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丽
1972年,父亲出生在河南省东南角的一个小村庄,排行老五。那时59年的饥荒刚过去不久,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仍然有很多人家穷得揭不开锅。
不过,听奶奶说,像父亲这个年纪的人还算是幸运的――没进过公社,没挨过批斗,没经历过饥荒,而且还有机会上了学。的确,父亲是他那一辈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上过学的。可惜的是,因为拿不出小学升初中的5元考试费,父亲辍了学。为此,爷爷奶奶对父亲一直心怀愧疚,而父亲也一直留有遗憾。
父亲辍学时十六岁,在下学的半年时间里,他像当时村里的大多数小伙子一样,依靠捉鱼摸虾,掏黄鳝、泥鳅,卖了钱补贴家用。但是很快,父亲厌倦了这种生活。一天夜里,父亲悄悄收拾了他的几件破衣服,一床3斤重的被子,和邻村的几个青年爬上一辆长途运输货车,瞒着爷爷奶奶,到天津打工去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打工浪潮才刚刚开始,封闭保守的农村人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于是,第二天村里就像炸了锅一样,都在议论着谁谁家的孩子被人骗到外地去了,这一去怕是一辈子都回不来喽!爷爷奶奶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一听这话还了得?奶奶在家哭得昏天黑地的。而且那时候没手机没电话,就连写信也是难事,不识字,不会写,写了也不会寄,两个老人只能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回来。
父亲喝完酒经常会和我们这几个孩子说起他年轻时候的事。他说刚到天津那会儿,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搬一天砖、拎一天水泥,3块钱。为了省钱,不舍得租房子,就住在工地上,夏天还能凑合过去,冬天地面上结了一层冰,铺上砖,照样睡,盖的就是他从家里带的那床3斤重的被子,实在冷极了,就和几个工友打通铺,挤挤、取暖。他还说当年和朋友们出去玩,为了省公交车票钱而使用的各种小把戏。如今,在我们听来,父亲的那些把戏只让人觉得好笑,可当它切切实实发生在父亲身上时,一定是酸楚的。
其实,父亲还是个有头脑的人。在外打工省吃俭用了两三年,终于有了一些积蓄,父亲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就托人从外面购买了一台农用机,农村人都管它叫“手扶机”。在依靠牲畜耕地的年代,这台机子算是个稀罕物儿,父亲用它给人犁田耙地挣钱。又过了两年,村里的手扶机多了起来,父亲便把他的机子卖掉,拿着家里的全部积蓄买了一艘船,开始在淮河上捞沙。那时候正赶上市场经济刚在中国确立与实行,带动着建筑行业也热了起来,市场对建材需求大增,所以沙子水泥都成了值钱的东西。父亲每每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意气风发的,即使我们老是对那不起眼的手扶机和已经烂成破烂的捞沙船嗤之以鼻。
在跑船捞沙的时候,父亲已经二十出头了,像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父亲靠相亲认识了母亲。直到现在,每次母亲提起她和父亲相亲时的场景,还总是笑话父亲当时穿的那双脚后跟开了嘴的军球鞋。无论过程如何,结果是父亲用七百块钱把母亲娶到了船上,然后在船上有了我和弟弟妹妹。还记得有一天夜里下着大暴雨,河水流得急,从我家船抛在岸上的锚挣脱了,船立即顺着河水漂下去。父亲当时正在岸上的沙场给车装沙,看到我们娘四个和船一起漂走了,一猛子扎进河里,游了两三里终于追上了,爬上船,控制发动机,调头,靠岸,安慰受到惊吓的我们。
父亲开船捞沙在河上待了10年多,常年吹着的湿冷的河风和不分白天黑夜的重体力劳动让他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直到有一次运沙的时候船底撞上了河里的暗柱,久经风霜的老船罢工了,父亲从此告别了跑船生活。
如今,父亲快五十岁了,一边在小县城里当着农民工,一边在乡下种着几亩地,裹着我们的生活开支和上学费用。寒假回家,是父亲到火车站接我,从出站口出来时,父亲正在着急张望,旁边停着我们家用了好多年的“大黄蜂”摩托车。以前觉得很威武的“大黄蜂”现在却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就像父亲,虽然还没到白发苍苍的地步,身形却已略显佝偻,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当年的形象联系起来了,有时候甚至怀疑父亲真的年轻过吗?
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安逸的生活里待的太久了,以至于每次听到父辈们讲述他们年轻时遭受的苦难,就像在听一个个遥远的故事,因为难以想象那些都曾是真实发生的。我们有时候很烦父母的喋喋不休,觉得他们讲的老掉牙的那一套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确实,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发展,我们的父母可能已经掉队了,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在他们年轻时,在属于他们的时代里,他们也许做得比我们优秀,经历得比我们丰富。
刘丽丽,出生于1997年8月,家乡是河南省信阳市,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大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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