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维是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小国，因其境内的马拉维湖而得名。该国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史前时期，先民们就在此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公元300年左右，首批移民来到这里，带来早期铁器文化。伴随班图人大迁徙的浪潮，13-16世纪，部分班图人开始进入马拉维湖西北部地区进行定居。班图人带来的先进铁器和农耕技术导致当地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6世纪中后期，马拉维王国已经在此建立。
马拉维王国形成后，建构起以“王国”和“王权”为中心的层层分封的统治结构，国王通过加强中央集权，保证了国家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有效运行。16世纪和17世纪，马拉维王国处于鼎盛时期，政治结构稳定，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地区，如同15-16世纪南部非洲地区的姆塔帕国家那样强盛。
马拉维王国的建立与强盛时期(16世纪-17世纪末)
虽然公元3世纪开始，马拉维地区就已经有早期铁器文化的卡富拉人生活定居。然而，自部分班图人带着先进铁器和农耕技术来到该地区后，马拉维的政治和历史进程才得到空前跃升。13-16世纪，班图人的一支菲里人迁徙到马拉维湖的西北部地区，经过与当地卡富拉人的融合，于16世纪建立起政治化程度较高的马拉维王国。第一位国王马济济·卡龙加统治时期，马拉维王国初步确立起以“王权”为核心的分封制国家管理体制。
16世纪末，穆祖拉继承王位，成为马拉维王国的第二位国王。穆祖拉本人雄才大略，经过励精图治，国家迅速强盛起来。他在位期间，在政治、司法、贸易、宗教、军事等各方面不断强化王国统治和王权意识，对内打击地方实权势力的过度膨胀，对外则开疆拓土，扩展王国在该地区的影响。马拉维王国的统治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从王国的缘起及其统治制度中，可以看出早期马拉维人对于国家的基本认知。
16世纪赞比西河下游地区为何会出现马拉维王国？
16世纪，随着班图人迁徙活动的频繁，南部非洲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巨大变迁。这些显著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明显加快，具有较高程度的国家政治体制开始在赞比西河地区出现，马拉维王国就是其中的典范。那么，13世纪到16世纪迁徙而来的菲里人为何能够建立起马拉维王国？为何不是当地处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原住民卡富拉人呢？事实上，马拉维王国的缘起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同当地原住民卡富拉人相比而言，菲里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卡富拉人居住在洞穴之中，口述资料认为他们依靠狩猎为生；考古发掘则证实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依靠蔬菜和谷物为生。他们的生产工具落后，绝大部分为石器，只有少量的铁器。
卡富拉人同菲里人相比，差距较为悬殊。口述资料显示，菲里人身材高大健壮，耳垂穿孔。他们到来后，带来先进的冶铁和农耕技术。他们善于冶铁，锻造出大量的铁锄、铁箭和精致的宽刃矛，并将它们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菲里人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还从事畜牧养殖和猎象活动。先进的铁制工具用于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对外象牙贸易的明显增长。当地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和对外象牙贸易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使得菲里人迅速累积起大量的社会财富，并逐渐居于统治地位。社会结构因之发生突变，社会分化现象严重，私有制和阶级开始出现，这些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同时，菲里人在大迁徙的浪潮中早已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网作为基层的政治组织形式，有助于推动国家组织体系的创建。
马拉维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马拉维湖周边和南部希雷高地的土壤肥沃，雨量充沛，灌溉便利，水草肥美，特别适宜于农业生产和游牧活动。同时，菲里人带来了先进的铁制工具和农业生产技术，这些积极因素的结合促使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后，该地区的人口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人口的急剧增殖成为马拉维王国得以建立的重要保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剩余产品的出现是早期国家建立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马拉维地区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参与剩余产品生产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剩余产品的持续累积，则为马拉维王国的出现提供了适当的经济基础。
