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别集（15）
张国领
纵观历史的发展会发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潮流标志。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全社会流行学雷锋做好事，乡村不像城市，可以在红绿灯下搀扶老人过马路，我们只有给五保户家的水缸里抬水。一人挑两桶水是挑不动的，就两人抬一桶水，至到把水缸抬满。可村上的五保户就那么几户，每家也就一个人，今天把水缸的水抬满了，第二天基本还是满的。没地方抬水了怎么办?我们就一大早起床，蹲在五保户的门口，等他一开门，就冲进去给他倒尿桶。一个五保户只有一个尿桶，大家都争着倒，为了把尿桶抢到手，小伙伴们常争得面红耳赤。
过了几年之后，社会上又有了新鲜事物，以前抢着倒尿桶的孩子们长大了，有钱的就买个大收录机，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太阳镜，手里提着收录机，把音量拧到最高，满村子的转悠，以显示他的时尚和新潮。
上世纪刚进入九十年代那会儿，最时髦的不是你家里买了彩电，而是腰间别了一个寻呼机，即常说的BB机。
它的形状比通常的手表盘稍大，四四方方的，上面有个小屏幕，有人打电话找你时，它会发出“嘀嘀嘀”的响声，屏幕上显示出一串对方的电话号码。
有一个细节可见当时这种小玩意儿时髦到什么程度，有寻呼机的，绝不把它装在口袋里，都是别在裤腰带上。夏天穿衬衣体恤的，必定要外扎腰，好让别人一眼就能看见他佩戴的寻呼机，如果天冷了，衬衣外面要穿外套，会把寻呼机遮挡住，那怎么办呢？只好不停地撩衣裳襟，撩开之后让人看到他腰间有寻呼机。
还有的干脆告诉寻呼台，每隔十分二十分钟要呼他一次，不管有没有电话找他。还有人将寻呼机的号码印在名片最醒目的位置上，见了朋友必定要递上一张名片，同时不忘加上一句：“有事儿您呼我！”
“有事儿您呼我”，成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
有位从北京来安徽的朋友，腰间也别着一个寻呼机，在我面前隔一会就要拿出来看看，因为我没有寻呼机，不懂它有多么强大的功能，便问他：“若是在北京呼你，你在安徽也能收到信号吗?”他不好意思地说：“那收不到，只能在本市范围内才收得到信号，我这不是看看时间嘛，有了寻呼机就省了戴手表的麻烦了。”岂不知这拿寻呼机看时间远没有抬腕看手表方便。
我从安徽调回河南之前，见过有个别人佩戴寻呼机的，在当时月工资只有一二百元的年代，寻呼机卖到一千多元，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像我这样拖家带口的，决不会虚荣到忍饥挨饿去买它。
调回河南之后，最初我在军营外面租住民房，民房离单位有一定的路程，平时骑自行车上班，上班期间领导随时都能找到我，下班之后想找我就困难了，因为我租住的房东家里没有电话，附近也没有公用电话，我租住的屋子也不可能装电话。
如果是在别的处室上班，下班一般没人会找我。但我是一名电视记者，凡有突发事件和情况，需要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拍摄，有时晚一分钟，就可能错过一条重要新闻。错过一条新闻对于我个人来说并非大事，但对于一个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和所在的单位来说，那就是不可原谅的。
在记者站，我是新来的，自然就要多干工作，我又是老电视人，自然就是单位的骨干，所以需要赶赴现场时，我都要率队冲在最前面。
由于工作需要我随时随地能招之即来，领导便破例为我装备了一台数字寻呼机。这真是一个特殊的待遇，当时我很是激动了一阵子，拿着寻呼机是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半天，郑重其事地把寻呼机的号码记在笔记本上，以防忘记。然后我兴奋地拿起办公室的电话，拨通126寻呼台，对着态度和霭、语气温软的寻呼员说，请她把我的号码连呼两遍，算是熟悉，也算是显摆一下，因为以后我见到别人时，终于也可以自豪地说出一句：“有事儿您呼我”了。
刚配备寻呼机时，只有领导和办公室同事知道号码，呼我的人很少，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经常把手放在腰间别着的那个小玩意儿上摸一摸。每次摸到寻呼机的时候，它都像一只知了抱着大树那样，在我的身上紧贴着，我的心也就放下了，那时候就盼着谁能赶紧地呼我一下。
