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玺印的使用在先秦时已经非常普遍，尊卑玺印皆可称之为玺。秦朝统一后，建立了皇帝制度，为突出皇权，规定仅天子之印称玺。唐武后时称玺为宝，之后玺、宝之称并用。明代帝、后、太子、亲王之印皆称为宝，其他皇家眷属及朝廷百官之印信仍称为印，但其皆有严格的形制规定。
秦朝一枚传国玺+六玺
唐代一枚传国玺+八玺
宋朝十四宝
元朝八宝
明二十四宝
清二十五宝
而酷爱文学、书法、爱作诗爱题字爱盖章的乾隆皇帝，所拥有的玺印（国宝、名章、闲章），达到1800多方......
其中他亲自考定、规范的二十五宝玺中，有一方“皇帝亲亲之宝”，名字读之令人莞尔，实际上，“皇帝亲亲之宝”的名称，并不是乾隆所创。那么各朝玺印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何数量相差如此之大？名字又如此稀奇？
在之前文章“把朕的天子宝印拿来”·等等，天子宝印居然有这么多？中我们曾提到，自秦至隋，皇帝有六玺及一枚传国玺，传国玺几乎无实用，其余六方，不同玺的功用不同。
之后各代皇帝对玺的数量和功用有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国力、时局等条件会对玺印的数量、材质造成影响。一般而言，盛世之下，皇帝的宝玺数量相对较多，即使不增加具有权力的“公章”，他们也会刻制一些闲章，供欣赏把玩。
《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玺〉记载：“天子有传国玺及八玺，皆玉为之。‘神玺’以镇中国，藏而不用。‘受命玺’以封禅礼神，‘皇帝行玺’以报王公书，‘皇帝之玺’以劳王公，‘皇帝信玺’以召王公，‘天子行玺’以报四夷书，‘天子之玺’以劳四夷，‘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可看出，唐时皇帝拥有的玺印已从六方变为八方，均为玉质，名称与功能均袭自秦，没有较大更改。武则天称帝时，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不称“玺”而改称“宝”，之后历朝“玺”“宝”均有使用，多用“宝”。
到了宋朝，玺印制度屡有更改。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八宝，政和七年（1117年）又制了一方“定命宝”，一共九宝，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御宝制度才完备，共14方，分别为镇国神宝、受命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大宋受命之宝、定命宝、大宋受命中兴之宝（以上皆玉制）、皇亲钦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以上为金铸），十四宝大小不同，钮有螭、虎之分。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制皇帝宝玺，相继刻制了十七宝，后因火一部分被毁，嘉靖时，补造了十七宝并新制七宝，共二十四宝，沿用到明朝结束。二十四宝名为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明代皇帝的宝玺继承了宋元宝玺的形制，有所增广，命名时玺、宝并用，并第一次出现了“皇帝亲亲之宝”。
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时期，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后改金为大清国，宝玺名称多依明制，随着国力日盛，与汉族的融合日益增多，宝玺中出现了汉字，玺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他宝玺开始满汉文并用，数量亦有增加。
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收藏在交泰殿的皇帝宝玺，已有三十九方之多。其许多宝玺名称与明代皇帝的前十七宝相同或相近，乾隆皇帝“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将皇帝宝玺核定为25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二十五宝之名及功用如下：
“大清受命之宝”，昭示大清的大统乃为天授；
“皇帝奉天之宝”，昭示皇帝乃是依奉天意行事；
“大清嗣天子宝”，昭示皇权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皇帝之宝”（青玉）用于遇到特别的喜庆或丧事，发布赦免罪犯或减刑的诏书；
“皇帝之宝”（栴檀香木），则昭示皇帝的威严；
“天子之宝”用于祭祀诸神；
“皇帝尊亲之宝”用于褒封赞美的称号；
“皇帝亲亲之宝”用于颁发给宗族的诏书；
“皇帝行宝”用以颁封赏赐；
“皇帝信宝”用于征调兵马；
“天子行宝”用于封赏少数民族；
“天子信宝”用于给地方政府下命令；
“敬天勤民之宝”用于告谕入朝谒见的外臣；
“制诰之宝”用于告谕朝中大臣；
“垂训之宝”用于宣扬国家的法制和礼仪；
“命德之宝”用于奖掖忠良；
“钦文之玺”用于礼乐法度；
“表章经史之宝”用于尊崇古训；
“巡狩天下之宝”用于出外巡视；
“讨罪安民之宝”用于讨伐宣战；
“制驭六师之宝”用于处理军旅中事；
“敕正万邦之宝”用于告谕外国；
“敕正万国之宝”用于告谕四方；
“广运之宝”用于在重要公文上面封缄加标记
前4方为传国玺宝，轻易不得动用，25方宝玺中，使用最多的为栴檀香木质地的“皇帝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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