早在公元900年左右，“赞比西河以北的非洲人社会就已经和沿海商人在沿比西河各商业据点进行象牙和其它商品的贸易。”马拉维的芒廷巴己经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这里人口密集，有来自周边地区的葡萄牙商人在此从事商品贸易活动。菲里人善于贸易，他们输出毛皮和象牙，进口布匹和串珠，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他们的手中。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菲里人的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成为当地的统治阶级。
为确保象牙、毛皮等贸易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达到绵延不断，马拉维湖南岸和非洲东海之间经由希雷河-赞比西河系日益增长的象牙贸易急需政权组织进行维护和控制。菲里人占据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最终在卡龙加的领导下建立起马拉维王国。
根据奇契瓦人的口述资料，迁徙而来的菲里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农耕技术。他们刚开始同当地的卡富拉人的冲突不断，战争频繁，并且维持了较长时间。随后，由于各种原因，菲里人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之中。卡富拉人从自己先辈那里得到这样的说法，他们同新来的移民通婚，并逐渐被他们同化。同时，菲里人将该地区松散的小群落组织凝结成具有纽带作用的社会结构网，双方建立起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卡富拉人则 始接受菲里人作为该地区的统治者，服从他们的领导，这为马拉维早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马拉维王国解体之时，英国殖民者打着消除奴隶贸易的旗号，趁机向马拉维渗透和扩张。尤其是传教士在整个侵略过程中充当了先锋，1858年，传教士利文斯先后4次探索马拉维湖地区，并希望在此建立一个中非高地的殖民地带，后来他便在马戈梅罗建立了传教站点。此后不久，英国驻莫桑比克领事埃尔顿上校也造访了马拉维，还成立了一个“非洲湖区公司”，随这家公司而来的是欧洲的商人、种植园主和以平民身份出现的青年陆军军官。
英属中非保护国的建立，给英国意识传播创造了机会
1884年柏林会议后，欧洲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英国和葡萄牙竞相争夺马拉维。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三角洲试图把英国传教会排挤出去，而把葡萄牙的主权扩张到马拉1891年6月，英国外交部与英国南非公司签订协议，规定了保护国的西部边界。至此，英国殖民部正式宣布这一地区为“英属中非保护国”，哈里·约翰斯顿被任命为女王驻英属中非保护国的专员兼赞比西河以北英国势力范围的总领事。英属中非保护国的东部边界抵达尼亚萨湖的东岸，西部边界是同英国南非公司进行商业贸易的结果，北部边界是英国以赫尔果兰为筹码换取德国让步形成的，南部边界是英国为了取得马尼卡兰（现津巴布韦的一部分）而把一片土地让给葡萄牙人的结果。英属中非保护国的边界大致就是今天马拉维的边界，这显然是列强争夺的结果。
物极必反，殖民压迫到极致就是“反殖民”民族意识的崛起
英国的殖民统治往往不自觉地完成“双重使命”的任务，英国在马拉维的殖民统治也是这样。一方面，英国的殖民统治给马拉维社会带来了灾难，马拉维民众受到殖民统治的政治高压和经济压榨，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另一方面，英国的殖民统治将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思想、交通工具、技术设备等引进马拉维，促进了马拉维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激发了马拉维民族意识的产生。
英属尼亚萨兰时期，殖民当局对马拉维实行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政治方面，殖民当局对国内秩序进行整饬，打击威胁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力量，镇压1915年的民族大起义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为节约开支，提高管理效率，殖民当局还推出“间接统治”的政治制度。如1933年，马拉维通过了《土著权力条例》和《土著法庭条例》，这样就奠定了“间接统治”的制度基础。各部族酋长的权力看似巨大，实则受到殖民政府的高度压制，国家大权还是掌控在殖民当局手中。这种象征性的“尊重”，实则是蒙蔽民众的把戏而已，当局还排斥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构，唯恐他们民族主义情绪滋长。
经济方面，英国殖民当局强征赋税、推行白人土地所有制和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制度、掠夺廉价劳动力。殖民当局征收的苛捐杂税中，茅屋税较具代表性。1910年，每间茅屋税已从3便士增至6便士。殖民当局将土地出售给白人主国还实行单一经济作物的耕种制度，主要种植咖啡、茶叶、烟草和棉花等。农业生产主要为殖民当局服务，英国棉花种植协设定价格强征全国的棉花，而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往往被压的很低，殖民当局的经济掠夺激起马拉维民众的强烈不满，民族主义情绪开始不断高涨。
英国殖民统治将西方现代国家的管理制度引入马拉维，客观上促进了马拉维社会的转型和民众思想观念的更新。因为英属尼亚萨兰还设有行政议会，建立了从总督到部级、地区分级管理的政治制度。当时的尼亚萨兰划分为12个区行政单位，每个区还设有专职的收税员，职权包括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并依据法律进行直接统治。
加上英属尼亚萨兰现代国家政府机构不断完善，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走进政府机构当中，频繁地参与政治事务，促使他们在“放眼全国的基础上来关心政治，不复局限于部族的水平，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客观上唤醒了马拉维民族意识的觉醒。
