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高考的考生人数一年多过一年，今年考生人数就达到了1078万人，要知道2017年只有940万人，短短四年时间就上涨了超过100万人。
今天2021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人生的分水岭将会在这两天得到彻底地明晰。但除了高考之外，考研也同样是人生的分水岭，考研后的人生，也是如逆天改命般大不相同。
学长身边就有一位朋友，从小出生贫寒，初中成绩相当好，又很努力，考进了县城里第二好的高中。但进入高中后因为学习压力大，自己心里承受不住，导致成绩下降，最终高考好不容易考了个大专学校。
本来以为他这辈子就到这了，我们对他都感到非常可惜。因为他在中学期间是那种死读书、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我们都以为他是读书的料，会一辈子以知识来赚钱。然而，他现在这个样子却是自甘堕落了。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某年暑假，我回家偶然碰到他，在吃饭间隙，他给我说，他通过专升本考上本科了，寒假过后就会去省会城市读本科。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以为他会因为高考的原因而一蹶不振，从此泯然众人。但是他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变得这么努力了。
又过了几年，有次我回家看我家人，我的家人在闲聊中给我说：隔壁邻居家那位专科小伙最近考上某985的研究生啦！还拿到了2w的奖学金呢！
我开始是不敢相信，因为我还没有见过身边人会浪子回头、发奋图强的，他是第一个。但想想又觉得，如果是他，那确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身底子是不错的，一旦清醒了，那是很容易成功的。
而现在，他马上研究生毕业，听他家人说他准备去北京大学读博了，打算博士毕业后留在高校里当大学老师，到时年入30w、北京户口没什么问题，再通过科研立项和社会兼职，年入百万也不是不可能。
我为此感到很开心，因为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历这种东西是我们大部分寒门学子最好的出路，靠自己的知识和学历来赚钱，是一种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方式。
一、高考的起源
咱们国家的现行的高考制度主要是源自1300多年前隋唐时期的科举选拔制度，包括状元一词一直沿用至今。
说到科举制度，它的影响非常深远，不止是国内，东亚各国甚至很多欧美国家都受到科举的影响。
在14世纪，来中国串门的欧洲人就将中国通过科举，即统一考试的选拔人才模式，向本国做了详细介绍和推荐。
在1853的时候，英国的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就是建议学习、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手段来招聘官员。
欧洲官员们一听这制度确实比之前世袭、任命的制度要公平的多，于是就采纳了这个报告。
不得不说欧美人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们结合当时工业革命的民主与人权的需要，对科举进行了改造。
考试内容丰富而又科学，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心理素质，统统纳入考试的内容。除了笔试方式，欧美“科举”中最重要的是口试和面试制度的确立，比中国的“殿试”，由皇帝一人御笔钦点手段，更为完善和科学。
欧美的“科举”，即便顺利通过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国的学子（举人）一样，立即可以获得官职和荣耀，戴红花骑大马。他们还得实习和试用，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正式上岗“当官”。
科举
咱们国家的人们学习能力也不差啊，在1905年清廷出于发展新教育、培养实用人才的需要，废除了科举制度，转而引进西方的学校考试制度。
中国现代高考制度的建立，就有这样两个重要来源：一是科举考试制度所形成的传统考试思维和价值，二是西方现代考试制度的模式和手段。
科举考试自此寿终正寝，我国现代高考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不断地完善一直沿用至今。
二、我们为什么要高考？
对我们的一生而言高考只是人生极短的一个片段，但它是一个及其重要的片段。
高考不仅是一场考试，也为我们晋升、社会选拔建立了直达通道。教育选拔，本质上是对人的发现，没有高考这样的选拔机制，各种因素都可能掺杂进来，影响着一个人的教育前途，而高考提供了一个公平竞技的平台，身份、地位、财富的作用统统屏蔽，知识学习成果得到直接反映，也使得万千学子的教育晋升通道变得透明，社会晋升的机会也是人人平等。
在这个意义上，高考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的示范，一个处处讲规范的社会，才会为真才实干大开方便之门，而不是讲人情、讲关系，以及种种靠努力奋斗无法获取的力量。
三、高考改变命运
1978年，未来的“史上最年轻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还是阿坝水电站的一名拖拉机手。拿着每月五十块钱工资，在当地堪称“高收入一族”的他，有一天却突然借了一辆自行车，连夜狂奔了几十里路，去高考报名点填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放弃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备考中，终于考取了当地一所师范学院，走上了他之前还分外陌生的文学之路。以他自己的话说，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初衷，只是“走出山寨，看看外面的世界。”
同样是1978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女儿邓志典，也面临着重要的人生抉择：是继续在箱子厂工作？还是报名参加高考？她终于下决心选择了报考，可决心易下，备考却难。经过之前多年的生活浮沉，学校里的知识几乎忘光，比如复习物理的时候，她“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以至于为她补课的老师，都认为她“这样低的程度没法补课”。那段艰苦复习的日子，她下班后回家先睡觉，晚上十一点起来读书，终于在这一年高考里金榜题名。
