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玺印的使用在先秦时已经非常普遍,尊卑玺印皆可称之为玺。秦朝统一后,建立了皇帝制度,为突出皇权,规定仅天子之印称玺。唐武后时称玺为宝,之后玺、宝之称并用。明代帝、后、太子、亲王之印皆称为宝,其他皇家眷属及朝廷百官之印信仍称为印,但其皆有严格的形制规定。
秦朝一枚传国玺+六玺
唐代一枚传国玺+八玺
宋朝十四宝
元朝八宝
明二十四宝
清二十五宝
而酷爱文学、书法、爱作诗爱题字爱盖章的乾隆皇帝,所拥有的玺印(国宝、名章、闲章),达到1800多方......
其中他亲自考定、规范的二十五宝玺中,有一方“皇帝亲亲之宝”,名字读之令人莞尔,实际上,“皇帝亲亲之宝”的名称,并不是乾隆所创。那么各朝玺印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何数量相差如此之大?名字又如此稀奇?
在之前文章“把朕的天子宝印拿来”·等等,天子宝印居然有这么多?中我们曾提到,自秦至隋,皇帝有六玺及一枚传国玺,传国玺几乎无实用,其余六方,不同玺的功用不同。
之后各代皇帝对玺的数量和功用有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国力、时局等条件会对玺印的数量、材质造成影响。一般而言,盛世之下,皇帝的宝玺数量相对较多,即使不增加具有权力的“公章”,他们也会刻制一些闲章,供欣赏把玩。
《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玺〉记载:“天子有传国玺及八玺,皆玉为之。‘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可看出,唐时皇帝拥有的玺印已从六方变为八方,均为玉质,名称与功能均袭自秦,没有较大更改。武则天称帝时,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不称“玺”而改称“宝”,之后历朝“玺”“宝”均有使用,多用“宝”。
到了宋朝,玺印制度屡有更改。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八宝,政和七年(1117年)又制了一方“定命宝”,一共九宝,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御宝制度才完备,共14方,分别为镇国神宝、受命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大宋受命之宝、定命宝、大宋受命中兴之宝(以上皆玉制)、皇亲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以上为金铸),十四宝大小不同,钮有螭、虎之分。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制皇帝宝玺,相继刻制了十七宝,后因火一部分被毁,嘉靖时,补造了十七宝并新制七宝,共二十四宝,沿用到明朝结束。二十四宝名为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明代皇帝的宝玺继承了宋元宝玺的形制,有所增广,命名时玺、宝并用,并第一次出现了“皇帝亲亲之宝”。
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时期,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后改金为大清国,宝玺名称多依明制,随着国力日盛,与汉族的融合日益增多,宝玺中出现了汉字,玺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他宝玺开始满汉文并用,数量亦有增加。
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收藏在交泰殿的皇帝宝玺,已有三十九方之多。其许多宝玺名称与明代皇帝的前十七宝相同或相近,乾隆皇帝“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将皇帝宝玺核定为25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二十五宝之名及功用如下:
“大清受命之宝”,昭示大清的大统乃为天授;
“皇帝奉天之宝”,昭示皇帝乃是依奉天意行事;
“大清嗣天子宝”,昭示皇权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皇帝之宝”(青玉)用于遇到特别的喜庆或丧事,发布赦免罪犯或减刑的诏书;
“皇帝之宝”(栴檀香木),则昭示皇帝的威严;
“天子之宝”用于祭祀诸神;
“皇帝尊亲之宝”用于褒封赞美的称号;
“皇帝亲亲之宝”用于颁发给宗族的诏书;
“皇帝行宝”用以颁封赏赐;
“皇帝信宝”用于征调兵马;
“天子行宝”用于封赏少数民族;
“天子信宝”用于给地方政府下命令;
“敬天勤民之宝”用于告谕入朝谒见的外臣;
“制诰之宝”用于告谕朝中大臣;
“垂训之宝”用于宣扬国家的法制和礼仪;
“命德之宝”用于奖掖忠良;
“钦文之玺”用于礼乐法度;
“表章经史之宝”用于尊崇古训;
“巡狩天下之宝”用于出外巡视;
“讨罪安民之宝”用于讨伐宣战;
“制驭六师之宝”用于处理军旅中事;
“敕正万邦之宝”用于告谕外国;
“敕正万国之宝”用于告谕四方;
“广运之宝”用于在重要公文上面封缄加标记
前4方为传国玺宝,轻易不得动用,25方宝玺中,使用最多的为栴檀香木质地的“皇帝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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