宗教与教育的催化，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马拉维人历来信仰繁杂，约75%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2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信奉印度教的居民占0.1%，其余信奉传统宗教。西方传教士对马拉维宗教的影响是巨大的，19世纪下半叶，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士相继来到马拉维传教。
基督教义的传播，有关“自由”的思想出现
首先进入马拉维的是苏格兰人，他们向马拉维派出传教团的是中非大学传教团、苏格兰自由教派和苏格兰国立教派，中非大学传教团于1859年由主教查尔斯·弗·麦肯齐在英格兰创立，并在1861年选择马戈梅罗，也就是前文说的传教站点作为主要传教基地。
随着“利文斯敦尼亚传教会”的成立，马拉维境内迅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天主教等传教团体。这些传教团体在马拉维设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们呼吁禁止奴隶贸易，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反抗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思想很自然地在马拉维民众的头脑中形成。
由于传教团体较多，基督教在马拉维境内得到了广泛传播，约80%以上的马拉维人都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基督教宣扬的进步思想，激励着马拉维民众对平等、自由等的渴望，推动着马拉维民族意识的萌芽。英属中非保护国的成立及其现代国家边界确立后，马拉维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实体基本成形，基督教教义及其进步思想对马拉维人的影响较大，接受过新思想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自身的民族认同、民族自尊和自立等问题。
传教的另一种意识影响——教育孵化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进行传教的同时，还主动兴办教会学校和进行现代教育，利文斯敦尼亚、苏格兰布兰太尔等传教团体在各地均设有教会学校。1900年，利文斯敦尼亚教会学校就培养了大部分的初中以上学生和多半的小学；比如恩格尼人地区，1904年，学校有134所，学生有9000余人；到1909年，学校达到150所，学生增至12000人。
传教团体还创办高等学校，奥威尔托恩学院主要培养教师、公务员、技术人员等，而圣迈克尔大学重在培养小学教师。至1927年，英国圣公会办有学校163所；荷兰改良传教会办有727所；苏格兰教会办有343所；利文斯敦尼亚教会办有399所。另外，教会学校还设置专门的技术培训班，教授学员打铁、水木、印刷、装订和电报等课程。
毕业的学生纷纷走进学校、政府、医院等机构，他们的现代意识和民族意识在工作中逐渐提高。苏格兰教会发行的首份现代杂志《生活和工作》，经常抨击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客观上也在催生马拉维民族意识的萌发。
教会学校为马拉维培养了大量懂得现代思想和技术知识的人才，他们的民族意识浓厚，逐渐成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坚力量，推动着马拉维民族主义的发展。
一战前“泛非主义”意识的出现
由于基督教礼会宣扬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1892年，奇伦布韦结识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约瑟夫·布思，两人均对白人教会横行霸道的行为极为不满，他深受布思进步思想的影响。随后，奇伦布韦跟从布思前往英国和美国进行游历和学习。美国黑人反抗白人种族歧视的斗争给他以极大的鼓舞，他开始接受“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泛非主义政治思想，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殖民统治和白人特权。
回国之后，他开始创立非洲人自己的教会“非洲浸礼教会"，传播基督教的进步思想和泛非主义的政治理念，向马拉维人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启迪马拉维人的反抗意识。他深知马拉维人的痛楚，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对马拉维农民和工人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为此，他还创办了马拉维独立的基础教育、种植园业和医院等，旨在促进马拉维人的自我认同。奇伦布韦“泛非主义”思想在马拉维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马拉维民族主义思想的诞生。
多伦布韦被称为马拉维民族独立的政治先驱，1915年，他以“基督教”作为旗帜领导了马拉维历史上首次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运动。
二战后“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
英属尼亚萨兰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不断涌现。在白人种植园进行劳作和在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等国厂矿工作的马拉维人，长期遭受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经济压榨，他们的反抗意识持续不断，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开始萌发。马拉维人纷纷组织成立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用以表达对殖民当局的不满，并借此诉 诸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发出劳工们的声音。
