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3日，我父亲因病在家休养。上海博物馆陈佩芬（时任金石组副组长，后任副馆长）来电话，约请我父亲于12月5日上午到上海博物馆去看一批古钱。我父亲欣然应邀，前后总共用了三天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批多达15,000枚古钱的鉴定工作。在这段过程中，馆方领导始终未透露过有关这批古钱的任何讯息，事后提出让我父亲写一份评定估价材料。
记得我父亲第一次看到那批古钱的当天，他回来后就对我说：“霖儿（我的小名），想不到张叔驯的古钱还在国内啊！今天我看到的两枚宝福局‘咸丰重宝’背‘五十’大钱，就是张叔驯的东西……”
张叔驯生于1899年的浙江湖州南浔，原名乃骥，叔驯为字，单名张骥，号齐斋。早在1946年，我父亲就曾看过张叔驯收藏的全部古钱，其中不少珍品犹记脑海，所以当他第一天看到一枚宝福局所铸的“咸丰重宝”背“五十”大钱时，就即刻断定是张叔驯的旧藏，当年仅张叔驯藏有此种宝福局背五十的钱，共有两种版别，都是存世孤品。
张叔驯是民国时期公认的“中国古钱大王”。他的人生经历包括他的藏品，由于富有传奇色彩，因而为泉界人士津津乐道。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人们谈到古钱收藏，就会如雷贯耳地听到“南张北方西蜀罗”的大名。“北方”是指天津的方药雨（即方若）；“西蜀罗”指的是罗伯昭；“南张”就是张叔驯先生。
泉界泰斗丁福保先生，在他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中介绍说：“张乃骥字叔驯，号齐斋，浙江吴兴人，石铭孝廉三子，家藏金石碑版及宋元明书画甚富。君以家学渊源，耳濡目染，见多识广，精于鉴别，性又好古玉古泉，而嗜古泉为尤酷，大力搜求，不惜巨资，各地奇珍多为所获。藏泉之富甲于东南，与寓居津门之方劬园（即方药雨）并驾驰驱，时人号曰‘北方南张’，盖今世之南北两大家也。北方以刀布胜，南张以圜泉胜。”
我父亲在1980年发表一篇文章，曾对张叔驯收藏靖康钱的情况作了一些描绘：“余见齐斋（张叔驯）藏靖康钱独富，举凡靖康之小平、折二、折三、元宝、通宝，篆、隶、楷（真）书，铜、铁钱，以及铁母，几乎赅备。”这种北宋最后一年铸的靖康钱，仅铸造一年，铸量极少故成了历代泉家钟爱之物，版式非常繁杂。而张叔驯收藏这种珍贵古钱品种数量之多，是名符其实的“冠军”，由此可见其收藏之宏富。
1945年圣诞节，回沪，为处理其在上海的财产和账务，在上海停留了四个多月。父亲有机会看到张叔驯的全部藏品，对其珍品之多，数量之丰大为惊叹，他生前几次对我说：“南北宋时期的‘铁母’钱，别人集有几枚或十几枚就已不得了啦，张叔驯居然拿出来几大串，竟有几百枚之多！”
我父亲看到刘守光所铸的“应圣元宝背当拾”、“乾圣元宝背当百”及“应天元宝背当万”这些稀世绝品时，还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丁福保先生编著《历代古钱图说》书上的“乾圣元宝当百”称之“乹元重宝当百”钱，是钱文读认有误，是丁老他们将该钱面文中的“圣”字错看为“重”字所致。另外我父亲还认为，刘守光当时应铸有四等钱，尚余一种“乾天元宝背千”钱，唯憾应有而未见。张叔驯先生对我父亲这些见解深表赞同。
我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17页上看到他写了这么一段关于“乾元重宝”的文字：
近代钱币学家认为应圣、乾圣、应元等钱为一套，应同属刘守光。张䌹伯《五代十国货币考》即作如此主张。但他把乾圣元宝的“圣”字读作“重”字，把这钱误读作“乾元重宝”（见张䌹伯《刘燕钱史续考》）。丁福保在他的《古钱学纲要》《古钱大辞典》和《历代古钱图说》中也作乾元重宝。一九六四年马定祥向我指出，应读作乾圣元宝，一查果然以前的人都读错了，这是由于“圣”字不是十分清楚。然而如果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
