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钱币中有一类仿中国宋代年号钱的合金钱币，这一类钱币除了材质不是铜质之外，与中国宋代小平铜钱基本相似，应是根据宋钱制作而成。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国家保持着悠久的贸易关系，宋代以来，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密切起来，中国铜钱也随之流入各个国家。至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加强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交往，隆庆年起中国与马来、印尼各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更加强了货币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本文根据已有东南亚汉字钱币的相关资料，结合一些新见实物资料拟对东南亚钱币中的仿宋代钱币做一初步探讨。
铸有汉字的东南亚钱币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人和商业贸易有密切联系，是中国货币文化在东南亚传播和影响的实证。这类钱币与中国宋代小平钱、清代制钱形制相仿。仿明钱目前只见到文字记述[i]。仿清钱有汉字和部分汉字两种（图1a-d），钱文内容十分繁杂，如“公司”、“太原”、“国流通宝”、“乾盛通宝”、“一本万利”、“震兴”、“顺记”等等，这些文字表示一种组织名称或者商用吉语等，有的正面为汉字反面却为马来文，有的背面还有满文。这类仿清钱只是形制与清制钱相似，但其实与中国清代年号钱没有任何关系，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一种17-18世纪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由不同华人组织或者中国商人所铸行的私铸币[ii]，东南亚货币中属于“jokoh”[iii]，就是Private Monetary Tokens，意指私铸的金属代用币。仿宋钱形制与宋小平钱相仿，钱文与宋钱也相同，但是其书法和制作工艺显得比较粗陋。此外还有一种钱文为“史丹利宝”和“史丹裕民”的钱币，王雪阳对这种钱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iv]，系当地华人铸造抑或者商船私铸币，此不赘述。
关于这类仿宋钱的资料不是很多，依照目前所见的资料，将其拟分成以下三种：
A：重量1.9—3.55g，直径20-24mm，整体粗拙（图2：a-e）。刊载于Saran Singh著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oins of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1400-1967一书。其中提到的仿宋钱是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皇宋通宝，元丰通宝。这些钱币正面钱文与宋钱一致，背面平空无字。书体有行书、楷书和篆书。从字体来看书写笨拙，制作比较粗糙。M·米切纳在《爪哇早期铸造的中国铜钱》一文中也提到了这种钱，分别为仿北宋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和天圣元宝。
B：重量1-2g左右，直径21-23mm，与宋钱相似度较高（图3：a-i）。所见的年号有至道元宝，咸平元宝，祥符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皇宋元宝，元丰通宝，绍熙元宝。这类钱币的重量比第一种略轻，有的背有纪数，与南宋背文纪年相同，如绍熙元宝背元和皇宋元宝背三。从书体和制作来看比较规整，有的甚至和宋代铜钱十分相近。M·米切纳一文中也有这一种钱的记录，分别是仿北宋祥符元宝和天圣元宝。
C：重量0.3-0.5g左右，直径15-18mm，体形小而薄，钱文“咸平元宝”（图4）。外形和东汉小五铢比较类似。目前所见仅此一种，但不排除还有其他可能。M·米切纳文中也提到了这种轻薄小钱。
M.米切纳一文中也有这一种钱的记录，分别是仿北宋祥符元宝和天圣元宝。
这些仿宋钱的大小和重量很不一致，其中A的直径与宋代小平钱比较接近，而B、C则相差甚多。三种钱重量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三者之间呈现递减趋势，因为材质的关系，它们都比标准宋小平钱要轻。钱币上的年号显示这些地区仿铸的主要是北宋钱，南宋钱则很少。年号最早的是咸平（998-1003年），最晚的则可以到南宋绍熙（1190-1194年），时间跨度近两百年左右。从制作工艺看，仿南宋钱要精于仿北宋钱。有的仿宋钱呈现水坑的特征，原先应埋藏于水下。这类仿宋钱被认为是铸造所成[i]。从资料看，M·米切纳所关注到的印尼仿宋钱和本文所属对象最为相近，但是他没有记录到仿南宋钱，仿北宋钱的种类也不是很多。
1.锡的成分和产地