而在比这稍早一些的1977年，中华大地上更出现了奇特的学习热潮，特别是1977年10月后，以学者苗生的话说，各种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补习班里的学生们，也不止有十七八岁的高中生，甚至还有下班后匆匆赶来的工人，已近中年胡子拉碴的大叔，以及抱着婴儿的母亲……所有的这些抉择、奋斗，也与一桩历史大事有关：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的10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事实上，在教育部正式宣布消息之前，关于“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早已在这年的春天开始流传，各种中学课本从滞销突然变得紧俏。一位高考亲历者李大兴这样形容：
“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恢复了！”——震荡着中国城乡间有志青年的耳鼓。
在海南黎母山林场，黄宏生在松涛阵阵间听到了命运来敲门的声音。在林场劳作了四年的他跑遍了海口的书店只为购买学习资料。那年他记得，自己通宵达旦地看书做题，最终考取了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之后，他成为了著名的“彩电大王”，开启了自己浮浮沉沉的创业生涯。从造家电到造车，大半辈子过去了，在南京溧水，开沃成了这位六十多岁的创业老兵的新事业。
同样是1978年。黄宏生考上了大学，俞敏洪却落榜了，一张“英语33 分”的成绩单让他的心跌落进谷底。关键时刻里，是母亲没有放弃他。这位智慧的母亲将农田上的俞敏洪拉回课堂。只是令重燃勇气的俞敏洪没有想到的是，第二次他又失败了，但还好他仍没有放弃。
1980年，俞敏洪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他在北大校园里轰轰烈烈创业之时，后来的“医药巨头”孙飘扬在中国药科大学化学制药专业毕业了，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钟慧娟。
八十年代来了，开启中国“公司元年”的1984年终于要来了。在江苏无锡，涌现出一大批轻工业企业。1983年，一纸调令传来，周海江的父亲周耀庭临危受命接受“烂摊子”——港下针织厂，而此时的周海江仍在为高考奋斗。两年之后，他考取了深圳大学，学习经济管理。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87年他被分配到南京河海大学任教，但很快，他回到了父亲创办的企业，成为江苏省首位辞去公职加入民营企业的大学生，在新华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大学教员周海江到乡镇企业展才华》中这样写道：
“小周并未为此而意志消沉，他坚信大学毕业生在乡镇企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与周海江相似，决定丢下“铁饭碗”加入创业大军的还有张近东。创立苏宁之前，拿着每月55.7元的工资，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的他在一家国有企业里做着文员工作。创立苏宁之后，他的名字被记录在中国零售史的辉煌篇章里，有媒体人这样评价：“一部中国零售史，半部看苏宁。”
南京宁海路的一处200平米的门面房上终于挂上了“苏宁交电”的牌子，而距离南京二百多公里的宿迁，有一位家境贫寒的青年在两年后成了宿迁的高考状元。副县长拿着大红花亲自到青年的家里，这个青年就是刘强东。
迈入千禧年，站在“世纪之交”的关口，高考迎来扩招浪潮。于敦德踩着时代的风口来到了东南大学的门口，数学系出身的他在校园里摸索着“先声网”的技术运营，毕业之后，他创办了途牛，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国旅游圈里最年轻的上市公司创始人兼CEO。
于敦德踏入校门的那一年，缪文彬恰巧离开校园。从南京大学毕业后的他，又远赴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攻读金融管理专业。留学期间，由他的父亲创办的企业双良节能成功在A股上市。一年之后，这位“海归”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企业。
从1977年算起，高考在质疑声与赞扬声中已走过了四十余年。1078万名学子迎来了人生的新转折点。只是在今天，人们对高考的价值判断已由单一走向多元。在老一辈的眼里，邓公的一句“恢复高考”在当时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这从黄宏生、俞敏洪、周海江等老一辈民营企业家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出，高考确确实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上学之艰难，只有老一辈民营企业家才深有感触。比如苏商“常青树”江宝全，“上学了”三个字是他最先学会的三个字，但终其一生，因为饥荒与贫困，他始终未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江宝全并非没有过机会，只是命运一次次与他开了玩笑。1974年，在江宁化肥厂负责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招生具体工作的他有了一次去浙大的机会。当时的招生老师也向厂方抛出了橄榄枝，但厂方却毅然决然地拒绝：“江宝全这么忙，哪有时间去上学？”在后来的回忆中，江宝全这样感慨：“我失去了最后的上学机会。”
尽管没能实现自己上学的愿望，但江宝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求。他曾在集团中提议：凡金箔集团职工子女考上大学者，全部发给助学奖金。名校三万；本科奖二万；大专奖一万，坚持了数年从未改变。
高考“请假条”
四、古代科举改变命运
说到高考能不能改变命运，我们还是先说说科举对人们命运的改变。
韩愈的科举之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一朝中第，从此便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是通过科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像张九龄、王维、岑参、元稹、白居易等等。所以韩愈拼了命地想要登科。
