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平思微
一
父母相继离去已三年有余,期间我为母亲写的怀念文字尤为多,梦中也是常见母亲,偶尔出现父亲,也是一语不发地看着我。这或许源于儿时的记忆吧。
从小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怕”。
父亲脾气火爆,说话嗓门大,动不动就会对着我们大吼大叫。家里的钱都攥在他手里,我读书要用钱,从不敢直接问他要,总是先问母亲,再由母亲去问他。
父亲到家就是喝酒,自斟自饮一两个小时。有时母亲催他快点,要收拾碗筷,他就跟母亲吵架,吵急了,筷子“啪”的一声摔桌子上,跳起来就打母亲。母亲也不示弱,总是与他对打。我们姐妹常常是吓得躲在外边或低头不语,或呜呜哭泣,很少敢过去拉架,因为父亲打着打着,有可能就连我们一起打了。
当然,如果打斗程度相当激烈,在外听见了母亲的嚎哭声,那我和姐姐们就都会奋不顾身的跑去拉扯父亲,救出母亲。至于他们打骂的真实原因,我向来掰揉不清,只是暗暗地惧怕父亲、憎恨父亲。
随着年龄的增大,感觉家里的硝烟味是越发浓烈,硝烟弥漫的原因我也逐渐明白了一些。父亲从小失去了父母,是跟着唯一的哥哥长大。解放前夕,他那曾经横行乡里的哥哥害怕翻身得解放的穷人报复,吓得吞金自杀了。受尽欺凌而又无处发泄的乡亲就不顾政策,将一顶“地主”的帽子强行戴在了解放前年轻未当家且也受尽哥嫂欺凌的父亲头上,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发泄。
在他们淋漓尽致的发泄中,父亲受尽了奴役和屈辱,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失去了尊严的父亲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最后一点温情。
回到家,满腔怒火满身疲惫满心伤残的父亲看到我们这一长溜强硬来到这个世界的“赔钱货”——母亲一口气给他生了七个女儿,没生一个儿子。父亲心中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没有了希望的父亲是借酒消愁愁更愁,除了打骂我们,恐怕他再没有生存的乐趣了。
明白了原因后,我也就逐渐理解了父亲,慢慢也就不再怨恨父亲了。虽然不再怨恨,但也无法亲近。
父亲算是我们村里的文化人。
解放前,年少的父亲是乡里小学的一名教师,写得一手好字,人又长得俊俏,被人们称为“泉相公”(相公是我们那儿对俊俏后生的戏称)。
记忆中一家子最开心的时候是除夕的下午看父亲写对联。
那时候,父亲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眉宇间流露出的自豪让父亲显得更加斯文帅气——我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很英俊的,就是年过古稀后也是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帅哥。从买红纸、裁红纸到折格子、写字、贴春联,父亲都一手操办,决不让我们插手。不过,我得蹲在门口帮他递递米糊,挪挪凳子。母亲的任务就是贴的时候看看是否端正。
对联内容也多是父亲自己所做。解放前父亲上过私塾读过县立高中,肚子里的墨水不少,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作副应景的对联,从来不在话下。贴完自家的后,父亲往往还会应邀到几户邻居家去帮忙,每次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去,乐呵呵地回。
每年的这一天,是父亲最受到尊重、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光了。