父亲还告诉我：“有些难得一见的五代十国名誉品古钱，对别人来说，是‘一钱难求’，而张叔驯不仅藏有，甚至还有好几种版式的呢！”正如罗伯昭先生当年观赏张叔驯先生藏品后所写的感语：“叔驯藏品，孤品异品，层见迭出，有令人望洋兴叹之感，是名副其实的古泉大王！”
当我父亲看到“壹当伯钱”钱时，特别兴奋，连连拍案，称之奇珍绝品。依我父亲之见，此钱虽出谱无考，但它与“大齐通宝”、“国宝金匮直万”等钱，均是国宝级的古钱。当时张叔驯告诉我父亲说，该钱最初为戴葆庭先生所得，并介绍了一些有关戴葆庭、戴葆湘昆仲以及董弢庵等人早年向他提供了不少珍钱的往事。
1946年张叔驯在沪短暂停留，便再次赴美，其后直至他逝世，再未回过国内。从此他本人和他的藏品，内中包括“大齐通宝”、“壹当伯钱”等众多珍稀钱币也杳无音讯了。以至当年上海、北京的泉坛人士一直有诸多揣测，有传张叔驯的古钱全部藏品，都早已跟随其主辗转到了国外……
直到1980年12月5日的那个上午，才知道张氏的大多数藏品，尚在上海而未曾流往国外。
丁福保先生在他的《古泉杂记》曾有一段文字介绍张叔驯收藏古泉之魄力：“南林（南浔的古称）张君叔驯，携示古泉一囊，以分两言之，即与黄金等贵，亦不过千余金而已，乃张君以二万余金得之！噫！非有大力，何能购此？”“张叔驯，家学渊源，精于鉴别，大力收古泉，所藏富甲全国，古泉家咸尊之曰古泉大王云。”
张䌹伯在《百四十年来泉家述略》文中称：“自光绪中叶至近今约四五十年，为古泉集大成时期，当以方药雨、张叔驯为中心人物。方氏好泉之始，在戊戌庚子之交，时老辈凋谢，鲍李云亡，乘泉界中衰之余，居北方冲要之地，嗜好既笃，经济又裕，大力搜求，嘉道以来数十钱币精英，萃于一筪，益以出土之品，洋洋大观，蔚成当代巨室。差足与之匹敌者，张叔驯耳，时有北方南张之称。张氏年最幼，好泉最晚，然嗜深力强，近自江浙，远及蛮荒，东南旧藏，西北新出，匪不罗而致之。若百川汇海，万流朝宗，不及二十年，竟与方氏分庭抗礼，同辈敛手叹服。二氏所藏奇珍异品，繁复伙颐，不胜枚举，向使鲍李诸公见之，将舌矫不下，谓为空前可，谓为绝后亦无不可。洵集古化之大成矣。晚近古物外流，每深慨叹，独古泉犹克保存，斯则方张二氏中流砥柱之功，不可没也。斯项泉币，稀世之珍，可不视同国宝乎哉！张氏年富力强，异日成就，未可限量。”又云：“民国以来，钱家辈出，钱学风行。言乎收藏，首推方张。南北对峙，互争雄长，百十年来各家菁英，尽量搜括，益以出土之品，往往朝发墟垄，夕登几案，空前绝后，集其大成。”
张叔驯好友郑家相曾对其评价甚高，称：“叔驯年富力强，收罗最力，不数年为江南巨擘，与寓居天津之方药雨若，并驾齐驱……”另一位挚友蒋伯壎称：“君（张叔驯）藏泉巨富，半皆珍奇，其鉴别之精确，恒居诸同好上。”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公允的评断。
张叔驯年轻时就结识了全国各地最有名的钱币收藏家，他们中有很多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如方药雨、宝熙、罗振玉、周仲芬、董康、袁寒云、李国松、刘体智、龚心钊、邓秋枚、王荫嘉、张䌹伯、郑家相、张丹斧等等，都是名重一时的钱币学家和收藏家，有的还是他父亲一辈的朋友。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交换古钱。当时经常去张家的有张䌹伯、陈仁涛、郑家相、王荫嘉等好友，他们还借助张丹斧主持《晶报》的机会，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发古阐幽，相互辩驳，一时非常热闹。
事实上，张叔驯除古钱之外，其铜元、银币的收藏都堪称一流。如当年被誉为铜元之王——江西省造辛亥大汉当十铜元的第一枚即为张叔驯所获；中国银币中的大名誉品——陕西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元，当时国内仅发现两枚，而张叔驯即藏有一枚，另一枚为陈仁涛所得，由此可见其收藏之精。