仿铸宋钱的材质主要为锡铅合金，在Saran Singh书中称为“Tin”[ii]，Tin原意为锡，但在这里表示一种主要成分为锡和铅的合金金属。过去一种说法是仿中国锡钱的合金成分是80%的铅和20%的锡[iii]。近年有学者对部分爪哇锡钱做了成分研究[iv]，所选择的对象来自Surakarta（爪哇中部）和井里汶。这些锡钱并非是华人铸造的，但对印尼的汉字锡钱仍然具有参考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结果说明了不同地区的锡铅币的成分比例是不同的，即Surakarta钱的铅锡比在5:5-7:3，而井里汶钱则是9:1。而另一份研究资料表明，那些来自富含锡矿的邦加岛的钱币含有更多的锡[v]，这至少反映出锡钱的铸造是个别和分散的，没有统一标准。那么推延到汉字锡钱，应该是同样的情形。
锡的分布有很强的地域性。 世界最大的锡矿带在东南亚 , 约占世界锡总储量的三分之二 , 从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岛、 邦加岛、经马来半岛的西部和缅甸的丹那沙林海岸 , 一直延伸到缅甸掸邦高原和云南[vi]。最早明确记录锡作货币的文献是明代马欢著的《瀛涯胜览》，马欢为回族，曾作为郑和使团的通事，随行于1413年（第四次）、1421年（第六次）、1431年（第七次）三次下西洋，去到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亚鲁国、苏门答剌、锡兰等国，并最后到麦加朝圣，因此所记录的皆为亲身经历。有云“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 王令头目主之。差人淘煎, 铸成斗样, 以为小块输官。每块重官称一斤八两, 或一斤四两, 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 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vii]，马欢所指的是当时的满剌加国，依照他的记述，在马来港口上进行贸易所使用的是这种打包而成的锡块，而并非小的锡制硬币。以此推测，锡钱并不用于大宗交易，而是个体交易，或者说更可能是民间交易为主。这里的锡钱不单指汉字锡钱，还包括伊斯兰文锡钱以及当地自铸的锡钱。
前面提到合金锡中其实含有相当比例的铅，有的观点认为这些含铅的钱是由中国铸造并运输到马来和印尼的[viii]，典籍中也记载了下港“贸易用银钱，如本夷用铅钱，以一千为一贯，十贯为一包，铅钱一包当银钱一贯云”[ix]，然而这些铅钱应该就是锡铅合金硬币。铅锡合金与铅在形态和颜色上十分接近，容易产生混淆[x]。其实在15世纪末之前，马六甲和暹罗之间的贸易十分活跃，暹罗还与婆罗洲、巨港直接进行贸易，而暹罗的主要出口货物就是金属，包括铅、锡、银和金，其次才是林产品和大米[xi]。把铅作为主要出口品种说明暹罗富有铅矿。因此，对于合金钱币而言至少铅的来源并非中国一处，从资源的有效利用来说，暹罗与马来和印尼的贸易与中国相比理应更加有效和直接。此外，典籍中关于铅锡用于钱的记载起始于明马欢的《瀛涯胜览》，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述。因而，铸造这种合金钱币使用东南亚矿源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2.为什么以锡合金铸币
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东南亚贸易中心的地位和重要性。公元七世纪后期Srivijara（室利佛逝，宋以后称为三佛齐）创立，这是一个因世界贸易的增长而创立的国家，并因此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贸易的发展。其贸易中心位于巨港河沿岸用木栅围起来的一个城市。市场上挤满了许多货币兑换商和数千名小贩。政府从修理船舶、供应物资和提供安全避风港等获得大量收入当地的语言和居民都属马来族[xii]。唐朝的稳定和强大使得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同中国贸易显著增加，九世纪末开始的阿拉伯人航海记录已经记述了前往中国的正规航线，并延伸至中国东面的朝鲜[xiii]。中国方面，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了前往室利佛逝航线中的停靠站点[xiv]。相比之下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对华贸易明显更成熟和主动一些，因而海上贸易和航线的开辟在公元十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贡献要更大一些。公元10-13世纪间的中国正积极地开展着海上贸易，这使得中国大量铜钱外流到东南亚国家，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东南亚大国，室利佛逝亦积极谋求和中国宋朝的贸易。而13世纪起，从波斯到中国的直接航线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搁弃，他们更愿意与中国商人在吉打、苏门答腊和爪哇会见[xv]。当室利佛逝的海上贸易霸权逐渐衰弱，1293年Megahit（麻喏巴歇或满者伯夷）遂兴起，当时正值蒙元海上远征的时代。15世纪初建立的马六甲苏丹时代再一次发挥着东南亚海上贸易中心的重要性，不但积极开展着对华贸易，比如马六甲不向华人收税[xvi]，也同东印度和孟加拉湾进行各种贸易。