1980年9月,摘下了“地主”帽子的父亲回到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已经五十一岁的父亲回到告别了三十年的讲台,一下子显得年轻了。每天穿着虽然不新但却干净整洁的衣服,快步走在去学校的小路上,一路神采,一路轻捷,那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在晨辉中烨烨闪光,乌黑浓密的短发也在微风中颤动着,对我们姐妹说话也很少吹胡子瞪眼睛了。
正在小学读书的我也改变了往日被老师同学歧视的命运,摆脱了“地主”小崽子的阴影,可以挺起腰板子坐在课堂上,写得好的作文也可以登上“作文园地”的大雅之堂了。
记得那年除夕父亲自己做了一副对联,还嵌上了自己的名字,上联是:清风吹霾云开见日恩施万民,下联是:泉水洗垢滋润心田福泽千秋(父亲的名字是清泉),横批是:苦尽甘来。
重新找回了做人尊严的父亲,很想让他的一手好字传承下去。但是,重男轻女的父亲抛开了我这个还在念书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劳动之余,就坐在灯下耐心地教几个在我家寄读的外甥写毛笔字。
我乐得没人管,自顾自的在外与伙伴疯玩,反正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业。
好景不长,在学校代了几年课的父亲又被辞退了。原因是省里出台了政策,凡是“80719”之前的民办教师可以参加考试转正,之后的就一律辞退。
年过半百的父亲又一次经受了命运的嘲弄,默默地回到了家里。母亲再三撺掇他去上面反映情况,后来总算留下了,但只是到学校当个炊事员。在父亲眼里,这虽然比干农活强,可终究是个伺候人的活,郁闷之余只剩无奈。
父亲又回到了以前借酒消愁的日子,又开始了与母亲缠缠绕绕的相骂打架。此时,姐姐们已经相继出嫁,只留下读初中的我守着这个硝烟弥漫的家。
我不光怕父亲,也怕回家,怕面对一辈子争斗不休的父母——这种怕一直延续到父母过世。
二
记忆中,父亲留给我的最温馨的画面,是他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的那几年的夏天。
那些年,我们一家人从责任田里不光刨足了一家的粮食,还刨出了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新瓦房。当然,其间还有父亲当民办教师增加的一点收入。
家,终于宽敞一些啦!我们三个小的姐妹(四个大的已经出嫁),终于可以不和父母挤在一个土改之后一直住着的、昏暗潮湿的小土坯房里睡了。
炎炎夏日,我们可以睡在新房的厅堂里,两张并排放着的竹床睡着我们姐妹仨,父亲则搬一把摇椅摆在门口睡,俨然是我们姐妹的保护神。
细心的母亲总是先在门口泼几桶井水降降温,地面稍干后再点一个谷糠火堆驱蚊子。
悠悠的谷糠香味飘洒在整个房间里,少了许多蚊虫的侵扰,门口又有父亲的守护,我们姐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倾听着父亲如雷的鼾声,享受着清风徐来、夜不闭户的闲散舒适,我们睡得安稳、踏实。
这种难得的温馨日子,深深地浸润着我的心田,让我对父亲的记忆温柔甜润了许多。
与父亲一起制作烟卷的画面,也常常在我脑中萦绕。
父亲的烟瘾较大,但又买不起市面上的香烟,只得自己种烟叶,自己做烟卷。
每年开春后,父亲总要带着几个姐姐,来到荒山上自己开垦的荒地里,种上几分地的烟叶。
等农忙过后,一家子就忙着收采烟叶,晾晒烟叶了。
一串串烟叶挂在阴凉通风的屋檐下晾晒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就拿一个大大的竹匾摆在新房子的厅堂中央,取下一扎扎黄灿灿的烟叶,放在竹匾中。
我的任务就是解开一根根扎在叶柄的绳子,将一扎扎烟叶打开,然后跟着父亲一片片摩挲、审视,发现有霉变的取出扔在一旁。这样梳理了一遍后,父亲就开始把这些宝贝似的烟叶一张张摆进他的大木匣里——那是父亲专门压制烟叶的宝盒。父亲每摆下一张烟叶都要用双手摩平压实,那动作既轻柔又有力,脸上那宁静慈爱的表情,似乎在将一个婴儿放进摇篮,然后盖上被子,压紧被角。
每每这时,我总是眼睛不眨地盯着烟叶,心里充满了羡慕,什么时候,父亲会将这一股柔情给我们母女呢?