张叔驯并不是那种只知道把藏品深藏秘锁的传统藏家，他也喜欢与外界同好交往，进行广泛研讨。他是当年泉币界各种活动最积极的组织者。1927年，他邀请泉币收藏家程文龙等人，由他出资创办了一个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同时还创办了《古泉》杂志，是我国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钱币专业杂志。
这个学社拥有当时中国泉学研究的所有权威人士，其中有不少都是名重一时的大收藏家和大学问家，他们是：龚心钊、张叔驯、邓秋枚、张䌹伯、程文龙、郑家相（以上是鉴定员）；方药雨、周仲芬、宝熙、陶心如、罗振玉、杨肃谷、陈叔通、张丹斧、朱峻夫、王朴全、宣愚公、蒋坚志、李国松、范兆经、范兆昌、方地山、余挺生、翁友三、郑希亮、周书、刘晦之、蒋伯壎、顾震福、朗悟、袁克文（以上是评议员）；董康、王荫嘉、邓秋枚、张翼成、程文龙（以上是编辑员）。学社的理事是张叔驯和程文龙。这个名单是学社的社员选举出来的，可见当年该学社成员之广。
这个团体中，博学鸿儒大有人在。宝熙是满清皇族之后，在晚清朝廷中任过职，素以收藏古物出名，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先生的老师；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世称“皇二子”，清末四大公子之一，以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著名，其收藏古钱、古书和邮票久负盛名；龚心钊、刘晦之、李国松都是安徽籍的银行家兼大收藏家，李国松是李鸿章的侄孙（李鹤章的孙子），刘晦之是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龚心钊是合肥望族之后，他们的收藏在民国收藏史上很有名气，也都出版过各种收藏目录；方地山、罗振玉、董康、邓秋枚、陈叔通等人不仅收藏古钱，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张䌹伯、郑家相、王荫嘉、张翼成、张丹斧、程文龙都是泉界著名人士……
学社的社址在上海贝勒路口蒲柏路（今黄陂南路口太仓路）鸿仪里2号（现旧房已拆，变成“新天地”的一部分了）。他们于每个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日下午来此聚会，共同欣赏和研究各自新的藏品，切磋学问，考证真伪。该社在每月的第一周周日还召开展览会，将各家提供的藏品分卖品和非卖品两类陈列，为大家相互间的交换研讨提供方便。
该社出版的《古泉》于1927年5月刊行，分为两种印刷版本，一种是宣纸印制的线装本，一种是普通的平装本。第一期上除了刊载了一些珍稀古钱的拓片外，还刊载了翁宜泉《校洪志》、金砚云的《古泉考》、刘燕庭的《嘉荫榏随笔》、程文龙的《古泉审》、王荫嘉的《泉觯》、邓秋枚的《风雨楼异泉图录》等文章，还有张叔驯自己撰写的《齐斋泉乘》。但仅出版了一期就没有声息了。
十年后，到了1936年，随着中国泉学热潮的逐渐高涨，大家深感有必要重建一个固定的泉币组织。张叔驯、丁福保、叶恭绰等人重起炉灶，发起成立了“中国古泉学会”，在上海功德林素菜馆正式成立，当时到场有吴稚晖、叶恭绰、丁福保、程云岑、杨凯龄、张叔驯等，并选丁福保为会长，张叔驯任副会长。
第二年，举行了第二届年会，改选张叔驯为会长，丁福保、陈仁涛为副会长，敦请孔祥熙、叶恭绰、张静江为名誉会长，并创刊《古泉学》季刊。可惜寿命又不长，杂志只出版了5期就没有声息了。
张叔驯的钱币活动不仅在国内，1929年，他就是日本东洋货币协会赞助会员。1935年至1936年间，他还加入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并担任了组织委员，同时还是美国钱币学会的会员。据上海《晶报》载，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张叔驯曾应日本古泉界朋友的邀请出访日本，并在日本作学术交流，在当时日本古泉界引起巨大反响。1935年3月10日，日本著名钱币收藏家来沪访问，有平尾聚泉、三上香哉（平尾聚泉是《古泉大全》的编著者，三上香哉是东洋货币协会的专务理事），在沪期间都与张叔驯、丁福保等作了愉快的学术交流。
