叠范铸钱发展历程考索》,《中国钱币》,2006年,第2期。
[23]屠燕治:《杭州西湖发现三国孙吴铸钱遗物》,《中国钱币》,2001年,第1期。
[24]刘兴:《江苏句容县发现东吴铸钱遗物》,《文物》,1983年,第1期。
[25]【晋】陈寿:《三国志》,“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一四〇页。
[26]杨君、周卫荣:《中国古代翻砂铸钱起源年代考——以钱币铸造痕迹为中心》,《中国钱币》,2017年,第6期。
[27]邵磊、范卫红《元嘉四铢钱范探究》,《中国钱币》,2002年,第2期。
[28]邵磊《梁铸公式女钱考述——兼论南京出土的公式女钱范》,《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29]【梁】萧子显:《南齐书》,“列传第十八”,中华书局,1972年,第六五三页。
[30]最早见于网络——“梁武帝女钱出锅记”(原创:水工家丁、捕泉手)的披露,主要内容为:“2018年1月11日,南京朝天宫惊现一口铁锅子,锅子里粘满了钱坨子,据说此锅是出土于瓦官寺的齐梁遗物,……钱山清理完毕,……出现了20枚公式女钱。”经笔者仔细比对辨认,与以前所出公式女钱陶范的钱币形制一致,是真正的萧梁“公式女钱”。
[31]【梁】顾烜撰,邹誌谅辑《顾烜钱谱辑佚》,《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页。
(原文刊于《中国钱币》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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