每放完一张烟叶,父亲就要喷一口茶油——这也是我每年乐意陪着父亲做烟卷的主要原因。父亲左手端着半碗茶油,轻轻含一口对着烟叶喷出,那茶油像轻烟漫雾一样从父亲嘴边散开,轻轻曼曼地落在烟叶上。父亲那只有力的右手虽空着,但五指伸开成虎爪般,随着油雾的扩散手臂慢慢张开,又随着油雾的落下手臂慢慢收回。再喷一口,再张开,再收回;张开,收回……
那优柔娴熟的动作,那惬意专注的神态,像是一个乐队指挥正在引领大家演奏一曲柔美的曲子。我总是看得如醉如痴,甚至不由自主地跟着父亲的手臂张开,收回;张开,收回。等父亲全部喷洒完毕,我心中总有一股莫名的遗憾。
每每这时,是我在父亲面前胆子最大的时候。我总是缠着父亲想要含一口油喷喷,但父亲终归是不肯的。
每喷完一张烟叶的茶油,父亲还会嘬起嘴巴对着烟叶轻轻吹几口气,一会儿,渗进了茶油的干燥的烟叶有点腻腻的、粘粘的,透亮的了。父亲就放下碗开始摆第二张,动作还是那么轻柔、优美。
我伸出的手则总是被父亲喝退,从烟叶喷了茶油开始,父亲就不准我摸一下了。
烟叶浸润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切烟丝做卷烟抽了。这是父亲一年的精神食粮,所以父亲每次总是小心翼翼地取出三五张,亲自切成细细的丝,用报纸包着,放在碗柜的最高处,从不让我们沾手。想抽的时候,父亲就取一小撮放到竹制的烟筒上,慢慢地抽着。
那飘飘悠悠的烟雾,在我们旧屋新房中飘散着,弥漫着一股青草的香味,比市集上买的卷烟味道好闻多了。
三
那个夏天——父亲带给我的记忆好像都与夏天有关,父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让我感动得哭了。
那年中考,我以1分之差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考试前,父亲就郑重地对我说:“你考上了重点中学,我砸锅卖铁也会供你读书。但若是没考上,高中念不念,随你……”
我当时心存侥幸,因为我除了英语各科成绩都挺棒的,按平时的考试情况看,只要英语能蒙上六十分,就基本没问题了。
但中考毕竟不是用来蒙的,其他科目发挥正常,英语也只考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五十二分。我也就只能考取本乡的普通高中,永远失去了进重点中学的机会。
站在学校榜文前,我沮丧到了极点,不知怎么办才好。去读普通高中,然后考大学,那是很渺茫的事,我怕年近花甲的父亲随时拉我回家种田;去复读考师范又怕拿不到指标——那时差不多都是家庭条件好学校成绩好的应届生考重点高中,而家庭条件差的应届生历届生都想尽办法拿考师范的指标。
想考师范的人太多了!农村孩子,家里困难的十之八九,中学毕业就能不用家里的钱读书,读完以后还有“铁饭碗”,这营生谁会不想啊?
犹豫,彷徨,痛苦,抉择,在学校的围墙边我来回走了好久。最后终于下了狠心,为了年老的父母,为了自己,我只给自己一年的机会,失败了,回家种田!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父亲在秧田了拔秧,心中万分忐忑地走过去,把考试情况告诉了父亲,然后怯生生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父亲只说了两个字:“随你!”
我下定决心复读,开始自己补习英语。但忽然听说考取了普通中学的人想复读,还得去县教育局托人撤销自己的录取资格,否则不准复读。
我一下子傻了!
父亲想了想,说:“我们去县里找找你河叔吧!”他说的河叔,是我们的一个本家,在县教育局工作。
炎炎夏日,阳光毒辣,父亲放下田里的活计,到瓜田里挑了两个最大的西瓜摘下——那时家里种的西瓜都是卖钱的,自己是舍不得吃的,真的是“卖瓜的人啃瓜皮”啊!