唐宋八大家
著名诗人、文学家韩愈，自幼便是一个有梦想，敢于追梦的人。由于幼年父母早逝，兄长有牵连到元载的案件之中，没多久也去世了。家道中落，日子清贫。自小便暗暗立志，要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要通过科举重振家声。
也正是因为想改变命运，想改变贫苦的现状。正是因为韩愈心中有梦，科举又使他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正是因为这些，一直在鞭策着韩愈在不断的努力和前行。才成就了韩愈，后来成为一代大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范进中举
范进半生贫穷困乏，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境地。他连考二十多次，没能进学。受人冷遇，遭人歧视，好不容易到54岁才勉强进了学，算个秀才。他丈人胡屠户骂他“现世宝”。他也只唯唯诺诺，怯懦地回答：“岳父见教的是。”有时被骂得“摸门不着”，甚至把臭痰吐他一脸，也没半点儿脾气。
当他中举那一天，他疯了，一边跑，一边拍手，一边大喊“噫，中了！”当他恢复过来，回到家里，岳父胡屠户对他毕恭毕敬，立即拿来四五千钱相贺。张乡绅也是又送房子又送银子，赶紧把范进巴结好。
虽然这是一篇带有讽刺意味的文章，但事实是在当时，范进中举前后的境遇截然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孙伏伽，唐高祖武德五年中状元，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在隋朝时就涉足官场，曾担任万年县（京师长安城内的两个县之一）法曹参军，负责审理刑狱和督捕奸盗，相当于现在的县政法委书记。
武德五年，天下初定，为了安抚人心和招纳贤才，唐高祖李渊下令举行开国第一场科举考试。孙伏伽凭借自己出色的才华，高中状元，成为古代科举史上的第一个状元。
状元
孙伏伽虽然是科举史上第一个状元，但他在史书上留下的印记并不多，新唐书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寥寥百字而已。其中有两点最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孙伏伽为民请命，直谏李渊，使得唐朝征收赋税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使贫苦的农民得到实惠。其二是孙伏伽以死相逼，劝阻唐太宗李世民外出游猎。后人赞其，直言敢谏，有魏征之风。
可惜孙伏伽的直谏并不得唐太宗李世民喜欢，反而令其非常烦恼。因为李世民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喋喋不休的魏征了，再来一个类似风格的孙伏伽，真就没有清静日子可过了。所以李世民虽然采纳了孙伏伽的谏言，但没多久，就找了一个理由，将孙伏伽外放到陕州当刺史。
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是刘春霖，满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中状元。刘春霖出生于河北省肃宁县，自幼聪慧过人，三十二岁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中状元第二年，刘春霖被满清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和直隶法政学校提调等职。
民国建立后，刘春霖曾在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锟的总统府任职，先后担任秘书厅厅长和直隶省教育厅厅长。他曾两次代表徐世昌大总统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名噪一时。北洋政府倒台后，刘春霖辞职归隐，以诗书自娱。
刘春霖
七七事变后，日伪人员多次拉拢刘春霖，希望他出任伪职。当时的刘春霖虽然穷困潦倒，贫困不堪，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坚守气节。哪怕日伪政府派兵抄了他的家，他也未屈膝折腰。
公元1905年，也就是刘春霖中状元的第二年，满清政府宣布全面取消科举考试，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就此消亡。因此刘春霖是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因为状元是读书人中的第一人，所以刘春霖被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
刘春霖虽然在官场上建树不大，但他在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尤其是书画之道，刘春霖堪称一代宗师。
“科举制”通过相对公平的方式，为统治者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精英，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实现了社会上下阶层的有效流通，巩固了专制皇权。但后来发展至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也埋没了不少人才。许多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麻醉在“学而优则仕”的氛围当中，科场上屡战屡败，终老也未获得半纸功名，科举考试成为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
和科举相比，虽然如今的高考与之有颇多相似。但是，在充满了各种机会的当下，高考并不是学生们漫漫人生的唯一出路，而是一次自我未来选择的方式。更多的莘莘学子通过这场考试走向了精彩绝伦、与众不同的人生。恰如此刻正在书写这篇文章的我，回想起高考那段过往，它带给我的并不是什么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之后的惊喜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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