有了这种心理，我的呼机号也就飞快地在朋友中传播开来，两个多月后，知道我呼机号码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呼叫我的人，有的确实是有要事，有的没啥事也要呼一下，若是白天我在办公室里，随手用办公桌上的电话也就回过去了，麻烦的是下班以后，回到我那个租住屋里，只要寻呼机一响，我就要满世界地找电话机给他们回电话。
还有我的领导，他自己天天在公司里做生意，工作上有什么事就传呼我，如有大事倒也理所当然，因为单位配备寻呼机就是为了领导指挥方便的，可他常有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呼我。数字BB机的弊端是，呼叫我的人名不显示，是谁找我我不知道，找我啥事我更不知道，弄的我很被动，好像对方在暗处、我在明处，疲于应付，倍受干扰。
我住的地方是个城中村，房东原来是郑州市郊的农民，因为城区扩张，农民成了拆迁户，也成了暴发户。暴富后又拿拆迁款自建住房，没有统一规划，随意性很大，从我租的房子走出那条长长的巷子，要经过十几户居民门前，什么情况都会遇到，特别是晚上，没有路灯，凭着感觉走，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冲，绊着东西摔跤或踩进水沟里是常有的事。
每当越过千难万险找到公用电话，接通呼叫我的人，听到的却是询问不值一提的琐碎之事，我心中的懊恼、烦躁陡然升起，恨不得当即将对方痛骂两声，有时候，拿巴掌“呼”他的心都有。
那一刻，原本我对别人腰间挂着寻呼机的羡慕，一扫而光；期待寻呼机发出“嘀嘀嘀”叫声的念想一扫而光，从前无比悦耳的声音，变成了烦人的噪音，有立即关掉它的冲动。
可冲动归冲动，我还不能把寻呼机的声音关掉，因为单位配备寻呼机就是为了时时能寻呼到我，防止有紧急情况时无法联系，宁可错接十次，也不敢漏掉一回，万一那漏掉的就是要事，可咋整呢？！
电子产品的更新是极快的，不久社会上又有人将数字寻呼机换成了“汉显”，就是所谓的中文机，有人呼叫时，屏幕上不再只是出现一串数字，而是可以出现三十六个中文汉字。
三十六个字足以简要说明寻呼的事由，这样就使寻呼机的机主能在第一时间明白是谁呼找、有什么事情、需不需立即回复电话。
于是，我就又盼望着能拥有一部中文汉显寻呼机。
去年我在北京采访过时代光华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朱肃生，朱董是河南人，他最早引起国内外轰动的科技成果，正是九十年代初期发明的语音寻呼机。当很多人都在为使自己的数字寻呼机换成中文寻呼机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他们在洛阳研制成功的语音寻呼机，引来了美国MOTOROLA公司的极大关注，要花五千万美金来买他的专利。他说当年研制的语音寻呼系统，如果没出现人为的阻挠，就没有后来居上的腾讯了，今天人们广泛应用的微信也将是他们公司的产品，因为他的科研成果不但有数字的功能，也有中文汉显的功能，更有语音传递的功能，并且可以相互转换， 最那时最先进的。
朱董说的那个年代，正是我为数字寻呼机头疼的年代，他的成果是跨时代的，可见潮流在以何种速度滚滚向前，永远不会停留、等待。
可是有了数字寻呼机，领导就不可能再为我更换中文寻呼机。于是，在郑州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一直用着数字寻呼机。由于呼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对寻呼机由最初的喜欢转为讨厌，继而开始恼怒，甚至对它那“嘀嘀嘀”的响声，产生出几分恐怖。
因为它不但花费我很多时间去回那些毫无意义的电话，并且每次回电话还要搭上几毛钱电话费。几毛钱啊，对我而言，那可是能买到好几根油条、好几个馒头和两大碗糊辣汤的。别小看区区几毛钱，积少成多就是几块、十几块、几十块……
好在两年后我就调走了，调到北京不久，单位就给配备了一部汉显寻呼机，我的愿望没有费力就得到了实现，因为此时的数字寻呼机，已经被时代淘汰出局了。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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