父亲用蛇皮袋子装好西瓜,搭在肩上,扛着出发了。
汽车在乡村公路上颠簸爬行了几十公里,父亲坐在一张用来加塞的小板凳上,一直抱着西瓜不敢放下,生怕司机一个急刹车,西瓜被颠烂了。
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在晒得滚烫发热的路上,东打听,西打听,走了两三里路,总算找到了教育局。
一路上,我跟在父亲后面,几次想帮忙都被父亲喝退——的确,我这么一个瘦弱的女孩,是扛不动这两个加起来三四十斤的西瓜的。
看着父亲那被袋子勒红的肩膀,那光脊背上豆大的汗珠,那被汗水浸湿的花白的浓密的头发,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泪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在门卫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河叔的办公室。父亲让我站在树下等,他一个人进去了。
透过婆娑的树影,隔着朦胧的玻璃,我看见父亲满脸堆笑地站在那儿,脊背弓着,两只手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听不清说了一些什么。河叔的背对着我,看不清神态,好半天看他摇了摇头,我的心抽得紧紧的。
父亲一直笑着,说着。
过了好久,河叔点了点头。
我的心咚咚咚地响着,像一个鼓槌在擂个不停。
终于,父亲笑着出来了,我赶紧跑过去。
父亲说:“答应了,你得好好努力!回家吧!”
父亲默默地走在我前面,我默默地跟在后面。父亲的步子有些踉跄,花白的头发有点凌乱,背也开始弯曲了——我猛然感到了父亲的苍老,泪水又奔涌而出。
父亲给了自己一个安慰,更给了我一个跳出农门的机会,让我拾起了他几次遗憾地放下的粉笔,代替他站了几十年的讲台,播撒了几十年的芬芳……
还有一幅温馨灵动的画面,让我每次一想起就忍俊不禁:
盛夏的秧田里,父女俩忽然心有灵犀般地同时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站起身互相望一眼,就丢下手中刚拔的或正在插的半拉子秧苗,拔腿从水田爬上岸,毫不迟疑地往家跑。
父亲还一改往常的严厉,在后面边跑边催促我:“你快点先跑回去,搜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点!”我就空着手撒开脚丫子跑起来,也顾不得满脚的泥巴块儿满脸的泥巴点儿。
父亲也裤管一高一低地或挑着空簸箕或担着空箩筐,狂奔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头上戴的草帽跑飞了,飞快地捡起接着跑------我们俩赶着回家听单田芳的评书呢!
中午十二点半,父女俩雷打不动地守在家里的一个小收音机前,竖起耳朵听单田芳的《三侠五义》、《白眉大侠》、《明英烈》……
母亲总是及时给我们每人拿来一把蒲扇,端来一碗泉水冲泡的酒娘——母亲酿的酒娘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色鲜味甜,浓香四溢。
扇着扇子,听着评书,喝着美酒,半天的酷热半天的疲劳一扫而光。琥珀般的米酒带着那清凉悠甜的滋味滑入喉咙,沁入心脾,怕是神仙的日子也没有这么惬意吧!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下班回家第一件事,还是打开电脑听评书。一边听着锅里“滋啦啦”的炒菜声,一边还竖起耳朵听百听不厌的《百年风云》。
总以为自己最爱母亲,想不到聊起父亲来,键盘也“哒哒哒”地敲个没完;总以为自己更像母亲,想不到父亲带给我的影响也这么绵长悠远……
只是在父亲的有生之年,记着的总是他的粗暴他的严厉他的冷淡。现在想想,心中的滋味哪是一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能概括的!
原名:胡七平,乡村老教师。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在乡村特殊成分家庭的人,一个感受了见证了时代带给这个阶层伤痛与洗礼的人,一个心中有故事却一直不敢触碰的人。
生活在继续,时代在进步。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只要积极向上,豁达乐观,她都会带给我们成长,带给我们收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印记。回忆过去,书写过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提升。我想趁有生之年,拿起手中的笔,述说心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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