十三世纪随着香料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东南亚的贸易发展因此而逐渐达到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这也是导致地理大发现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这个世界贸易场所里，各国商人所使用的货币是不同的，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都使用黄金货币，中国使用的是铜钱和白银，而东南亚诸印度化国家也使用黄金货币，此外还有不少马来印尼的本土货币，这使得交易在一开始十分复杂，因而“市场上挤满了货币兑换商”。作为各国商人进行商贸活动的聚集地，使用一种当地盛产、能起到交易作用的较贱的普通金属铸成货币比贵金属更为合适，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贵金属货币则自然退出流通领域，这种通用货币也使不同国家的货币计算变得更为简单。中国铜钱曾作为最受欢迎的货币流通于东南亚市场，然而中国政府的历朝海禁使得铜钱向东南亚的输入出现中断。但是海禁并没有彻底连民间贸易一并阻止，民间海上贸易在各朝依然十分频繁。如11-12世纪左右宋朝的海外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政府曾一度全面禁止海外贸易，然而政府又依赖丰厚的海上税收，沿海船户大都经营海上贸易，涉足海外贸易的官吏、军将也在海商中占一定比例[xvii]。这也导致了中国国内铜的匮乏。所以在铜钱短缺时，利用当地盛产的锡铸造货币以满足东南亚市场上各类交易的需要是可能也十分合理的。目前所知，锡钱的种类十分多，除了汉字锡钱，还有马来本土锡钱，婆罗洲邦加锡钱，柔佛锡钱，伊斯兰锡钱等。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瀛涯胜览》中云“爪哇国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亦使用中国铜钱，锡兰国尤喜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易”。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是实行海禁的，铜钱的大量输出在10-12世纪左右的时间，因而这里所记录的不一定是铜钱，或者不一定仅仅是铜钱，也有可能是早期的仿宋锡钱。
3.锡钱铸造的大致时间
中国自汉代起已经与印尼等国发生了联系，《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徐闻、合浦船可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可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可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其中的都元国，即今苏门答腊西北部，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的一些古墓中发现有五铢钱，以及中国汉代的陶鼎和陶魁[xviii]；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属于今缅甸地域，黄支国为印度属国。虽然汉代典籍中没有关于马来西亚的记载，但是根据汉朝前往印度的航线必须经过马来半岛，马来柔佛河流域曾出土中国秦汉的陶器残片[xix]，可为一证。自宋代以后，中国和东南亚的交往变得密切。《诸蕃志》“此番胡椒萃聚 , 商舶利倍徒之获 , 潜载铜钱博换 , 朝廷屡行禁止兴贩 , ……”[xx]，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仅《诸蕃志》一书的记载就有五十多个。20世纪末期，被发现于爪哇北岸井里汶海域的井里汶沉船中，有中国产的近20万件各类瓷器、大量中国钱币、数目不详的银锭以及成批的铜镜、铁锭、铁锚、漆器等。出水瓷器中有一件越窑刻花莲瓣纹碗上带“戊辰”划刻纪年，加上其他考古材料的对比，可知沉船的年代是在公元968年之后不久的10世纪中后期[xxi]。
马来半岛、苏门达腊乃至爪哇这些地区的早期贸易都是以物换物进行的，双方根据货物估量价值相仿的进行交易，中国商人同阿拉伯波斯商人交易也是如此。在公元8世纪中国商船带来中国铜钱前，当地还普遍使用贝作为交换媒介。铜钱因其重量标准、携带方便而在东南亚地区被广泛接受。一开始早期输入的铜钱因为数量有限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统治者、贵族、或者十分富有的商人，因而各邦国通过向中国朝贡以获得各类礼品、珍稀货品，其中当然也包括铜钱的回赠[xxii]。已有资料表明，因为季风洋流的原因一些商船没能按固定规律到达目的地，这令市场上的铜钱供应量紧缩，因此最早马来亚根据中国铜钱的形式使用锡铸造金属币[xxiii]。而之后以中国铜钱为原型，发展出各种适合于各类环境使用的钱币，其中也包括了华人组织和商人私铸的锡钱。那么，早期锡钱的铸造在什么时间是合理的？笔者认为季风对货币短缺的影响远不如海禁，明代海禁从洪武七年（1374）—隆庆元年（1567）共193年，期间虽然走私活动、民间贸易不断，但终究抵不了漫长的近两百年时间。从总体来看，东南亚开始使用含锡金属货币的时间基本在公元15、6世纪[xxiv]，而这个时代正是迎合了地理大发现的到来。回到本文的论述对象，在三种仿宋锡钱中，A应是最早铸造的，因为他们的重量和大小都最符合宋钱的标准，因此时间应以1374年为上限，不早于14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宜。而B、C两种则相应较晚。有趣的是它们之间有减重的趋势，这一问题另待讨论。令人意外的是南宋锡钱，它的铸造相对精致得多，与其他仿宋钱的字体风格不符，因而很有可能来自中国而非当地的产物。