张叔驯曾著有《齐斋泉乘》一书，记载了他对一些钱币的考证功夫，可惜未及出版，仅在《古泉杂志》和《古泉学》杂志上刊出数则。抗战爆发后，他们全家避往海外，这部珍贵的书稿不知最终流落何方。
1946年张叔驯最后一次离开故乡远赴美国时，他带走了一枚中国古泉收藏史的传奇之品——“大齐通宝”，泉界称为“四眼大齐”。
大齐通宝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国主徐知诰（李昪）所铸，物以稀为贵，这种“大齐通宝”，文献上记载的只有两枚。道光年间戴醇士（即戴熙）所藏的那枚钱因残缺左角，故世称“缺角大齐”，那是他家中的祖传之物。戴醇士是杭州人，道光时曾官至兵部侍郎，晚年辞官还乡，据说在太平军攻破杭州城的时候，戴醇士自殉时就怀揣着这枚最喜爱的宝贝古钱，从此世间再也不见“缺角大齐”的踪影。他的殉节行为，受朝廷褒扬赐谥“文节公”。也有说戴醇士将“缺角大齐”深埋在地下，之后有些人为了得到这枚稀世真品，争相购买戴宅，掘地数次，终无所获。另一枚就是张叔驯所藏的“四眼大齐”。
当年，戴葆庭以五百大洋之价将“四眼大齐”卖给了张叔驯，张叔驯得之，视为铭心之品，奉若拱璧，因而取斋名曰“齐斋”。
继“缺角大齐”之后，“四眼大齐”的出现成了世间孤品，顿时身价百倍。又有前述藏泉前辈的人文掌故，张叔驯得之后，呵护之殷可以想见，故长期秘不示人。
当年少数见过“四眼大齐”的人之中，有大收藏家罗伯昭，他曾经这样评论这枚稀世古钱：“厥钱完整，缘薄厚肉，红铜熟旧。背似稍夷而有四小孔，文字与戴醇士之拓本同范。”
但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久了，亲朋至好总想一睹该钱的风采。张叔驯想了一个办法，请翻铸高手仿制了一枚，以代真品，偶尔示人，足炫法眼，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
这个秘密，直到1983年才被我父亲在《中国钱币》第二期《大齐通宝辨》一文中揭开。在这篇文章里，还附有一张背面轮廓清晰的大齐通宝拓片，这张拓片，便是张叔驯让高手翻铸的大齐通宝。父亲指出，这枚翻铸品能与真品相辨别的，便是钻孔的方式：真品钻孔是从正面字隙间钻入，所以背面的四个孔口呈翻口状，翻铸品反其道而钻孔，自背面钻入而此面不见翻口，所以背面四孔轮廓清晰可见。
据张南琛（张叔驯子）告诉我，其父辞世若干年后，他的母亲徐懋倩将包括大齐通宝在内的2,000多枚古钱卖给了纽约著名古董商美籍华人J. T. Tai.。此人原先在上海时，就与其父认识。
我的美国好友孙浩先生以此讯息查阅国外一些资料后，认为“J. T. Tai”原名“戴福保”，其店名为“戴润斋”（Jun Tsei Tai，全名J. T. Tai & Co.），欧美古玩界都以“J. T. Tai”称呼。
戴福保夫妇在早先在国内即是买卖陶瓷、青铜器及玉雕方面的知名人物，1938年在上海广东路开设“福源斋”古玩店，他与“禹贡”古玩店的叶叔重、“雪耕斋”的张雪庚，以及“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被当时广东的古玩界，称之“四大金刚”。戴福保于1949年赴香港，次年迁居美国后不久，即在纽约开店，很快在欧美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界打响名号，后又从事房地产生意。其留在上海的店铺1955年因涉嫌文物走私案发被查封。戴福保于1981年在美国以J.T. Tai & Co. Foundation （戴氏基金会）为名创办一个慈善性质的基金会来管理资产，其本人已于1992年过世。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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