这种诉求一直周旋到1944年，马拉维各土著协会进行了合并。桑加拉发起成立了马拉维全国统一的政党组织“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在各地设立分会，会员还发展到了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工人群体之中。“团结”是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核心内容，国民大会的政治理念是通过非暴力的议会斗争方式争取民族解放,实现英属尼亚萨兰的自治。它的政治诉求包括允许马拉维人代表进 入政府机构，谴责种族歧视和种族壁垒，追求民主权利等。
长达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兴起、发展到成熟，终于让尼萨兰走上了宣告独立的道路，1964年改名为马拉维，并在两年后宣布成立共和国。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意义重大，因为它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也将持续推动着马拉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平心而论，马拉维境内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具备发展经济的优势条件。其中，已探明的钛矿储量约为15亿吨，煤炭储量约为2亿吨，高品质铀矿储量约为1.2亿吨，铁、锶、黄金、钻石、石棉、石墨、铝矾土、磷酸盐、磷灰石、石灰石的储量也相当可观。除此之外，马拉维还富含水力、渔业和森林资源，并盛产烟草、棉花、玉米等作物，其中烟草出口占国家外汇收入70%。
马拉维湖风光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上述资源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开发的话，马拉维完全有资格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由于马拉维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水平落后，加之吏治腐败、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导致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始终无法摆脱赤贫状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马拉维2018年的人均GDP仅有389美元（约合2723元人民币），人均日收入只有7.5元，是南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亦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经济发展困难导致马拉维民生维艰，给社会保障带来难题，从而严重削弱民众的幸福感。截至2018年，马拉维贫困率高达70.3%，失业率高达28%，文盲率高达37.9%，国民营养不良率达18.8%，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2.4‰，艾滋病感染率为9.2%，人均寿命仅有38岁，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9年度人文发展指数，马拉维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72位，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
利隆圭
在无力独自解决生存难题的情况下，向外国或国际组织寻求援助，便成为马拉维政府的“不二之选”。在众多的援助当中，欧盟、英国、美国、世界银行、日本的援助额常年占据前五，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量的外援固然有利于帮助马拉维度过重重难关，但并没有在实质上消除它贫穷落后的根源，要想实现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关键还得靠自己。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马拉维政府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在努力缓和跟西方国家关系（先前因吏治腐败被西方冻结援助）、着力争取外援的同时，还陆续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并大力惩治腐败现象，使得马拉维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财政收入略有增加。然而，由于马拉维国内问题太多、积重难返，要想彻底摆脱贫穷、走向小康，恐怕还有相当漫长一段路要走。
汶川地震后的场景
最后说个题外话。马拉维虽然穷的叮当响，但却曾做出一件让中国人感动的“大事情”。原来，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马拉维政府一次性向中国捐款40.12万元人民币，帮助我国赈灾。虽然跟沙特援助的5000万美元现金和1000万美元物资相比，马拉维的援助根本不值一提，但考虑到这个国家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事实，实在是难能可贵。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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