综合上述的分析讨论，马来、印尼的仿宋锡钱是一种锡铅合金货币，是东南亚铸造的早期锡钱。这类钱币的合金成分比例没有定律，提示它们并非统一铸造，也没有制造的统一标准（或者说这个标准并也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分散或是私人的。它们使用的场合并非大宗或官方贸易，而是个体或者民间交易为主。东南亚锡钱是一个丰富的体系，从15世纪开始逐渐普及，各类锡钱在各个国家、社会组织、贸易场合普遍流通和使用。锡钱的普遍使用反映了东南亚市场上交易需求量的显著增加，这是由东南亚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所决定的。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启，以马六甲苏门达腊、西婆罗洲和爪哇为贸易中心的东南亚市场上升到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东南亚锡钱也是在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下的产物。
注释：
[i]Malaysian Nusmatics Heritage，central bank of Malaysia，第84页。
[ii]Saran Singh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oins of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1400-1967，马来西亚钱币学会1986年，第9页。
[iii]M·米切纳：《爪哇早期铸造的中国铜钱》，胡幼文、董长青译，《内蒙古金融》2003年第A1期，141-143页。
[iv]易中廷：《对一些东南亚钱币的金属成分分析》，Numismatic Circular ，1993年2月，第7-9页
[v]易仲廷/J. De Kreek：《鹿特丹民族博物馆藏西婆罗洲及邦加岛华人公司钱币》，《亚洲钱币》19，2007年第1期。
[vi]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_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78-90页
[vii]马欢著，万明校注，《瀛涯胜览校注》第39页
[viii]如戴建兵、王晓岚著,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沈定平《关于中国商人在马来群岛发行货币铅钱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5-46页
[ix]张燮《东西洋考》卷三《西洋列国考》，第48页
[x]合金以镴的形式出现，与铅的颜色会有较大不同。镴也是一种锡铅合金。镴是一种富铅锡，含锡60%以上。（周卫荣《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江苏省钱币学会2005年，第4页）
[xi]约翰.F.卡迪《东和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04页
[xii]同上，第87页
[xiii]同上82
[xiv]同上83
[xv]同上84
[xvi]同上204
[xvii]黄纯艳《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xviii]廖国一《汉代合浦郡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古钱币考证》，《广西金融研究》2005年增刊2，第98-108页
[xix]同上
[xx]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54-59页
[xxi]李鑫．《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第25页
[xxii]Malaysian Nusmatics Heritage，central bank of Malaysia，第37页
[xxiii]同上，第35页
[xxiv]笔者根据Malaysian Nusmatics Heritage和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oins of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1400-1967上的各类锡钱的时间归纳所成。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6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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